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泰特尔鲍姆著的《做空(最危险的交易)》近距离地解析了数位知名做空大师，探究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投资风格、策略和技巧。经过多年的深度研究和艰难的采访，《华尔街日报》的著名记者理查德·泰特尔鲍姆为我们介绍了十几位做空者的生平和经历，包括威廉·阿克曼、詹姆斯·查诺斯、曼纽尔·阿森西奥、大卫·艾因霍恩以及道格-卡斯等全球顶级投资大师。

书中不仅记录了让做空者们闻名于世的成功轶事，也讲述了令他们穷困潦倒的失败经历。作者全程跟踪了每一位做空大师的交易——从锁定研究目标、建立空仓、跟踪交易到收获成果，当然，这个成果既有可能是成功，也有可能是失败。

理查德·泰特尔鲍姆著的《做空(最危险的交易)》这本书让我们洞悉全球金融市场的阴暗角落，洞悉那个角落里种种光怪迷离的故事。书中讲述了很多成功地做空投资案例，也有很多自杀式的冒险，对很多知名做空大师的策略进行了解析。作者聚焦于他们为锁定做空目标、设计交易结构并通过投资达到做空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方法和风格。《做空》以编年制的笔法，记叙了做空行为给金融、监管、道德以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阐述了投资者看跌市场的种种动机。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威廉·阿克曼：激进派的表演家

第二章 曼纽尔·阿森西奥：第三大道上的放逐

第三章 詹姆斯·查诺斯：乱局中的独醒者

第四章 大卫·艾因霍恩：门口的反对者

第五章 卡尔森·布洛克：中概股杀手

第六章 比尔·弗莱肯施泰因：战略与策略

第七章 道格·卡斯：华尔街的劫掠者

第八章 大卫·泰斯：真理护卫队的领袖

第九章 保罗·佩莱格里尼：伟大的次级贷博弈的背后

第十章 马克·科霍德思：自然的力量，市场的轮回

阿克曼将矛头直指康宝莱的首席执行官。他说：“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肯定是世界非法传销史上最好的(7EO，”他还指出，这位沃尔特·迪士尼和环球电视台的前高管在向西班牙裔美国人推销方面经验丰富。此外，阿克曼还提到另一宗臭名昭著的非法传销案——即金融家伯纳德·麦道夫诈骗投资者200亿美元的骗局。阿克曼将康宝莱的营销模式比作麦道夫的“庞氏骗局”。

随后的话题转向自我介绍。阿克曼介绍了祖先移民到美国的历史：其曾祖父做裁缝助理的学徒经历、家族的服装生意、父亲做房产中介取得的辉煌业绩，谈到这些，他的声音因激动而略微颤抖。他略带哽咽地说：“我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受益人，对吗？而迈克尔·约翰逊却是掠夺者，对吗？康宝莱是一家罪恶的公司，对吗？我希望迈克尔本人在听我的讲话。是时候关掉这家公司了！”

身披着美国星条旗，阿克曼说：“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我说过，要终结这一切。我们必须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对策来终结这一切。”潘兴广场资本更愿意投资有助于美国发展的公司。

休息之前，他再一次开火：“这家公司不仅仅是一场灾难，更是一场拙劣的演出。”

嗨！递杯水来。

当然，除了夸张的表演外，阿克曼的观点确有可取之处。

阿克曼认为，康宝莱实际上是在强迫分销商承担购买产品的义务，这已经超出他们以销售产品赚取糊口钱的能力范围。在合作研究机构的协助下，阿克曼取得了足够的证据，揭露康宝莱采取的金字塔骗局把戏，并证明该公司已违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联邦交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相关法律。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业地产经纪人的儿子，阿克曼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富二代。他成长于富裕的纽约州查巴克市(Chappaqua，New York)——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夫妇近期均居住于此。阿克曼毕业于美国最著名的公立中学之一霍勒斯格瑞利高中(Horace Greeley HighSchool)，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管理学本科学位及MBA学位。1992年毕业之后，在没有任何正规培训的背景下，阿克曼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哥谭合伙公司(Gotham Partners)，但就在高调争夺纽约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控制权失败之后，这家公司却因投资者撤资而关闭。朋友们甚至认为，野心勃勃的阿克曼给人的印象是过于自信，自以为博学多才。但他旗下的潘兴广场资本的对冲基金却凭借巨额赌注和无畏的投资，为投资者带来年20%的超额利润。

2012年12月，阿克曼在索恩大会基金会(Sohn Conference Foundation)资助的活动中对康宝莱宣战。该基金会是一家为儿童癌症研究和治疗提供资金的慈善组织。该项活动中的一个主题就是“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电视游戏节目结束后，阿克曼和同事居然不可思议地花了三个多小时，详尽讲解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案例：康宝莱就是一个巨大的非法传销骗局，仅凭销售营养棒、维生素以及大豆、白糖与蛋白质混合的思慕雪粉，当年的销售额高达41亿美元。

按照康宝莱的商业模式，独立分销商必须通过招揽更多的下线分销商加入营销网络，才能赚取真金白银，同样，新加入者的第一目标当然就是他们的朋友、熟人和亲属了。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让产品主要流向分销商，而不是最终消费者，而公司向分销商支付的报酬，取决于后者能否诱导更多新人成为下线，而非产品的销售额。

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种金字塔式的传销：让越来越多的新成员成为这个金字塔的下层。对此，阿克曼认为：“就本质而言，金字塔越大，就需要越来越强大的底座去支撑它，但问题在于，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赚到的收入，无非就是金字塔底端的人们的损失。”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更多的新人，这样的商业模式就无法持续。

2012年末，潘兴广场资本做空康宝莱的股票，借入数百万股后再卖掉，他们希望借此揭露这桩诈骗案，敦促美国证交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乃至州政府的总检察长办公室介入，并通过打压股票，为潘兴广场资本的投资者创造利润。最完美的情况就是让该股票彻底崩盘，变得一文不值，这样，他们就不必回购股票。

如果消息传播开来，尤其是著名研究机构Indago集团发布的第三方分析报告，极有可能引发投资者抛售该公司股票，给签署公司财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造成恐慌，甚至吓跑那些受广告诱惑而打算加入康宝莱商业计划成为分销商的人，从而有效挫败一场精心设计、厚颜无耻的骗局。

对阿克曼而言，这不仅是一笔单纯的投资游戏，而是一场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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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本源，做空的本意就是押注于事物或产品的失败和崩溃。尽管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崇尚好的一面，但也有人只盯着事物的阴暗面——所有那些有可能将我们引向灾难的误判、欺诈和愚蠢行为。与灾难共生的本性就是贪婪——抑或可以说，就是人类灵魂中罪恶的那一面。

对世间万物，招致失败的本源无不是秩序的丧失。而做空者深知这一点，并试图在这种失败和秩序的丧失中趁火打劫。早在2012年着手这个项目时，我就知道这些伎俩。毕竟，我在大学时就深谙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理论，而且痴迷于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后知后觉的我只能惭愧地说，我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出自功利主义。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初降临时，很多学者和业内人士纷纷出手，推出很多令读者叫好的大作。我当时还在为《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而奔波，不食人间烟火的主编让这份月刊杂志销量惨淡。不过，我还是为自己的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在这里，我居然创纪录地发表了23篇头条报道。有些报道也对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进行了探究。不过，我的很多同行已成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脱口秀节目的嘉宾，更让我相形见绌的是，有些人的作品甚至已经被搬上银幕。

后来，约翰·威立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找到我，建议我写一本关于做空的书，不过，我曾怀疑他们马上就会为这个想法感到后悔。做空者原本应该是投资者中最另类的一批。当华尔街强大无比的营销机器摇旗呐喊、高调造势的时候，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噩梦惊醒市场的美梦，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舞台上最光怪迷离的演员：一群生性孤僻、善于煽风点火或是愤世嫉俗的骗子和失败者。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的无法证实的偏执怀疑始于我在2012年1月的《彭博新闻》上发表的一篇调查性报道。200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亲赴伊顿公园资本管理公司（Eton Park Capital Management），约见了一些对冲基金管理人及华尔街大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自高盛，而保尔森则在1999—2006年担任高盛的CEO。据与会人士透露，这位财长向他们透露了极其重要的内幕信息——政府正在筹划接管作为抵押贷款担保机构的“两房”，也就是说，政府将接手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的股权。我在报道中援引法律人士的观点称，保尔森透露这个消息显然有违法之嫌。但保尔森后来又说，美联储不会采取类似举措。

随后，相关消息再无下文，直至2012年9月，《华尔街日报》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对该事件启动调查程序。当时，我为撰写本书而休假，而按业内常规，《彭博新闻》也未做进一步报道。于是，证交会的调查似乎并未给市场带来涟漪。  唯一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就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表后一个月左右，当时我依然在休假，彭博总部却突然通知我被降职，新的工作几乎相当于一个初级数据录入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忘记调整我的高级作者头衔。当然，当时很多人都被降职。直到后来，彭博的工作人员才透露，当时的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与保尔森有生意往来。实际上，他们都在一家名为“风险经营项目”（Risky Business Project）的环保组织担任主席职务，该组织的其他负责人还包括前对冲基金管理人、曾经在高盛工作过的托马斯·斯泰尔（Thomas Steyer）。

如果将本书的目的归结为记述这段涉及金融、监管、道德和社会的危机史，那么，这项有悖时运的工作似乎还算说得过去。很多人拒绝接受公开采访，有些人还算是客气，但同意只做私下讨论。很多时候我得到的都是些虚假信息，比如，一位采访对象给我提供了假地址，更多的人声称未保留以前的投资业绩。一位女性退休做空投资者的拒绝理由非常充分：她已经对做空交易彻底厌烦了，以至于不愿意和任何身高不足六英尺的矮个子男性进行交往 。

我曾邀请一位做空者到城区角落的意大利餐厅，听听他的“内幕消息”。吃过饭后，他提出，为了避人耳目，要到餐厅后面一个黑暗、废弃的停车场去聊这些事。一句话，那段时间让我心力交瘁。

但坏消息接踵而来。我在格林尼治住的公寓楼外墙正面亟待维修，总计花销高达3 000万美元，维修工人们可也绝不心慈手软。在达拉斯的一次重大会议前夜，超级飓风“桑迪”席卷了纽约，我搭乘的航班被取消，计划好的采访也因此而泡汤。而洪水切断了供电，迫使大批老鼠涌入公寓，这些老鼠和我同在屋檐下，这也让公寓的修缮工作成为最紧要的事情。

幸运的是，我已经拥有了一批出色的虫害杀手，因为我时常住进臭虫出没的便宜旅馆而把这些臭虫带回家，他们经常来我家消灭这些虫子。有趣的是，这些虫子似乎对我的采访记录本和书里的漫画特别感兴趣。在我的做空者花名册中，最后一个接受采访的人同意在2013年上半年会面。当时，我的工作不只是被拖延了几周，而是拖延了几个月。和很多事情一样，这个项目同样让我感到羞辱和难堪，但更艰苦的经历还在后面。

2013年7月5日，绝大部分报告和写作均已完成。我的休假即将结束，我的数据录入员的新工作即将开始。

电话铃响了，是从医院打来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女儿尼娜患感染性休克，她随后把电话递给医生。“病情很严重，”医生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恐慌，“真的很严重。”

毒素已经遍布了尼娜的全身，而且治愈的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医生告诉我，时间每过去一小时，死亡的危险就增加20%。  不过，随后的一系列手术似乎还算成功——尼娜在随后几个月里将在重症监护室度过。我回到《彭博新闻》上班，开始了自己的数据录入工作，但每每想到还在医院里的尼娜，我就很难静下心来，也让本书最后几章的创作难以为继。好在尼娜的病情持续好转。

但随后却传来一系列与本书不相干的人的死亡事件：先是我的一个表兄（死于心脏病），而后是90岁的姨妈，最后是我在《财富》杂志工作期间遇到的第一位编辑、59岁的约翰·库仑（John Curran，死于肌萎缩侧索硬化）。与此同时，我的信息来源以及即将采访的人物也相继去世：《巴伦周刊》（Barron）杂志87岁的艾伦·艾贝尔森（Alan Abelson）死于心脏病；尼克斯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道格·米利特（Doug Millett），49岁时死于唾液腺癌，他在揭露安然财务欺诈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本来就已经心怀疑虑，而这一系列事件则让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迷信。

2013年11月，彭博新闻社解雇了我，当然，和我一起被解雇的，还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记者。尼娜马上就要接受下一次手术，而且是一次费用极其高昂的手术（尼娜在医院的第一天花费了330 637.54美元）。当然，我不知道她的下一步治疗是否会影响到工作。做空者让我知道，妄想狂患者随处可见。一位做空者告诉我：“你看到的事情并非如你所见。”

虚构和妄想注定不攻自破。恶有恶报，这就是伤痕累累的做空者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或许他们可以赚上一两次，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