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根据叶嘉莹“旧诗欣赏”讲稿整理而成。叶先生结合传统诗论和西方理论，品赏中国的诗歌，就“兴”的作用，列举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位身世、风格各异的诗人作品为实例，从形象、结构上剖析其诗歌所传达出的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在浅雅的字句中，引领读者体会古典诗歌的精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这种感发生命的特质，确可对一个人的智慧和心性形成启发和陶冶。

叶嘉莹著的这本《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撷取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位诗人的诗作，从物象、心境、结构等角度切入，带领读者贴近作家的生命历程，体会诗作的美感特质。书中三位诗人的诗作特点不同，带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丰美的感发作用，但都同样具有感动人心的效果，都是“真正的好诗”。

前言

第一讲 概论

第二讲 陶渊明诗浅讲

第三讲 杜甫诗浅讲

第四讲 李商隐诗浅讲

在中国所有的诗人里面，真正能够不雕琢、不修饰、不逞才、不使气，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写诗的，也就要数陶渊明了。要知道，一般诗人为了把自己的诗写好，总是先存一个用种种方法跟别人争胜的心理，而这就已经使自己落人了二等。你不要跟别人去比，我说的是自我的实现，是你自己有没有竭尽你的所能来趋求自己的完美。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是无人能比的，因为他真能够“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饮酒》）——你们悠悠众口说好说坏有什么关系，我要为自己追求一个完美的目标。我们所看到的这两首诗的不同结构，正是表现了陶渊明这份完全以真淳的面目和世人相见的基本态度。所以元遗山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中有一首论陶渊明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回来教书时，也曾提到了陶渊明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后来有一个女同学问我：“老师，只要真诚就是好的吗？”我说不错，修辞立其诚，真诚一定是好的，不过真诚的作品也有所不同，那就是——你的真诚所表现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纯净洁白，那么你所表现出来的果然也就是纯净洁白；如果你本身是污秽杂乱，那么你所坦露出来的自然也是污秽杂乱。当然，不管是洁白还是污秽，能够以这样真诚的态度相见就已经很好了，然而更可贵的是什么？是陶渊明不但以真淳与世人相见，而且他的真淳是深厚的而不是肤浅的，是复杂的而不是单调的。他的诗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却包含了很多很多曲折深远的感发的情意。我的《论诗丛稿》里边收了一篇我以前所写的文稿，标题就是《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在那篇文章里我做了一个比喻，我说陶渊明虽然是以真淳的本色与世人相见，然而他的本色却原来并非一色，而是如同日光七彩融为一白。也就是说，他像日光一样把红、黄、橙、绿、青、蓝、紫七种彩色光线融会成纯净澄澈的一片纯白！所以苏东坡说陶渊明的诗是“癯而实腴”—外表看起来很枯干、很平凡，实际上非常丰美。

好，现在我们就要看他的第二首诗了。他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我以为，在中国的诗歌里写到人类生命的孤独、寂寞、短暂、无常，没有比这四句更深刻、更沉痛的了！我去年在这个礼堂讲过李后主的一首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相见欢》）这几句写人生的短暂无常写得很感人。可是朱自清先生说了：“桃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还有再来的时候。”李煜所写的花虽然谢了，明年还可以再开，可是只有陶渊明写的这种无常和孤独才是真正可怕的无常和孤独！宇宙间草木鸟兽各种品类都有它的托身之所——树木长在土地上，鱼游在水里，鸟儿做巢在树枝上。而最孤独的，只有天上孤飞的那一朵云。它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根不在土，身不在水，那真是彻底的、没有依傍的孤独！陶渊明为什么常常写到孤独？那是因为，陶渊明所选择的这条路，是别人都没有选择过的；陶渊明所保持的品格操守，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在给他的儿子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自己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性情太刚强，不知道苟且求全；在官场中生存的能力太差，与官场社会有很多不能相合的地方。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他也曾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饥饿和寒冷是切身的痛苦，可是如果违背自己的本性去做那种贪赃枉法、堕落败坏的事情，我觉得比饥饿寒冷更痛苦。

P53－55

《好诗共欣赏》，只从此一书名，读者就可以想见这一定是一本较为大众化的读物。这种大众化的读物，在我个人作品的出版中是一种较新的情况。我之开始写作有关诗词评赏的文字，盖始于六十年代初期，那时的我喜欢用优美的文字写出自己内心中对于诗词之意境的一种要眇深微的感受。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在国外教学，遂开始撰写一些较富思辨性的学院式的论文。八十年代以后，我忽然开始耽读一些西方文论的著作，于是我自己的写作，就也走上了一条好以西方文论来评析中国诗词的途径。这条途径自然是一条较为狭隘，而且颇为专业化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则近年来我却又抱有一种想要推广诗词教学使之普遍化和大众化的愿望。在这种情形下，我遂逐渐发现我自己研究诗词的途径，与我想要推广诗词的愿望，二者间竟然有了一种背离的趋势。不过在这种背离中，我却也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弥补的方法。那就是除了我自己个人的写作外，我也曾由于一些友人的安排和邀请，为社会中的一般大众做了几次普及性的诗词讲座。而我更该感谢的则是有些热心的友人，更曾协助我把这些讲座的录音，都整理成了文稿和专书。这一册书就是朋友们为我的一次普及性的系列讲座所整理出来的成果。

原来早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在北京的旧辅仁大学校友会、北师大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教委老干部协会五个文化团体，曾经联合邀请我在国家教委的有一千五百个座位的大礼堂中，举行了一连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本来我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以程度不齐的社会大众为对象的讲座，曾经深怀恐惧，谁知听众们的反应竟然非常热烈。当十次讲演结束后，许多听众似乎意犹未尽，于是乃更有远自东北来的一些友人，又接着邀我去东北继续做了七次讲演，更于讲演结束后，由友人们把音带整理编成了一册《唐宋词十七讲》。既有了此一段因缘，于是这五个主办单位遂于次年（一九八八）七月又邀我至北京，仍在教委礼堂又举行了一次旧诗欣赏的讲座，只可惜当时我的行程匆促，所以只做了四次讲演。这册书收录的就正是那四次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那次的讲座本名“旧诗欣赏”，共分四讲，第一讲概论，主要是介绍中国旧诗传统重视兴发感动的一种美学特质。因为早在《毛诗·大序》中，中国的诗学就已经提出了“赋、比、兴”之说，关于此三义之说法，历代学者虽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而私意以为此三义之所指者，实当为情与物相感发的一种作用关系。“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则是即物即心。这三种关系是对中国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作用所做出的一种最为简单扼要的说法。此外在第一讲概论中，我也曾将中国诗学中对于心与物之关系的看法，与西方诗论中对于心与物之关系的看法，做了一些基本的比较。至于以后的三讲，则是以第一讲之概论为基础，对于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三家的一些诗例，所做的实践的评析。因此我评析中所特别强调的，乃是这三位诗人在诗歌之写作中，对物象之选择与掌握，以及其心意之投注与运行的几种不同的方式；而我更注意的则是这三位诗人如何在他们不同的表述方式中，所传达的虽然性质不同，但却同样具有感动人心之效果的兴发感动之作用。

这四次讲演结束后，主办人曾经请了三位友人把音带整理写定，做了出版的准备，但却因有些出版社不愿接受讲稿，而希望我能亲自把讲稿写定成书。这意见本来也很好，只可惜近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在各地奔波讲学，完全没有写定成书的时间，于是这些讲稿遂被搁置了多年，几乎已被我完全遗忘了。直到去年，台北的三民书局既出版了一册由姚白芳女士所整理的题为《清词选讲》的我的讲稿，今年姚女士又向我提及说三民仍有意出版我的其他讲稿，才使我又想起了这一批旧的讲稿，遂托姚女士把讲稿带去了台北。最近我去台北见到了三民书局的负责人刘振强先生，他告诉我说他们已决定出版这一册讲稿，并要我写一篇前言，因而我乃在此讲稿成书之际略述其因缘如上。并愿借此机会对为我整理这一册讲稿的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三位友人表示诚恳的感谢之意。

最后我还有一点感言要在此略加叙述，就是最近我曾收到一位友人的来信，劝我应该减少到各地的讲课，而应安定下来好好写一些学术专业的著作，我对这位友人的劝告极为感谢，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说，近年来我既逐渐萌生了想要推广普及诗歌教学的愿望，所以对于各地要我去讲授诗词的邀请，只要是我的时间精力之所允许，我一向都是乐于接受的。而且不仅是给成人们讲诗，还曾多次给儿童们讲诗。因为作为一个已从事诗歌教学有五十年以上之经验的工作者，我确实感受到了诗歌对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心性能够形成一种启发和陶冶的功能。而要想达成这种功能，则面对面的讲授，实在会比闭门写出的专业著述有更好的效果。专业著述是偏于知性的，而当面传述则是较为感性的，但诗歌既原是一种感性的文学，所以当面的、生动活泼的讲述，虽然在学术方面不能与专业的著作相比，但在感动和启发方面，却也往往会有更为直接的效果。记得就当我正在整理我的《唐宋词十七讲》的稿子时，我的女儿和她的一些朋友们偶然读到了这些稿子，她们都感到极为欢喜兴奋，认为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感动。其实我女儿那里也存有我一些较为学术性的、理论更为深细的著作，而她们对那些书则并没有什么阅读的兴趣。我女儿当时就曾对我说：“你自己写的那些著述，往往文白相杂，又引古书，又引外文书，一大堆注释，除了专业的研究者外，一般人对之不会有阅读的兴趣。但是你这些由讲演音带整理出来的文稿，则由于有现场的听众，所以讲得活泼生动，有临场的真切感。我想这册《十七讲》印出来后，一定会比你的其他著作更受人们欢迎。”而自《十七讲》出版后，证之于两岸出版者的统计，这册书也确实是我的许多种书中销售最好的一种书。目前要出的这一册《好诗共欣赏》，其实就正是以前所出的那一册《十七讲》的继续，因为两次讲座的主办人既都是相同的单位，讲座的场所也都在相同的地点，只不过《十七讲》的内容讲的是唐宋词，而这一册《好诗共欣赏》所讲的内容则是陶、杜、李三家诗而已。所以这一册书本曾拟名为《三家诗讲录》，三民书局的编者以为此书之内容既是面对大众的、普及性质的讲演，何不就直接取一个带有大众普及性的书名，以求其更能达到普及性之效果呢？我以为这位编者所言极是，所以就拟定了《好诗共欣赏》这一个书名。我确实以为我所选讲的陶、杜、李这三位诗人的这几首诗例，都是真正的好诗，而且分别带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各种各样的、丰美的感发作用。昔陶诗曾有句云“奇文共欣赏”，我以为“好诗”较之“奇文”实应更易获得读者普遍的欣赏，乃为《好诗共欣赏》一书写此前言如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写于天津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