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中书影——米舒评说千古文人》由曹正文著，本书特色：

一、他评点的历史文人，大多是大家熟悉的，但发掘的史料却不大为人所知，即所谓“熟人生事”。如沈括是古代杰出科学家，但其人品之瑕，一直为后人所忽视。又如张居正，他一直被正面歌颂，但其人品亦有可议之处。

二、对一些过去较少被评论的历史人物，选择一个角度，展开议论。如孔范之谀，李东阳之忍，董其昌之霸……让读者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侧面。

三、每篇文章都在一千字左右，娓娓道来，有故事，有细节，有观点，有评论，可读性强。

四、所选人物，上至先秦下到清代，从这些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看到封建社会的烙印和他们的局限性，同时也折射出他们的优点、弱点及其觉醒。

“壶中书影”是《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的一个文史随笔专栏，专栏作者米舒先生是曹正文的笔名。

“壶中书影”评点千古文人，文字之活泼，语言之生动，取材之丰富，视角之新颖，都曾让许多读者心仪。其中不少篇章色极有趣味，如《王安石之拗》、《苏轼之仁》、《徐文长之傲》、《王阳明之诡》、《金圣叹之趣》。而好多文章则写出了“熟人生事”，如《沈括之暇》、《董其昌之霸》、《严嵩之变》、《张居正之权》、《袁崇焕之冤》……

现由文汇出版社将米舒评说86位文人的逸事趣闻汇集出版，让读者集中浏览千古文人的际遇与荣辱，可为品茶开卷之雅事。

对古代文人集中品评，为《壶中书影——米舒评说千古文人》的新颖视角之一。领略古代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与成败得失，足以让读者认识文人性格之特征，《壶中书影——米舒评说千古文人》既有知识性，又有故事性，娓娓道来，雅俗共赏。

不曾停歇的笔(代序)／严建平

◎先秦两汉

 老子之道／孔子之求／季札之让／

 庄子之境／孟子之辩／李斯之死／

 萧何之污／陈平之精／贾谊之识／

 司马相如之媚／东方朔之诙／司马迁之愤／

 严光之拒／

◎魏晋南北朝

 杨修之逞／阮籍之醉／陶渊明之乐／

 葛洪之度／石崇之富／萧衍之禅／

 孔范之谀／

◎隋唐五代

 杨坚之误／孙思邈之寿／魏徵之谏／

 封德彝之揣／上官婉儿之弄／周兴之恶／

 宋之问之谄／骆宾王之坎／李林甫之嫉／

 韩愈之鸣／孟郊之寒／薛涛之情／

 自居易之勤／元稹之薄／王叔文之败／

 温庭筠之舛／李煜之悲／冯道之滑／

◎北宋南宋

 包拯之刚／欧阳修之美／王安石之拗／

 司马光之诚／吕惠卿之愉／苏轼之仁／

 沈括之瑕／舒宜之猛／米芾之颠／

 朱淑真之怨／秦桧之臭／李清照之寡／

 陆游之梦／

◎元明清

 杨维桢之妖／管道升之忒／朱升之忧／

 刘伯温之惑／方孝孺之勇／lll解缙之躁／

 杨士奇之名／李东阳之忍／沈石田之宽／

 唐伯虎之浪／l严嵩之变／海瑞之苛／

 张居正之权／徐文长之傲／况钟之正／

 徐霞客之行／袁中郎之睨／文震亨之好／

 董其昌之霸／王阳明之诡／王世贞之闳／

 冯梦龙之俗／张岱之博／牛金星之恃／

 钱谦益之降／柳如是之翘／金圣叹之趣／

 李渔之雅／郑板桥之怪／袁枚之闲／

 纪晓岚之达／曾国藩之韧／袁崇焕之冤／

 薛福成之高／李叔同之奇／

后记 曹正文／

老子之道

老子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与哲学家，也是中国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我面前，令吾高山仰止。他是我最尊敬的哲人。

老子在《道德经》中创立了“道”的理论，他认为“道”是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也可以视作宇宙的本体，“道生一(元气)，一生二(元气分阴阳二气)，二生三(阴阳二气在对立统一中产生冲气)，三生万物(冲气又产生芸芸万物)。”因此，老子以“道”来解释宇宙万物之演变，而“道”是指客观自然规律，既“独立不改”又“周行而不殆”。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非常了不起！

老子生卒年不详，据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571年前后，比孔子大20岁左右。有关他的出生很玄妙，相传老子是彭祖的后裔。理氏在河边洗衣，见河上飘来一颗李子，食之而怀孕，生下一个男孩，白眉白发，遂取名老子。老子指院中的李树日：“吾姓李”。老子又名李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

老子自幼聪慧，静思而好学，经常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个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先生博古通今，却经不起老子的一问再问，只得回答：“先贤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老子又问其母，其母亦不能答。老子便仰天观日月星辰，苦思三日而不知饭味。由此可见，老子不仅好学，而且好问、好思，窃以为是老子成才的窍门。

老子先入周拜博士，后任周朝“守藏室之官”(图书馆管理员)，他读书甚杂，天文、地理、人伦、诗书、礼乐、文物、典章，无所不学，老子最聪明的是，他融会贯通地认识自然，阐述了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在老子看来，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正反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还相互转化。他认为，大与小，多与少，远与近，美与丑，善与恶，荣与辱，真与伪，巧与拙，贫与富，长与短，有与无，都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也就是说，委屈可以保全，弯曲反能变直，低洼可以充盈，陈旧而能变新，少取反而获得，多智则会迷惑。

老子还指出了“物极必反”，“物壮则老”，“木强则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为防止事物发生急剧转化，老子主张去除过分极端的举措，这样才不致使一个事物走向极端，老子提出了“不争”的观点，因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的学说当时就吸引了许多人，“其弟子遍天下”，但老子依然很谦和，很淡泊，没有架子。他有个弟子阳子居骑高头大马，昂首挺胸，傲视旁人，老子认其“唯己独尊，狂妄自大，不可教也”，阳子居遂改之。另有弟子庚桑楚求教养生之道，老子回答：内去欲求，外除物欲。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则大道可修矣。

孔子也曾向老子求教，亦获益匪浅。孔子赞老子“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龙之应时变化，真吾师也”。

老子卒于何处何年？司马迁记载“客死秦国”。而有人说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远行西域，去了印度。他出关时有一团紫气飘移，于是“紫气东来”也成了中国文化的吉祥象征。相传老子活了100多岁。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老子能长寿，确实很了不起。

老子在唐朝被封为“太上圣元皇帝”，唐朝皇帝都自言是老子之后。在当代，老子的《道德经》已有60余种译本，成为《圣经》之后全世界最畅销的经典之作。老子的一些学说，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

我少时好读《论语》；中年后亲近《庄子》；今已耳顺之年，《道德经》让我反复玩味其文之妙。

孔子之求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2005年9月28日我赴山东泰山参加“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从曲阜带回来的孔子铜像，让我朝夕面对，我从他历经风霜的面容上感觉到一种慈祥。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身上，透溢出人性的闪光。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活了73岁，在当时属于高寿。孔子的祖先是贵族，可他三岁丧父，随母迁居山东曲阜，从小过着贫贱的生活。是磨难锤炼了他的意志，他吃粗粮，喝冷水，干重活，从小认识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胸怀！而鲁国的文化传统熏陶了他年轻的心灵，使他敏而好学，学而不倦，终于成为一代圣人。

孔子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有远大的追求，并能付之于自己一生的言行之中。他认识到学问即是学而好问，他善于学习，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对做每一件事，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视之，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不仅自己好学，而且乐于把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弟子，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招收了3000名学生，其中有72人学得最好，称为“七十二贤人”。从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现象。而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自成体系，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有了学问，他并不满足。他51岁时从政，当过都宰(市长)、司空(管理工程的官)、司寇(司法官)，并代理过宰相之职。当时天下大乱，孔子为了推行“仁政”，率弟子周游列国游说。

孔子之求，就是推行“仁政”，要统治者“举贤才”，爱大众。在孔子看来，重视百姓，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他提出的“养民”、“富民”、“惠民”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重视。

但孔子所求，屡屡碰壁，当时的统治者(各国的君主)对“仁政”并不感兴趣，或者感兴趣而不愿意去推行“仁政”。孔子对此，毫不气馁。他在68岁那年返回了鲁国，把其晚年的精力花在教育与整理文化典籍方面。他删改“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本，传授给更多的弟子。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孔子把它完成了，非常了不起！

孔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他在临终前对弟子子贡说：“泰山就要倒了吗？梁柱就要断了吗？哲人就要像草木那样枯萎了吗？”他为壮志未酬而叹息。但他留下了与弟子对话的《论语》，透溢出人生哲理的智慧闪光。他留下诸多名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令后人获益无比。

孔子之求，其间艰辛，不提也罢。孔子生前无多荣耀，还活得相当艰苦。但历史是公正的，他死后成了圣人，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孔子的思想流传到西汉，经董仲舒改造，成了汉武帝的统治武器。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尊孔，其实是为巩固统治的需要，实则歪曲了孔子学说的真谛。后来又有多少人要打倒“孔家店”，但最终孔子依然屹立于世，千年流芳，而不少批孔者却成了可笑的角色。

孔子推行的“仁政”，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孔子为所求付出的努力，却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孔子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他也是世界各国许多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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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停歇的笔

(代序)

严建平

1981年下半年，我与正文兄先后进入正在筹备复刊的新民晚报。从此，我们的命运和新民晚报紧紧连在了一起。弹指一挥间，我和正文做了整整31年的同事。

据说正文进晚报是有一点争议的。因为当时他已小有名气，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报社领导怕他来了以后不安心新闻工作。记得我进报社时，也听老同志们讲过，如果你想当作家，就不要进来。一开始我并不十分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做新闻工作，是要有牺牲精神的。当记者，时刻要准备去第一线采写新闻；做编辑，则要甘坐冷板凳，为他人做嫁衣裳。如果你自己想搞创作，势必与之发生矛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正文最终还是如愿进了晚报，不知他当时有没有做过什么保证。

正文进报社后，先是在政法部当记者。印象比较深的是，1985年，当时开始重视培养青年干部，上海新闻界也提拔了一批年轻人。正文为之感到欢欣，写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并因此与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启正同志结下了友谊。

1986年晚报第一次扩版(6版扩为8版)，当时报社采取“招标”的办珐，正文主动请缨编辑“读书乐”专版，试刊成功后，一编就是22年。在“读书乐”专版创办1000期时，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撰文赞道：“读书乐”专版挺立二十年，真是“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他觉得“读书乐”成功之处在于：一是内容的普及，二是文章的短小，三是联系的周到。这其中包括同读者的联系、与作者的联系。他风趣地说道：“对我这样一个懒作者，米舒(正文的笔名)都不嫌弃，信函电话，频频联系。逢年过节，还寄贺卡，真是周到，使我愧受。米舒无意间为‘读书乐’专版积聚了一笔无形的资产，谓之敬业，谓之努力，皆可。”

因为编“读书乐”，正文接触了许多名家，读了更多的书，有了更多的知识积累，他的创作热情因此进发。其实，晚报一直是鼓励编辑记者多写文章的，只不过希望大家不做作家当杂家。受此影响，正文的写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晚报的烙印，短小精悍，以小见大。他一篇一篇地写，然后集腋成裘。如今他的新书《壶中书影——米舒评说千古文人》即将出版，真是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钦佩他持之以恒的勤奋。

正文告诉我，他的文史知识，受益于章培恒先生。1978年至1981年三年中，他每周去章先生家听课，在章先生指导下读《二十四史》，写下了不少读书札记。近年来，在这基础上他又加以整理，补充新的内容，提出新的见解，陆续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因工作关系，我得以先睹，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印象：

一、他评点的历史文人，大多是大家熟悉的，但发掘的史料却不大为人所知，即所谓“熟人生事”。如沈括是古代杰出科学家，但其人品之瑕，一直为后人所忽视。又如张居正，他一直被正面歌颂，但其人品亦有可议之处。

二、对一些过去较少被评论的历史人物，选择一个角度，展开议论。如孔范之谀，李东阳之忍，董其昌之霸……让读者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侧面。

三、每篇文章都在一千字左右，娓娓道来，有故事，有细节，有观点，有评论，可读性强。

四、所选人物，上至先秦下到清代，从这些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看到封建社会的烙印和他们的局限性，同时也折射出他们的优点、弱点及其觉醒。

作为一家之言，他的文章刊登后，也有一些读者来信提出商榷，这说明他的文章有人看。这样的互动，也增强了报纸的影响力。正文对待读者的意见是认真的，凡言之成理的，都虚心接纳，在出版时作了修正。

正文的成功，在于他继承了晚报老一辈报人的好传统，为读者而写，笔耕不辍。如今，当面对新进报社的年轻人时，我想对他们说：“如果你选择新闻事业，那么，你手中的笔永远不要停下。”

(本文作者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我童年时念书，凡读到有历史典故的成语，特喜欢刨根问底搞个明白，如“叶公好龙”、“朝秦暮楚”、“一鼓作气”、“毛遂自荐”……成语故事让我对中国古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少年时，我迷恋上乡音——苏州评弹，评话《三国演义》、《杨家将》、《水浒》、《岳传》、《隋唐》、《英烈》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的偏爱，许多历史人物的故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

我在青年时代从事文学创作，最早创作的也是历史小说，《三个独生子》、《萧相国夺宅》、《苏东坡出山》、《浴血睢阳》均取材于中国古代史，但真正让我迈人中国古代史门坎的，还得益于章培恒先生的指引和教诲。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有幸拜在章培恒先生门下，每周去他溧阳路寓所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章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他曾师从蒋天枢教授，后来他又向朱东润、赵景深先生学习唐宋与元明清文学。因此，在复旦大学中，章先生是从先秦到明清文学(包括古汉语)都卓有研究的一位有独立见解的学者。“文革”结束，日本拟请一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去神户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几经比较，因章先生是通才而脱颖而出。

章先生当时教我读中国古典文学，嘱我先选读《二十四史》，他亲自为我选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宋史》与《明史》的部分人物传记作重点读本，并对《二十四史》的有关人物篇，为我作了辅导性讲课。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大概有两三年时间，每周去章先生家一次，每次两三个小时。章先生让我回家写历史人物札记，我大约作了3000多张卡片，章先生还教我用古文写《古文观止》的读书笔记，我总共写了四本笔记簿，大约有四五十篇，章先生一一作了批改。应该说，这三年，对我一生的学习与工作大有裨益。

我后来报考复旦大学研究生，因漏做一道题而未能录取。在我灰心泄气之际，是章先生以自己坎坷人生经历为例，语重心长对我鼓励，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后来我又考进报社当了记者，再后来由于我比较通晓古代史，文史哲知识面比较宽泛，得以调到副刊部编辑“夜光杯”。

谈到中国的古代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好几个版本。但章先生教我读原著，也就是读《二十四史》。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理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通史比较好读，读中华书局版的《二十四史》虽然有标点，但是繁体字直排，有些字我还得翻阅古代虚字之类的书，后来我开始理解章先生的用意，他是让我多接触一点古文，对我学习古汉语有好处；再后来我更明白了章先生的苦心，他曾经说过，“后一个朝代对前一个朝代的总结，才是比较客观的，当朝人写当朝的人与事，免不了有片面性。”章先生特别推崇《史记》，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他冒着掉脑袋的勇气写出了汉武帝时代的优与劣，正因为他秉笔直书触犯了西汉皇权，他才落得悲惨的下场，虽然宫刑摧毁了他的肉体，却不能消灭他的精神。我记得有一天下午，章先生用浓重的绍兴口音对我说：“你最好的办法是用脑子读二十四史，并细细品味，你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

正是在章先生悉心指导下，我花三年时间通读了《二十四史》中不少人物传记，这本《壶中书影》，正是根据当年读《二十四史》时写的读书笔记，陆续整理出来发表的。

由于笔者在《新民晚报》工作了三十多年，当记者，编副刊，也在晚报副刊上开设“书友茶座”、“壶中书影”等个人专栏，因为《新民晚报》是小型报纸，一个版面6000多字，要登五六篇文章，因此专栏文章都力求生动而简练，字数以干字文为主。因此我受老晚报人风格的影响，自己写文章也力求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角度小，二是文笔简练生动，三是写入所未见的。如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人物，则力求挖掘出前人未见的细节与内容。如《萧何之污》、《韩愈之鸣》、《苏轼之仁》、《沈括之暇》、《严嵩之变》、《张居正之权》、《董其昌之霸》等，都是写大家熟悉的人物史料之外的逸事。沈括是著名的科学家，但他又是打小报告的告密者；张居正是著名的改革家，但他本人大搞腐败，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者；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家，但他又是一个文化恶霸；萧何为了活命，自污其名；韩信之死，正是“败也萧何”也；严嵩在历史上是奸臣，但他从青年到中年，一直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正臣，正是嘉靖帝的反复无常，严嵩才从正臣蜕变为媚臣；薛福成能从西人“自绘败状”、“知耻而后勇”中揭示中国统治者好大喜功、听喜不听忧的弊病，这些都令人读之颇有启迪。

第二类人物，他们不太为大众所熟知，如《季札之让》、《孔范之谀》、《封德彝之揣》、《王叔文之败》、《吕惠卿之愉》、《舒宜之猛》、《解缙之躁》、《杨士奇之名》、《李东阳之忍》，文章中颇有新史料的挖掘，品味这些古人的所作所为，很有点意思吧。

中国文人，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其评价是不够高的。中国古代文人很有个性，或才情横溢而恃才傲物，或十年寒窗而平步青云，或名满天下，或青史留名，但古代皇帝却视文人为“俳优”，乾隆则把文人当作“娼妓”。新中国写的古代文学史与通史，宣传的是奴隶创造历史与英雄创造历史，知识分子只是皮上之毛，只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出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终于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公。

我细细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看出有以下三点，一是好读书，有追求，敢于说话，敢作敢为，如孔子、孟子、司马迁、魏徵、包拯、苏轼、王叔文、海瑞、曾国藩；二是学识丰富，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如欧阳修、白居易、王世贞、张岱、李渔、袁枚、纪晓岚、李叔同；第三类人是无行的文人，这些文人也好学习，在仕途与学术上也有作为，但在人品上有问题，如李斯、司马相如、石崇、宋之问、沈括、冯道、董其昌、钱谦益等。

在我写作的86个文人中，有三位皇帝，一是李煜，公认的大词人；二是萧衍，他对哲学与文学均有研究；还有一位是杨坚，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科举取士的皇帝，正是隋朝改察举制为科举取士，为寒门子弟创造了脱颖而出的机会，杨坚本人功不可没。书中还写了不少文人的异类，如《唐伯虎之浪》、《徐文长之傲》、《王阳明之诡》、《金圣叹之趣》、《郑板桥之怪》，这几位文学畸人实在很有趣，但其经历却读来令人心酸。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未能列入当时“文苑传”，如写出《三言》的冯梦龙，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短篇白话小说家。而列入官方正史中的“文苑”名人，其实不少是当官者，他们既无才气，又无学问，更没有留下一篇传世之作。这一点很值得后人深思，我以为，这种“文苑传”的排列，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缺陷与投影。

灯下读史，实在很有趣味。我最崇敬的古人是孔子、庄子、司马迁、欧阳修与苏东坡，还有明清时代追求自由意识的文人。但品读《二十四史》中的某些篇章，我常常读得透不过气来，盖因中国封建专制之恶，赢政、刘邦、刘彻、朱元璋、朱棣等皇帝被后人赞颂，实在令我鄙之。赢政“焚书坑儒”；刘邦大杀功臣，用儒生帽子撒尿；刘彻好大喜功，连年发动战争，不仅国库亏空，民不聊生，而且许多地方连男人都找不到了；朱元璋残杀无辜，大兴文字狱；朱棣杀人如麻。这不尽是他们个人品质之无耻，乃是封建专制制度之罪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多次改革，但因为改革者依靠的是皇帝，而不涉及专制制度本身，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如王叔文、王安石、张居正，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封建文人的堕落与帮闲文人的产生，其实正是封建专制派生出来的一种怪胎，如严嵩从正臣变为媚臣，牛金星因环境所迫而加入农民军等等。因此，这本小册子旨在颂扬中国古代文人气节与优秀品质的同时，也是通过一个个文人的遭遇，来控诉与抨击中国漫长封建专制社会的罪恶，如刑不上大夫、皇帝一言九鼎、皇亲国戚享受特权、官官相护等。中国封建社会越到末期，专制之恶越盛，从朱元璋大杀功臣到朱棣“诛十族”，以及清朝大兴文字狱与慈禧专权，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矛盾越发尖锐的表现，正是封建专制在中国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封建专制大厦巳倾，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横空出世，为中国的今天带来了希望。

让我们都做一个正直而贵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此与诸位书友共勉。

这本小书原来计划写100位古代文人，还有吕不韦、董仲舒、朱熹、李贽、蒲松龄、洪秀全等人，因搜寻史料不全，未能完稿。我写一个历史人物，大概只有个把小时，但搜寻史料，酝酿谋篇，却要花费我好些天的时间，不少历史人物札记都是三易其稿，好在来日方长，容我慢慢写来。

此次小书结集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西坡兄与观浪兄，他们为小文在晚报连载时付出了辛劳；我还要感谢一些热心读者在小文发表后提出的各种宝贵建议与意见，使我获益良多。这次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得到桂国强社长与本书责任编辑竺振榕女士的支持。竺振榕女士是我九三的同事，她编过不少好书，并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严建平先生在审阅拙作发表时，就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此次结集出版，又承他为拙著作序给予鼓励，侯仁端先生为本书人物插图妙笔生花，熊俊先生为本书设计了封面，在此我一一深表谢意。

曹正文

写干2013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