张贤亮，中国文坛最为人熟知的名字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发表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进入90年代后，他又因创建西部影城、出卖荒凉而名满华夏……他的笔下永远泛动着中国文人不变的激情。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12月生于南京，曾在重庆、上海、南京、北京读小学及中学，1955年从北京移民到宁夏贺兰县务农，1956年在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任语文教员。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杂志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到宁夏文联任编辑，专业作家。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有《张贤亮选集》四卷、《感隋的历程》四卷及《张贤亮作品精萃》七册等多种文集出版。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河的子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青春期》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80年的《灵与肉》、1983年的《肖尔布拉克》、1984年的《绿化树》)，多次获得省区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代表作被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发行，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

前言 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冯剑华

序 再造之德/郭文斌

特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灵与肉

 肖尔布拉克

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

 绿化树

 早安！朋友

代跋 宁夏有个镇北堡

张贤亮创作要目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斜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得很滋润。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40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瑟瑟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梁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

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得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火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漂走了。我说哪有那么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语文差点，特别对古汉语，怎么都学不会。那时所谓的古汉语不过是《愚公移山》《卖炭翁》和杜甫的“三离三别”一类诗文。这倒是我的强项，我就给她解释了几个疑难词句，她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放的水已经流到田里，顾不上裤子还没烤干就要去干活了。告别时，她问我姓名住址，我想这也没什么关系，就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她竟提着一个柳编篮子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我下工，远远看见她坐在我宿舍门口，那辆引人注目的飞鸽牌自行车立在墙边。当时，我和一个60多岁的贫农老汉同住一间土屋，贫农老汉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但见我来了客人，却识趣地走开了。于是我们边吃她带来的鸡蛋和烙饼边聊古文，我还记得是葱油饼，真的很香，我吃饱了，也到下午上工时间。她走后，我再没见过她。

虽然我40岁还孤身只影，从未与女性有过交往，但那时并未想入非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料到大约半个月后，突然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来找我，也是先蹲在土房门口等，自行车靠在墙上。见我来了，忽地站起来，气势汹汹的模样，仿佛是来兴师问罪。我把他们让进屋，贫农老汉又出去了。他俩是她的哥哥，两人你一言他一语交替说了来意，我才听明白原来是她家要给她提亲，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说她已经找好了“对象”，“对象”就是我，天天闹着要来找我，现在已经被家里“看起来”了。  “对象”一词在当时比现在说的“男朋友”更进一层，直白说就是“未婚夫”。这就严重了。我把我和她认识的过程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身份”亮出来，申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两人听了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下。年纪大点的说，今天咱们看到你这个样子，年纪虽然大了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你的“成分高”了，咱们家是“贫贫的贫农”，又是公社干部，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为了她好，劝我不要再跟她来往。“她来了你就躲开”。

气氛很快缓和了。因为我对“帽子”已满不在乎，戴在头上仍优哉游哉，所以当年我虽然衣衫褴褛，可是我“这个样子”用“气宇轩昂”来形容或许夸张，但也绝非猥鄙狼狈之相，至少在他们眼里，身强力壮又有文化的我，“商业价值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是个好劳动力。两个哥哥开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啧啧！‘成分高’了！啧啧！‘成分高’了！”好像不是“成分高”，这倒是门不错的亲事。临走，给我留下他们身上带的两盒“大前门”香烟，每盒都还剩十几支。

如果我的“成分好”，我这个40岁的人就能娶个18岁的姑娘做老婆。当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坏处想，想的总是眼前的美事。这一来，反而使我怀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静，我的滋润，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对我幸福的阻碍。

我想，她到过我这间四壁萧条的土房，房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葱油饼；土炕上的被褥与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烂棉花；农场发给我的军绿色棉袄扣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绳，大冬天没棉鞋，也没袜子，光着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牌”胶鞋，一目了然地赤贫如洗。而公社干部家庭出身的她(当年的公社干部等于农村的土皇帝)，一个“贫贫的贫农”，一个“贵族小姐”，且不提什么“身份”“成分”，仅那辆自行车就需要二百张“工业品券”才买得到。那天她光临我土房的情景，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小姐开着敞篷的法拉利到农民工破烂的工棚。我俩的贫富差距可说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对我却如此钟情，非我不嫁，真可说是我落魄中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想到我与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想到她被“看起来”了的心情，《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写照吗？她给了我温暖，也使我好几晚上失眠，如《西厢记》中写的“千百遍捣床捶枕”。

我竟开始想女人从而抱怨起“帽子”来。

后来，在谢晋要把我的小说《灵与肉》搬上银幕，拍摄《牧马人》之前，谢晋拿来一摞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哪个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张张地翻到丛珊，仿佛看到她一点影子。

“就是她了！”我说。

因为在戴“帽子”生活中突然闯入女人，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身份”还有女人垂青，我终于在第二年即1977年4l岁时与同一生产队、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同居。

我戴有多重“帽子”，女方也戴有“帽子”，我们都属“另类”，两人只要你情我愿，又不举办什么婚礼，也没资格举办婚礼，搬到一间土坯房住在一起，生产队长点了头就算批准，连法律手续也不需办。这又是当“分子”的好处：“身份识别系统”中被管制的人相互“交配”，好像不需要什么“正式文件”。我用“交配”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这类人在“贵族”眼中和牛马差不了多少。

监视我的老汉搬了出去，土房中弥漫着温馨。四壁糊的报纸比今天进口的墙纸还漂亮，既美观又可帮助我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土炕靠头的墙上贴着大号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然而，我仅有的几件衣服：一件破棉袄，一件破军绿色单上衣，一件破衬衫，一条破棉裤，一条膝盖上烂了洞的单裤全都有了纽扣，破洞也都整整齐齐地补上补了。补丁补得还非常艺术，边缘像缝纫机踏出的一样密集整齐。我20年来没有穿过内衣内裤，脱下外衣就是皮肉，和“坏分子”同居后竟然有了背心和裤衩。尽管是用日本尿素的化纤包装袋缝的，却很贴身。她又捡了好多作为劳保用品的旧白线手套，一根一根拆出线来，织了一双白线袜(我们没有购买袜子所需要的“工业品券”)，使我20年来第一次穿上袜子。

中午或晚上加班，我的“坏分子”会给我送饭来。远远地看到她提着篮子从田埂上婀娜多姿地走来，还没吃到饭已感到秀色可餐。她偎依着我坐在田埂上替我从篮子里端出饭菜，在田野的风中，她的风鬟雾鬓，眉黛青颦一展无余。原来这就是女人，女“坏分子”也是女人，而且是出众的女人！

这就是“身份识别制度”的悖论：“身份识别系统”中“坏”的总是好的。P18-22

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大江南北，春风浩荡，春意盎然，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同样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一时间佳作迭出，群星璀璨，照亮了文学的天空。1980年，改刊不久的《朔方》文学月刊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旋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的前身)，紧接着由著名剧作家李准改编、著名导演谢晋拍摄成电影《牧马人》在全国放映。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许灵均通过对自己一生艰难曲折道路的回顾，面对出国问题作出毅然抉择，他决定永远留在祖国的西北，他要在劳动人民中间继续汲取丰富的生活养分，从而完成了一次世界观的升华。老作家丁玲在读了《灵与肉》之后，非常诚挚地说：“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而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作品也因此被称为”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小说《灵与肉》的发表，以及电影《牧马人》的上演，使人们知道了偏远的宁夏有一个张贤亮，更有很多人通过张贤亮知道了偏远的宁夏。上世纪50年代，张贤亮因一首《大风歌》获咎，历尽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之后更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监役和牢狱之苦，真正是在清水里、血水里、碱水里泡过、浴过、煮过。但当历史一旦结束了它灾难的局面，翻开新的篇章之后，张贤亮便带着心灵的创伤和思想的成熟，令人惊异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视线里。自《灵与肉》之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是中篇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龙种》……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得到好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张贤亮频频地捧回一本又一本获奖证书，被人们戏称为“获奖专业户”。著名评论家阎纲以《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为题，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出一种“井喷”状态，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其作品因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探索，一次又一次引起反响，影响波及世界文坛。无论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题材都是重大的，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而且，作家对此也有着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个拥有资本家出身背景的知识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仅得到平反，同时又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于是，他用自己思索的充满智慧的大脑，自觉超越苦难的历程，在真理的天堂里寻找并试求解答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此感恩祖国和人民。

张贤亮是一个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家，这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情和个人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长期生活在底层，来自劳动人民的温馨、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给予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情感因素。所有这些经过作家的不断过滤、提炼和升华，便唱出了一支支“夜莺般的歌”、“雄鹰般的歌”和“大风歌”。譬如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作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章永璘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坎坷命运，经过苦难的历程，章永璘终于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样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唯物主义的启示录。作品既有西北大地浓烈的黄土气息，又有偏远高原农村朴素的风情画卷，同时通过人物关系的交织和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章永璘、农村妇女马缨花等诸多鲜活生动的形象。尤其是大量精到传神的细节描写，使得作品丰盈充实、酣畅淋漓，既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绿化树》因此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属情理之中。

张贤亮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他的作品极少浮响肤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唯物主义启示录”的又一部重头作品，小说通过章永璘和黄香久两个人的感情波澜，反映了他们命运的起伏。这部作品是新时期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也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富于哲理而广为流传。《早安！朋友》是张贤亮转变题材的一部开拓之作，小说以一位女中学生的真实日记作为原始素材，并在大量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而尖锐地层示了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心态，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前途理想的探求和青春期的性觉醒。这当然首先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独到的观察和认知，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运用了更加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的作品，描写一个在新疆跑长途的汽车司机和一个上海女知青，他们偶然相遇又一路同行，在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相互倾诉和安慰，终于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小说语言质朴无华，娓娓道来，虽然揭示了人性的美好和温暖，却令读者唏嘘不己，很具艺术感染力。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自觉而深刻地叙写了民间的喜怒哀乐，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温情，也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

作为作家，张贤亮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在全国已经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也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意义系统。就西部作家的创作来看，是张贤亮等人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就宁夏的文学创作而言，张贤亮毕竟不只是“一棵大树”，同时还是一个极具效应的鼓舞者和带动者。特别是宁夏青年作家的成长及这个群体的形成，张贤亮功不可没。

自从张贤亮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之后，在这个领域，出现了长达将近二十年的空白期。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曾经不无调侃地说，是张贤亮拔掉了宁夏的风水。其实，就是在这许多年里，宁夏的青年作家们，凭借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沐浴着文学春天的阳光和雨露，在张贤亮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像一棵棵幼苗开始在文学的土壤里复苏、发芽、成长，经过艰苦的跋涉和磨砺，终于形成了以石舒清、陈继明、金瓯等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群，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以《遥想远方——宁夏“三棵树”》为题，给予高度评价。2001年，宁夏“三棵树”之一的石舒清，以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石舒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回族青年作家，上世纪60年代出生子宁夏西海固的海原县。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回回故事》就发表在《朔方》上，至今已经有几百万字的作品面世，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宁夏的文学界，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宁夏的作家终于“梅开二度”，又有人摘取了全国的最高文学奖。对于宁夏的青年作家们，是一次不小的震动和激励。

《清水里的刀子》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它的主题的深刻和敏锐，也得力于小说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推演。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将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赴死的牛之间的情感叙写得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惊心动魄。清水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作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它告诉读者，它既是清洁的，也是神圣的。这篇小说的获奖以及在文学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力，表明了石舒清在创作上的一次飞跃，给以西海固为创作母土的所谓“苦难文学”以洁净的精神内涵。

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大约在经历了初期那样一种拘谨和试探之后，用崭新的勇气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思考，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创作出了一批受到读者称赞的作品，如《虚日》《旱年》《农事诗》《果院》等，并且成了被各种选刊青睐的“大户”。其中的《农事诗》发表在《朔方》上，几经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作品描写的是西部农村日常劳动的一个片断，徐缓地记叙了农家生活的一幅恬淡的图画，就是将堆积的粪土拍碎后很均勻地撒到田里去，因为它过于日常，因而似乎显得单调。在劳动的过程中，寂寞之间偶有小小的喧闹，复又归于平静，却被作家叙述得感人至深。这显然是有着某种蕴蓄的，令人觉得这样一种代代相传的劳作，既近在眼前又恍若隔世，但生命的居所就是我们生生不息而又终其一生的土地，传达出一种静穆的情感，无疑包含着一种精神价值。这篇小说传导出来的信息，我以为同样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只不过它较之《清水里的刀子》更加超脱了，更加清洁了，因而也更加富于诗意。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西吉县的郭文斌，与石舒清年龄相差无几，又来自山川相连、人文相近的同一个地区，大约他们身上的气息也是相同的。给人的感觉却是，郭文斌”出道”似乎晚了些，直到2007年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不然。郭文斌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散文创作，而且收获颇丰，譬如他的散文集《空信封》，譬如几次获得过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大概始子新世纪之初，出手不凡。尤其是最近三年来，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被各种选刊转载，引起过不小的热评和争议。

作为从西海固农村走出来的作家，郭文斌自然也无法避免乡土对他的巨大影响。有所不同的是，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以空灵、简约、飘逸见长，使他的小说显得言简意丰、结构奇特，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着形而上的诗性追求。如《吉祥如意》，通过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觉，运用端午节上山采艾的细节描写，将一种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愉快、安详传递给了读者，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成长中的朦朦胧胧的伤感和无奈，展示了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理想和生存精神。郭文斌的小说大都采用童年视角展开叙述，这种手法的运用大约是为了避开成人世界的遮蔽，使小说的品格更为纯洁吧。

关于宁夏的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群以及他们的创作，我还想多说几句话。

众所周知，宁夏的西海固因穷困甲天下，就物质生活而言，鲜有可道之处；但就精神生活来说，西海固又是一片可资文学创作的沃土。因为长期在宁夏文联以及《朔方》编辑部工作，我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在致力于西海固文学和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培养，主持编发了他们相当大的数量的作品(这也许是出版社让我为这套丛书作序的最重要的理由吧)，内心始终处在一种感奋之中。我也曾经许多次到西海固，和那里的作者交流谈心，倾听他们的几多诉说，从生活到创作。和他们一样，我有时觉得欣慰，欣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可以写出有深情的作品；有时又觉得辛酸，辛酸的是同样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却在这样一片贫困的土地上终日劳作，物质的收获甚微。但是，他们生活得很清洁，很安详，很认真，很严肃，内心深处有一种“静”的力量。也许就是这种“静”的力量，终于催生了灿然的文学之花朵，向着大地和阳光绽放。

于是，这样一种现象和局面出现了：在宁夏青年作家群里，出自西海固的作家占了一半还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厚积而发的必然结果。那么，继石舒清之后，郭文斌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应该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多少年来，我们对宁夏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地处偏远的西北内陆，经济欠发达，社会发展滞后，尤其是西海固地区，以贫困落后和苦难而著称，等等。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直面和接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却持续地生长出了一片文学之林，由“三棵树”到目前葱郁的树林，由寂静而芬芳，终于营植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由此看来，就文学创作乃至文化而言，比较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某种不平衡的现象。为什么呢？与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与其特殊的自然依存关系以及生命意识有关。宁夏的作家大多出身农家，根植和成长于这片黄土地，对劳动者怀有深深的爱和同情，对生存的艰难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自然、乡土、生命三位一体。其二，与作家的心灵复杂程度有关，敏感、警觉、智慧，同时又是那么的本分、朴实、执著和坚韧。甚至包括对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困惑，宁夏的作家都会表现出一种宽容，将此纳入自己独特的逻辑理解。其实，作家与他人的生活的常态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索，对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境况以及心灵的不断审视和拷问。

正是宁夏这片充满神奇、积淀厚重的边塞大地，为宁夏文学的生长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养育了几代作家，让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从这里满怀深情地出发，热烈地奔向文学的崇高殿堂，不断向世人奉献出植根大地的，夹带着泥土芳香的，同时又是关注社会、关注生命意义的精品力作。也有人说，宁夏作家的创作过于迷恋“苦难”，写苦难太多，写乡村太多，似乎有一个总是摆脱不掉的情结。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宁夏的作家都怀有一种宗教的情怀，他们以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更多地流露善意，少有疾恶如仇，自然、土地、人民、生命，这些足以令我们敬畏的内容，就成为他们书写的主要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赞同这样的看法：相对于那种缺乏真实感和现实感，表面上却又是绚丽的消极写作方式，宁夏作家的创作是诚恳的，是厚实的，尽管有一些沉重，却有着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宗教般的神圣性。他们不仅仅是在“出卖”西部的荒凉，而是在西部荒凉的表象下寻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

对上述三位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宁夏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只是略作评价，蜻蜓点水式地进行一下梳理，给读者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线索而已。

要想了解或者是真正理解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是阅读他们的作品。道理也许很简单，这就是，小说(包括其他文学作品)带有作家的表情，这种表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然，这种表情也只能从作家的作品中看得出来，上述三位作家也莫不如此。恰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的不同，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作为读者，我欣赏这样的小说，就是希望作品中真善美的东西像一盏灯、一把火，将所有的黑暗都驱赶走，让人性的光芒照亮天空和大地。

上述三位作家的小说作品，相信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是为序。

2008年4月12日

(本文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杂志主编。)

张贤亮用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对生命的执著和对命运的顽强抗争，用自己的灵魂和血泪为我们留下了具有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精髓作品。

读者 杏花雨

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张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