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判明伪满洲国在日本进行侵略与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伪满洲国史的本质特征，应将各个重要史实置于各该当时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既要逐一分析认清基本历史史实，又必须展示附随于历史大环境发展演化的它本身的历史阶段性。为了做到纵横兼顾，每桩史实，只能在最可本质地显现其意义的阶段内集中阐述，以期重点突出，脉络清晰，展示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演化的规律性。解学诗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修订本)》将伪满洲国的特殊时空，划成四段进行剖析，力图活生生地揭示其兴亡的短命历史必然性。

笔者解学诗由于从1984年起具体主持和实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编辑工作，长达十余年驻在档案馆，从而在资料和时间上得有条件进一步从事伪满洲国史的研究工作，以致出版了《伪满洲国史新编(修订本)》。通过该书可以系统了解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行经，和中国人民遭受压迫、掠夺和奴役的悲惨情景。

凡例

绪章 本书基本思路与视点

 帝国主义军事殖民统治典型

 从具体变迁中看其迅速衰亡的历史必然

 历史现象质的规定性不应混淆

第一编 发动事变制造伪国（1931.9～1933.5）

 第一章 日本大陆“建国”政策

侵华决定步骤

刺进东北三把刀

“满蒙独立”阴谋

皇姑屯事件

武力发动准备

万宝山案与中村事件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

事变前夕

爆破铁路会攻奉天

长春激战吉林刀不血刃

江桥激战齐齐哈尔沦陷

西犯锦州北占哈尔滨

 第三章 伪满洲国面世

关东军执意建立“满蒙国”

策动三省汉奸“独立”

溥仪潜离天津

刺刀导演“建国”丑剧

溥仪与本庄繁秘密换文

 第四章 日本“承认”伪满前后

军铁一体所为

蒋、张不抵抗政策

“一·二八”上海事变

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焦土外交”与承认伪满

 第五章 全面攫取经济命脉

独霸铁路交通

攫夺邮政设立电电会社

吞并“四行号”设立伪央行

强占海关及盐税机构

实行集权财政

 第六章 抗日军兴热河失守

吉林自卫军

马占山重新抗日

辽宁民众自卫军

辽西抗日义勇军

山海关事件与热河沦陷

第二编 血腥杀伐殖民统治（1933.6～1937.6）

 第七章 傀儡政权体制

关东军司令官“至高无上”

顶级傀儡溥仪

日本人官吏网

省县旗伪政权

 第八章 军警统治

军警的中枢

帮凶——伪满军

警察特务

保甲制度

“治本”毒策“集团部落”

诱降“策反”谋略

 第九章 凶狂杀伐抗日军

义勇军余部坚持抗日

红色抗日游击斗争

关东军全线出击

东北抗日联军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

 第十章 经济附庸化

经济统制政策

特殊会社

畸形产业

民族工商业凋落

农业危机与日本移民

殖民主义财政

经济从属性日深

 第十一章 协和会与文化专制

所谓“精神母体”

民族离间与民族分治

摧残教育

言论文化统治

文艺界奋斗牺牲

 第十二章 关东军与华北事变

关东军入侵华北

“华北自治”阴谋

华北走私与兴中公司

关东军制造伪蒙古国

第三编 经济统制政治高压（1937.7～1941.12）

 第十三章 “日满一体化”的行政改组

推行战时行政

治外法权的“废除”

各级伪政权战时体制化

日本人次长制与次长会议

军警合流与“盖世太保”

 第十四章 “大讨伐”·大逮捕

三江“特别大讨伐”

“四一五”与“三一五”大逮捕

抗联西进日伪“讨伐”

讷河事件与三肇惨案

野副“大讨伐”

从大连放火团到“一二·三〇”事件

 第十五章 “产业五年计划”

计划指标不断加码

执行日本物动计划

全面经济统制

满业庞大计划破灭

战争资源的重点掠夺

铁路交通与“北边振兴计划”

 第十六章 农业与日本大移民

农业计划与政策

“兴农合作社”

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日本百万户移民计划

日本开拓团是侵略据点

中国农民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

对朝鲜族移民的统制政策

 第十七章 民族奴化

所谓“国民组织化”

“日满一如”与民族同化

改祖换宗的“惟神之道”

国本奠定诏书

“新学制”——奴化教育

建国大学与大同学院

大弘报处与文化统治

“满映”与“国策文艺”

 第十八章 侵华犯苏的基地

东条兵团进犯察绥

满铁夺取华北路矿

伪满、伪蒙与汪伪

张鼓峰事件

关东军在诺门坎一败涂地

“关特演”及其前后

第四编 紧急掠夺骤然衰亡（1942.1～1945.8）

 第十九章 战时法西斯高压

伪政权进入临战状态

特别治安法庭和矫正辅导院

北满大血案

“桃园工作”与“晓工作”

血染文教界和宗教界

 第二十章 紧急经济掠夺

《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

“国防经济体制”

“大陆物资交流”的强化

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

掠夺钢铁的应急对策

“人肉开采”煤炭与石油梦

有色金属的搜掠

 第二十一章 东北人民两大劫难

粮食掠夺居首

“紧急农地造成”

粮谷“出荷”——横征暴敛

剥夺口粮的粮食配给

“国民皆劳”——全民劳工化

强制劳动手段种种

刺刀下的战争奴隶

 第二十二章 “决战经济”之绝

生产全线崩溃

无限搜刮民财

恶性通货膨胀

工商业彻底破产

多人沦为“经济犯”

 第二十三章 四面楚歌

八路军挺进热辽

伪满自西南一角崩塌

抗联小分队驰骋北满

反统治反掠夺反奴役斗争跌宕起伏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第二十四章 土崩瓦解

关东军——“稻草人”兵团

罪恶的细菌战

困兽犹斗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

溥仪退位被俘

后记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初在我国东北地区冒出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产物。而九一八事变，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满蒙”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后来历史又证明：侵占“满蒙”是日本征服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封建时期的日本就是一个武人专政的国家，战乱频仍，武士横行。明治维新后，虽然也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因其经济滞后和封建势力大量残存，仍保持了军国主义传统。因而日本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具有非同一般的对外侵略性。多少年来，就是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穷兵黩武，疯狂地用武力征伐弥补其垄断资本的先天不足，不断地靠侵略战争妄图摆脱其频频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当然，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与军国主义的不断强化，也是同愈演愈烈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互为因果、相互助长的。而且，在不断演化的强国称霸战中，日本终于堕入国际法西斯营垒。结果，不仅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空前浩劫，同时也使其自身一败涂地。

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到19世纪的吉田松荫都曾鼓吹吞并朝鲜、侵略“满蒙”以至全中国。1868年，明治天皇宣布他的“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总方针后，一条明确的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侵略路线，即大陆政策应运而生。而且，这条侵略路线与政策的形成，是和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建立同步的。1880年日本宪法颁布，它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1893年海军军令部成立，《战时大本营条例》亦同时公布。从而形成了统帅权独立于内阁、陆海军并属于天皇，和军政与军令分立的军国主义体制。与此同时，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向帝国议会提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主张，并公然把朝鲜和中国划入“利益线”。史家认为，此即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形成的标志。后来，日本侵略者所一再叫喊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即源于此。而且，日本的大陆政策后来发展为明确的大陆建“国”政策。

1874年，羽毛未丰的日本军阀就曾在我国台湾岛上挥舞军刀。5年后他们又将琉球吞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决定性一步，还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年1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朝鲜统治阶级要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便在诱使清政府出兵的同时准备对华一战。而英美帝国主义恰好需要一个牵制俄国和入侵朝鲜的马前卒。昏聩无能的清政府竟未能认清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当清政府派兵后，受西方列强支持的日本也于同年5月派兵入朝，占领王宫，拘禁朝鲜国王，并以不宣而战的手段，袭击中国海军，击沉运兵船“高升”号，包抄在牙山的中国陆军。昔日跟在欧美列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小小岛国日本，终于跻入侵略国家的行列，向老大的中国大规模进攻了。1894年7月25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腐败的清政府却不认真组织抵抗，一再贻误战机，迅即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致使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畔。继而日军兵分两路：一路过鸭绿江攻打安东（今丹东）；一路在辽东花园口登陆包抄旅大。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烧杀劫掠，无所不尽其极。在旅顺竟屠杀中国18000余人，至今在旅顺“万忠墓”上犹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的这一滔天罪行。清政府屈服后，189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日本据约不但侵入朝鲜，割取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同西方列强一样得以同中国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并获得赔款2亿两白银。这就使日本步欧美列强之后尘，在中国攫取治外法权、租界、内河航行权、开港和广大的商品市场，从而获得了原来极为缺乏的原始资本积累。因此，说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血汗基础上的，并不过分。中日战争后日本以官营军事工业和大政商资本为魁首的资本主义经济急剧发展起来。

P13－14

帝国主义军事殖民统治典型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东北地区是日军占领时间最长、日伪统治机构最完备、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最为残酷的地方。在这里，日本侵略者既未满足于建立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主权的亲日政权，也没有设置总督府实行直接的军政统治，而是利用废帝溥仪，打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占领区所采取的此种统治模式，有别于中国其他沦陷区，同时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以“国家”面貌出现，实行实质的军事殖民统治、掠夺的典型。

日本帝国主义并非不欲对中国人民进行直接全面的统治，尤非不想把中国东北立即纳入日本版图。彻底侵吞东北地区以至全中国，乃是日本大陆侵略政策的根本目的所在。比如，早在1929年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就曾提出，武装占领东北，实行以大将或中将为总督的军政统治；及至1931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更公然主张把“满蒙变为日本领土”。只是由于顾忌到“目前如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而暂且作罢。

应该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当权者快速做出决定，制造一个“由中国本部分离独立的”伪满洲国，并非像日本某些出版物（如：《溥仪，清朝最后的皇帝》）所说的，单是“关东军无视本国不扩大的方针，满洲事变发生半年后制造了满洲国。”制造伪满洲国，是日本统治集团的全体意志。具体而言，是1932年初日本中央军部与外务省商定，经内阁会议通过的。它表明，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实施占领区殖民统治问题上，日本统治阶层与集团，完全达成了统一。关东军只不过是政策执行者。日本统治集团心里明白，先打造起一个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有利于有步骤地最终吞并中国。人们都已经看到，在伪满洲国出笼仅仅两年之后，日伪势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稍稍站稳了脚跟，就迫不及待地在伪满洲国实施了与日本国体一致的所谓“君主制”。苦苦追做皇帝梦的溥仪终又登上“大宝”。日本侵略者只要牢牢地控制和操纵了伪满洲国，又能对偌大的中国继续侵略渗透，它就不会真像九一八事变当初那样，惟恐复辟运动引起燎原大火而不可收拾；相反说不定，有朝一日恰可利用伪满洲国这个傀儡王朝，更加扩大地进行对华侵略。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间，日本侵略者逐步升级地抛出“日满不可分”“日满一体化”和“日满一如”等等，都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在利用伪满洲国加紧和强化对东北沦陷区统治、掠夺的同时，处心积虑采取的彻底从版图上吞并“满蒙”步骤。如所周知，1940年日本策划进行的伪皇溥仪第二次访日时，竟令溥仪将日本天照大神和三种神器捧回来，当作伪满的“开国元神”供奉祭祀，并与日本一道实行“神道”治国，其司马昭之心，难道不是路人皆知？

不过，到伪满洲国土崩瓦解为止，“满蒙”毕竟尚未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吞并；从伪满洲国到正式被划入日本版图至少还有半步之遥，两种情形尚且不能等同。不过差别只是形式，实质上，伪满洲国与日本直接军事统治，并无二致。中国人民之所以特在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满洲国”上加个“伪”字，并非是认为它不是客观存在。以溥仪为“皇帝”的所谓“满洲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各类统治机构一应俱全，其所发挥的政权职能也不亚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暴力机构；问题只在于，当时东北领土主权全部旁落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日本的枪杆子操持着伪满洲国的统治、掠夺的实权，伪满政权是日本统治的延长。所以，伪满洲国不仅是不被中国承认、甚至也不被世界承认的非法国家。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伪满洲国的出现是一股逆流；在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史中，伪满洲国的面世，是侵略者投毒而蘖生出来的怪胎。

本书第三章揭露了溥仪隐瞒的一桩重大罪行，他因畏罪，就连从苏联被送到日本东京国际法庭作证时都未敢交待，故被称为伪满洲国“最高的隐秘”。这就是：伪满洲国出笼时，溥仪在日本人胁迫下曾出具卖身契，即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契约，而形式却是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即一般所称之日伪“密约”。其基本内容有三：一是日本驻兵东北，担任所谓“国防及治安维持”；二是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交给日本或日本“指定之机关”；三是伪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都要任用日本人。“密约”于1932年3月12日经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后，算作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翌日即1932年3月10日签署的，实际上早在溥仪由旅顺出发去长春赴任途中，3月6日在汤岗子就被迫于关东军司令官代理板垣大佐出示的文本上签了字。当同年9月15日日本演出“承认”伪满洲国一幕而签署所谓《日满议定书》时，“密约”成为“议定书”的保密附件。日本和溥仪一样，始终不敢将“密约”解密，因为它是日本利用傀儡夺取中国领土主权的要害罪证。

“密约”签署的翌日，诸如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等一切重要岗位上都坐上了日本人，还有230名日本人官吏被派进伪满各部门，控制起各该方面的实权。此后经过一年多，更加规范的控制与操纵伪满洲国政府的运作体制终于出台，这就是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亦即所谓“八八”决议。它规定了日本对满政策基调，也是控制与操纵伪满洲国总纲领。“要纲”将伪满洲国定位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伪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却又必须“不可分”地依附、从属于“日本帝国”。至于日本对从属于它的伪满洲国的控制、操纵体制，即对伪满洲国的所谓“指导”，则明确规定为：“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本官吏实际实行。”这个政治统治体制，经1937年行政改革、所谓治外法权废除和临战体制化等等而不断调整强化，并贯彻始终。其特征是：

（一）关东军司令官的统治权至高无上。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即实行“二位一体”制，是因为伪满洲国毕竟还保留所谓“独立国家”的外貌；而关东军司令官对伪满洲国进行的被称作“内部指导”的幕后操纵，是“利用威力”进行的，所以实质是武装占领与殖民统治的合一；而且，由于关东军司令官兼着“大使”的头衔，恰好更便于他“公开表态和内部指导的协调一致”，亦即可以对伪满洲国进行公然的干预。关东军设有专门处理对伪满“内部指导”事务的第四课；在溥仪身边派了一名导演溥仪一切举止行动的常驻代表。所以，溥仪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头号傀儡；而关东军司令官是货真价实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二）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按伪国务院“官制”，在诸大臣中，国务总理大臣是唯一向伪皇帝负责的“国务大臣”。权力如此集中于伪国务总理大臣，实质是为了集中到日本人总务长官身上。“八八”决议明确规定：“为使日本人官吏成为活动中心，为便于统制起见，决定保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这种“总务厅中心主义”后来竟进而成为公开的“彻底的总务厅中心主义”。于是伪国务院下属的总务厅反过来统辖着整令国务院；伪国务总理大臣的下级幕僚总务厅长官却实际指挥着总理大臣。

……

《满洲国史》是“满洲国兴亡史”三部曲的本篇，最后于1970至1971年出版。作为三部曲的核心，该书总论、分论共2200余页中，描述了伪满洲国政府、协和会、地方、治安、经济、产业、交通、蒙古等各部门各领域，主编是原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和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顾问则有后宫淳（原陆军大将）、岸信介（原内阁大臣）、鲇川义介（日产总裁）等人。

三部曲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右翼否认侵略活动的高潮中抛出的，内涵视角虽异，主题基调却毫无二致，都是以客观记录史实为标榜，实际为当年的侵略扩张歌功颂德，宣扬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经济开发”，建设了“王道乐土”。伴随三部曲的打造，隐匿多年的侵华干将们也竞相出台亮相，纷纷“回忆”往事。就连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关东军中佐北部邦雄，都推出了实际由他具体指挥的“东南部治安肃正”回忆录，就是在这次“肃正”中，杨靖宇将军被追击枪杀而牺牲。而汇集了300多名侵华大腕人物的回忆录《啊！满洲》一书，竟由甲级战犯岸信介亲自主编，于1965年投放市场。它和“满洲国兴亡”三部曲，一脉相承，不单单是抒发怀旧之情和对失败表示不甘，而且还大肆鼓吹继续侵略扩张的所谓“开拓精神”。前述《满洲国史》主编片仓衷和古海忠之更于1978年同时并在同一出版社推出当时即被人们称之为“很坏的书”，即《难忘的满洲国》和《回顾的满洲国》。众所周知，片仓衷是臭名昭著的激进法西斯少壮派；古海忠之作为重要战犯虽经历教育改造和审判关押，但本性难改，在书中不但公然推翻他在被押期间主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观点和事实，而且宣称：“满洲国不仅包含着世界史，特别是亚洲史的转折性重要因素，而且展示了所谓后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难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的形势，使人不禁感到当年的侵华干将和老手们又要大行其道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细川护熙首相和村山富市首相曾先后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并表示道歉。但是，日本政府在教课书问题等方面，显示出的右倾化趋向有增无减。史学战线的格局也骤然变化，取代当年侵略骨干分子出而鼓吹右翼史观的，是从学术教育界蘖生出来的一小批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分子。他们顽固挑战，全然否定日本既往的史学教育，否认侵略的历史，说日本的教育向学生灌输了错误史观，即所谓“自虐史观”；而他们的史观则是极力宣扬：“满洲非中国领土”，“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是‘中共所为’”、“支那事变的目的不是领土要求”、“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战争”，等等。不难看出，这些论调，全都拾自当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方宣传资料。所以，他们实质上无非是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推到前台的表演队。其政治立场易于识别，人们大都能够与他们划清界线。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中，特别对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顾历史现象质的规定性、混淆是非的调和倾向。例如：1993年日本出版发行的一本受奖的关于伪满洲国的小书，用希腊神话中的怪兽——银鲛（chimaera）给“满洲国”画像，说它既是“傀儡国家”，又是“理想国家”。我们还曾经看到，在一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权威学者一方面认同伪满洲国的傀儡性，但同时又强调伪满洲国时期也有繁荣稳定。我们还听说，一位日本进步学者，居然在著述中，声言伪满洲国也存在合理性。而在诸多调和论观点中，最为普遍、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将“侵略”与“开发”相提并论，既承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错误，又认为日本对中国也进行了有益“开发”。这种“开发”论，在对伪满洲国史的研究与诠释中，影响尤其明显。

历史调和观点固然与右翼史观不能同日而语。不过，此种史观的出现，也和战后日本侵略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右翼保守势力存在和社会上悄然持续的不肯承认“侵略”历史的“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加以，人群的大多数并不了解日本侵华的真相与内幕，特别是并不清楚所谓“开发”的真实目的与手段，和对中国民族经济及中国人民的危害；更不能运用正确历史观，透过现象本质地看待历史问题。结果就像日本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人们往往“只相信直观的事实，而不去认识真正的事实。”

本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最早，也最为普遍，历史唯物论被大多数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所运用，从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发展。但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存在，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二元论及调和观点等，亦不可忽视。诚然，在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形势下‘，调和论的出现，也反映了人们试图在对立观点中寻找结合点，在否定中求肯定的努力。但它是违悖历史事实与历史科学的，因而是行不通的。

本书不是批判书，引述如上一些情况，无非是借此展示本书所持观点；同时，由于如上一些情况的存在，也更加激励我们以真实历史事实阐示为基础撰写好全书，以表现出对伪满洲国这段历史的本质理解。

本书于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再版时，曾对少数问题进行增删修订，并消除了表述上的某些讹误，同时为明示本书基本观点增写了“绪章”，为控制篇幅取消了参考书目，至于全书主题、内容、框架等并无变动。此次再版修订，日本朋友的翻译作业起了推动作用。近些年来，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伊藤一彦、庆应义塾大学讲师江田泉、京都大学教授江田宪治三位先生，为出版本书日文版，坚持抽时间认真进行翻译，经细心核查发现一些讹误，为探讨讹误产生原因和翻译处理问题，还曾数次来华与笔者磋商，力求中文版与日文版的统一。还不应忘记的是，数年前本书出版修订版时，曾蒙张辅麟教授帮助通读，并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保证了再版质量。在此，对以上国内外同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