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读者往往在面对大师博大精深的著作时而望洋兴叹。《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倪端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帮助广大读者更好、更深刻地理解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及其他相关作品。

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倪端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

《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帮助广大读者更好、更深刻地理解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及其他相关作品。

前言

第一卷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第一章 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地理条件促使中国走向统一

文化凝聚力为统一锦上添花

均田制推动中国社会演变

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

 第二章 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

先秦时期：制度与文化的奠基

第一帝国(秦汉L)：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新整合

第二帝国(隋唐宋)：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

第三帝国(明清)：收敛与退缩

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第三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

周公摄政：确立中国的封建制度

孔孟之道：从“克己复礼”到“百家争鸣”

李悝变法：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四章 第一帝国——秦汉(上)

秦始皇：开创中国的政治制度

汉武帝：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

霍光：外戚的最高典范

 第五章 第一帝国——秦汉(下)

王莽：毕竟是书生

刘秀：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士

党锢之祸：并非瓦解汉朝的真原因

 第六章 长期的分裂——魏晋南北朝(上)

曹操：乱世重组下的枭雄

西晋：一个并不怎么正规的朝代

淝水之战：确定南北朝的长期分裂

 第七章 长期的分裂——魏晋南北朝(下)

南朝北伐：统一梦想下的失败

孝文帝改革：大分裂后再统一的基础

文教体系的产生：分裂中的积极因素

 第八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上)

短命隋朝：皇权凝聚于上的悲哀

贞观之治：君圣臣良的黄金时代

武则天：适逢其会的女独裁者

开元盛世：帝国巅峰背后的隐患

 第九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中)

安史之乱：两种组织体系的冲突

藩镇割据：新旧交替中的代价

黄巢起义：对国家新体制的呼唤

五代十国：政治与国防重心的东移

 第十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下)

赵匡胤：结束分裂，重塑皇权

王安石变法：财政税收商业化

贾似道买公田：农业国家的现代化困境

 第十一章 第三帝国——明清(上)

忽必烈的妥协：文化冲突的尴尬

朱元璋治国：彻底的“复古”

一条鞭法：被夸大的改革

明末清初并无“资本主义萌芽”

 第十二章 第三帝国——明清(下)

满清入关：弥补中国的缺陷

康乾盛世：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

闭关锁国：极不明智的退缩

 第十三章 未完成的长期革命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长期革命的准备阶段

辛亥革命：并未变动下层社会的结构

蒋介石：过渡性的悲剧人物

土地改革：为改革开放作了最坚强的铺垫

 第十四章 中国历史与世界

资本主义是一种国家的组织

威尼斯：初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荷兰的兴起：进取与保守的统一

光荣革命：英国进入资本主义

第二卷 黄仁宇小传

 父亲教导蕴大观

 书生投笔始从戎

 年少爱恋成追忆

 赴美求学无止境

 治学求真坎坷路

 一笑而过荣与辱

 不是尾声的尾声

第三卷 黄仁宇学术著作概述

 《万历十五年》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放宽历史的视界》

 《中国大历史》

 《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参考书目

由于很早就统一，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两千多年。但是，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等现象，都源于数字上无法管理。黄仁宇先生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有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均田制充当了在这个数字上进行管理的角色，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均田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黄仁宇先生非常强调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重要性，几乎是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势，它既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均田制的存在，成为黄仁宇先生区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最主要的标准之一。

欲了解均田制的作用，得先从它的源流“井田制”说起。古文献上记载，我国周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意思是，井田制大约以900亩为一个单元面积，中间一块为100亩，是公家所有的土地：公田的四周则是8块私人的土地，各100亩的样子。这种情况很类似于现在大伙儿玩的游戏“扫雷”，以被翻开的数字(公田)为中心，在周围有8个空格(私田)。

这里所说的公田，属于领主；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土地。务农时，所有的人先把公家的那100亩土地上的农活做完，然后再各自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这种分地会按照领主的意愿，任意和农奴交换。由于当时的施肥技术比较差，土地的地力跟不上，所以领主们也经常带着全部的农奴，寻找新的地方，一般是三年就须“换土易居”。总之，所谓井田制，实质就是劳役地租制。

井田制的破坏，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农奴们对于公田生产的积极性却越来越差。为了保证收入，领主们逐渐放弃共同耕种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税。公元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按亩征税。这使得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地主经济兴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

秦汉时代，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王朝的稳定而凸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豪强地主将很多农民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而不受国家的控制。这对于东汉王朝的财政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政府颁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的实际占有土地数量无关。

与占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户调制，户调制规定，丁男每年交给政府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折半交纳。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对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并使那些脱离了户籍管理的人，重新归于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由于西晋政权的存在，严重依赖于豪强势力，占田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到晋惠帝时期，就已经有名无实了。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为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并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在占田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到公元485年的北魏太和九年，经李冲建议，由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加倍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岁后，归还政府。桑田作为世业，无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树、榆树、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不宜种桑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

各地区的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土地不足的地方，百姓可以向空荒处迁移，借用国家土地，但不许从赋役重的地方迁到赋役轻的地方。因犯罪而被流放的人，原有的土地收归国家，重新授给别人。

均田令推行后不久，北魏政府又进行了三长的创设。“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实际上就是隋唐时期“租庸调”的模样。P13-15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做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吗？这是否又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观”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大历史观”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的“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中文版。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荐文章。《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中国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这本书作书评附于书后。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著，其作品被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读。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黄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没能获得一致的肯定。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功底之扎实。

中国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了专题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大奇观。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结构的史家慧识，更蕴涵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那些总喜欢批评黄氏“空疏”的学者，若能早些看到这部明代财政专著，可能亦不会如此“勇敢”。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量纷繁而琐碎的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