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刀尖上创下的基业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任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生命垂危的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望。
但他的家族没什么深厚的历史背景，更不是名门望族。最远可追溯至先祖父张关保这一代。
张关保，安徽凤阳定远人，是朱元璋的同乡。在元末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但与朱元璋基本上没有直接接触，因为他只是徐达部下的一个马前卒，因此，他也就不会像李善长、胡惟庸那样封侯拜相。他只有凭着勇敢和血性，在战场上豁出命换自己的前程。结果还不算差，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人湖广军籍。
自古以来，刀头舔血的人生结果基本有两种：要么洒血疆场，马革裹尸；要么青名留史，世袭封户。张关保是后者，入了军籍，这也意味着张家正式脱离了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级阶层。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当时，各府都要设所，要害之地还要设卫，所、卫都会派一定数量的军人戍守，大致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下设百户所为112人。张关保就是一个千户所长，下辖千余人。
如此说来，张居正还是很有底气的。后来他一生立志报国，恐怕是从这里受的激励。
三代无为守业，家境没落
再往后的两代，张居正的祖上又归于平静了，连续两代人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仅仅有名字，无事迹可考，大概都在安心享受祖辈福荫。按照明朝规定，人军籍的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嫡长子还可以世袭祖上的权力，享受福荫的待遇，非嫡子也可以保证生活无忧，只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军役义务。
因此，对于这两代历史也没什么记载，仅有名字，无事可考。当到了张诚这一代，即张居正的曾祖父，也就是张关保的曾孙，才重新开始浮出水面。但这次露面并不是惊天一声春雷，张诚只是意识到应该抛弃那份所谓的“家业”了。
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字怀葛)是次子，没有资格继承千户，按照嫡长制世袭的传统，只有当军户的份儿。而且这时明朝已经建立百余年，重文轻武风气盛行，一个小小军户已经很难在社会上混了。为了谋生，曾祖父张诚就从归州迁至江陵，在城外十余里的张家台村落脚，并人了民籍。
张诚说话有点口吃，人送外号“张謇子”。但这绝不是调戏、污蔑，相反这是一种特殊“待遇”。因为张诚这个人忠厚老实，为人坦诚，邻居或夫妻、兄弟、妯娌之间每每发生小口角、小摩擦，张诚结结巴巴，三言两语，就会令双方破涕为笑，重归于好。他有一副菩萨心肠，虽然家中并不富裕，可很仗义，素来乐善好施，遇到需要帮助的乡亲就帮一把。因此，张诚在村里落了个好名声，深受爱戴，在四邻八乡也颇有威望。
P1-P2
救世宰相，孤独求败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任期10年，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一个盛世局面——“万历中兴”。
在整个明朝将近300年间，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取而代之的是内阁首辅。首辅和宰相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顾名思义，“辅”是“辅助”的意思，“宰”是“主宰”的意思，首先在权力上就有很大区别。按照朱元璋的设想：首辅就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没有任何权力；而宰相就像国家的总理，一切行政大权都在手。其次是职责上的区别，首辅就是替皇上拟写诏书，而宰相则要主管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事要事。
到了明朝中后期，这一点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由于皇帝的不作为，首辅又成了实际上的宰相，权力已经与前朝的宰相没有什么区别了，所担负的责任也是宰相的职责。
要全面了解这段历史，还需要上溯到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初年。
明朝内阁的起源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仿元制，置中书省，设左右相国。朱元璋是个刚愎自用之人，视权如命。想想也是，从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到万人之上的皇帝，要经历多少的艰难困苦，一旦大权在握，岂能落入旁人之手！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将权力完全揽在自己手中，他一步步地削弱相位。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为左右丞相；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三司，直属中书省。
洪武九年裁汰中书省官员，唯余丞相。
洪武十一年，诏令六部，政事“勿白”中书省，夺六部政务于中书省。
洪武十二年，谪斩右丞相汪广洋。
朱元璋称帝初期，仅设左右两相，第一个是开国功臣左丞相李善长，第二个是右丞相胡惟庸。明朝以左为尊，故左丞相为百官之首，即实际意义E的宰相。
朱元璋削弱相位
那朱元璋为什么要决心削弱相位呢？除了自己对权力的过于奢望之外，还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关。
朱元璋在解决了元朝残余势力后，整个国家大局已定，他也有治理好国家的雄心壮志，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稳定人们生活的政策，而且很快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此时朝廷内部隐藏的矛盾日益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相互掐起来。
两派为朱元璋赖以起家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
淮西集团是朝廷中最大的一个地3－派，有权有势，人多势众，“老大”原本是朱元璋，但自己作为皇帝毕竟不宜抛头露面，那么老大的这个位置就由大管家李善长来兼任。李善长，乃大明奠基第一功臣。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同是安徽籍贯，算是同乡，很早就投奔朱元璋，并且十分有才能。他知人善任，能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和；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准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李善长则被称为穷人版的萧何。起兵以来，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但作为“大总管”的李善长毫无怨言，在朱元璋最式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他俨然成为朱元璋大封功臣时的“首席公卿”。
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把李善长捧上“第一功臣”的位置，任命他为丞相，并特赐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明写着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
此外，该集团成员还有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常遇春等。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他们有着相同的利益，说着相同的淮西方言，足可独霸一方。
浙东的代表人物是刘基。在当时刘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只可惜终究成了派别之争的牺牲品。
李善长罢相之后，接替宰相之职的人选基本已经内定，乃淮西派二号人物胡惟庸。可朱元璋为了显示公允，偏偏要征询淮西派死对头刘基的意见。刘基性情耿直，一直不看好胡惟庸，评价是：“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列传卷十六》）于是，对朱元璋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刘基不但极力不推荐他，而且说了一堆他的缺点。
刘基这样回答，并不是完全出于私心，排除异己，也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客观评价。胡惟庸早年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在李善长推荐之下，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后来一直从事排挤非淮西系人士的勾当。总之，胡惟庸一路仕途顺利，都是靠攀龙附凤之术。心胸狭窄的胡惟庸得知刘基这番话后就对刘基记恨在心，耿耿于怀，甚至即便晚年的刘基已经退休回家，依然不肯放过，下毒将他毒死。
这样一分析，两派立见高下，真要争斗起来也会呈现一边倒的阵势。如果淮西派是朱元璋的“正室”，浙东派就是“偏房”，“偏房”如何能争得过“正室”？
淮西派倒台
李善长之后，连续几任宰相都由淮西派人担任，有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主政时间最长、权最重，任相七年。虽然都是淮西人，并不是一团和睦，明争暗斗从未停止，最终导致淮西派的彻底倒台，这也直接加速了明朝相位的消亡。
胡惟庸，也是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年），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历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
胡惟庸做宰相后越发猖狂，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他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擅作官员升降、处决犯人。尽管朱元璋有意维护淮西人的利益，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真正危及自己利益时也要痛下决心。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由于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胡惟庸九族，同时杀死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受牵连的还有李善长，当时退居老家的李善长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不能再呼风唤雨，但也因谋不轨事件被贬边远地区。他弟弟李存义也被认为是同党，鉴于其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朱元璋没有杀他，一起放逐到崇明岛（今上海崇明岛）。
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家里修房子，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汤和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友，他向汤和请求借三百士兵当劳工。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汤和在借给李善长三百士兵后，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再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更致命的是，李善长此时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的亲信丁斌因犯法该被流放，李善长执意上书求情。朱元璋愤怒了，下令不再流放丁斌，而是将他关到监狱里，日夜拷打。严刑拷打中，丁斌交代了李善长有谋反之意。尽管可信度不大，可朱元璋宁信其有，暗自欣喜：正愁找不到除掉你李善长的机会呢！
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李善长落难后，朝廷往昔的同僚纷纷上书弹劾他，什么上朝时不注意礼节，贪污受贿，罪名“林立”。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甚至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成了罪。当时有个钦天监，眼看人人上奏弹劾，生怕被认为自己觉悟低，就向朱元璋上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奏报：最近出现星变，是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移大臣”。
自家的家奴也落井下石，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述自己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并且将时间、地点说得相当清楚。
铁证面前，朱元璋颁布了《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李善长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驸马（李祺）。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时称“胡狱”。
李、胡两人往来甚密不假，说是合谋叛乱，实在值得商榷。身为元勋国戚，位高权重，知逆谋不举，有反心也没反胆，很多时候只是狐疑观望，心怀两端而已。而朱元璋向来多疑，不把所有功臣杀完杀绝，半夜都睡不着觉。况且自己逐渐年迈，太子朱标又生性懦弱，所以更加没有安全感。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七年隐忍不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觉事态还不够大，他所要的局面是胡惟庸把事情搞得足够大，进行一场大的清洗与政场整合。这个机会终究还是让他等到了。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
这场腥风血雨，使许多有功之人遭受灭顶之灾，导致的最大后果就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而且随着元朝势力的一路败北，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认为削除宰相职权的时机已到。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除掉胡惟庸后，下令废除丞相制度。此后，中国封建王朝“丞相”职位彻底消亡，皇帝大权独揽，集皇权、相权于一身。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由此可见，朱元璋罢相，废中书省，还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破天荒地认为，秦汉唐宋的灭亡皆因宰相制度惹的祸。
在封建制王朝的最高决策层中，皇帝相当于企业集团老板，宰相的职能就相当于CEO。能力好的皇帝或许还勉强可以短期兼任CEO，可是要长期维持大国正常运转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没宰相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了，那就是一个字“累”。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1666件公文，合计3391件事，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处理400件事情。
其实，对于朱元璋这样的草莽皇帝，何止一个“累”字，更要命的是他大字不识一斗，连批文也搞不定。要知道，这些以前都是宰相的活。朱元璋是标准的草根出身，做过和尚，当过乞丐，带兵打仗也很有天分，可就是学问不够，因此对一批满口之乎者也的下属那通篇文绉绉的文章看得一头雾水，没少给人打板子。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于是，朱元璋开始酝酿着找些参谋。
内阁的诞生
在这种情境之下，朱元璋有了奇思妙想，于是乎，一个奇怪的机构就诞生了，这就是内阁。设殿阁大学士做皇帝的顾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的专职秘书，专门拟定文件、诏书等辅助性工作，没有任何实权。朱元璋要的就是没实权。当时，内阁设立了春夏秋冬四辅官，两年后撤之，仿宋制，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大学士，增置文华殿大学士，诸大学士仅是“辅太子、备顾问”。
建文帝时期，对翰林官制进行了改革，废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设学士，将翰林、殿阁学士合而为一。永乐帝继位后，复旧制，并充实翰林官。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永乐帝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翰林官七人入值文渊阁，协理庶政，是为内阁肇始。而后，内阁设辅政大学士若干，并无定数，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补，首席内阁大学士也称为内阁首辅。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朱元璋、朱棣时期，由于这两个皇帝比较勤政，内阁大学士一直是个闲职，没有什么权力，偶尔发挥下参谋的作用。其实，就是比摆设好一点点而已，对政事没有太大影响。而到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朱瞻基远远没有爷爷和老爹的远见和卓识，对内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并开始放权。于是，内阁首辅就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
明朝的内阁辅臣总体素质普遍较高，譬如连中三元的商辂、著名的三杨内阁等，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此时的内阁与以前丞相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被公认具有宰相之名，又有宰相之实的，是张居正。
麦浪啸所著《张居正（从布衣平民到权力谋臣）》记述了张居正的传奇一生，对明史爱好者有参考作用。
《张居正（从布衣平民到权力谋臣）》作者麦浪啸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真实再现了明朝的一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点突出了颇有争议的大改革家张居正。该书较客观地评价了张居正的一生，既有生动有趣的故事，又有真实的事件，不论从文学还是历学都有一定的价值，对人们客观地认识张居正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