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演讲访谈录》作者王先霈汇集了作者三十年间在各地不同场合的演讲、发言,以及与记者和其他访问者所做的对话。这部演讲访谈录所涉及领域之广博,讨论问题时之明敏,语言表达之质朴而生动,都令人回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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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王先霈演讲访谈录 |
分类 | |
作者 | 王先霈 |
出版社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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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王先霈演讲访谈录》作者王先霈汇集了作者三十年间在各地不同场合的演讲、发言,以及与记者和其他访问者所做的对话。这部演讲访谈录所涉及领域之广博,讨论问题时之明敏,语言表达之质朴而生动,都令人回味、深思。 内容推荐 《王先霈演讲访谈录》是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多年来演讲和访谈的记录。先生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将自己的人生体验、文学感悟和理论思考娓娓道来,平易之中闪烁着机趣和智慧的火花,能给人以启迪和回味。《王先霈演讲访谈录》的内容涉及治学方法、人文教育、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等众多领域,适合文艺爱好者和理论工作者阅读参考。 目录 演讲录 跟着人物走(1981年12月25日在武汉市文化局编剧导演读书班上的讲演) 文艺界也应该“主要防止‘左’”(992年5月21日在湖北省文艺界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会议上的发言) 禅宗与中国诗学(1994年11月11日在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坛的讲演) 有意义的空白(1995年6月1日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关于文艺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的几点意见(1995年8月18日在全国高校部分文科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意义(1996年5月25日在湖北工学院的讲演) 建设富于进取精神和健康品格的民族文学(2000年10月9日在余光中暨沙田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闭幕词) 语言和文化素养(2001年3月1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坛的讲演) 大众娱乐文艺的生产传播机制与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2001年7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会上的发言) 中国本土文学思想的几个特点(2002年3月演讲录 1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人文讲坛的讲演) 让历史文学纷繁一些,丰富一些(2002年9月1日海峡两岸历史文学研讨会学术总结) 教材应淡化一家之言的封闭体系性(2002年9月18日文艺学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研讨会主题发言) 从文化生态的优化看文学艺术与科学的关系(2003年10月16日在高科技与文学艺术的创新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漫谈(2004年3月17日在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出版编辑应有的学识和素养(2004年6月5日在武汉出版社的讲演) 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2005年6月26日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把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2005年11月11日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贺词) 诗歌的形式美(2005年7月5日在湖北省图书馆精英论坛的讲演) 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06年3月30日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智慧高于知识,方法重于结论(2006年4月11日在湖北工业大学的讲演) 在开放的环境中丰富湖北文学(2006年5月14日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我们怎样理解和吸纳西方文学理论概念(2006年12月8日在中南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师素质(2007年7月21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村教师培训班的讲演) 好诗的流传总是跨越国界的(2007年7月21日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文学艺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2008年3月24日在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的讲演) 文艺学研究生的学术训练(2008年5月18日在三峡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漫谈文学教育(2008年7月11日《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学教育论坛主题报告) 漫谈“宝玉悟禅机”(2008年10月17日在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的讲演) 人生的艺术化(2009年9月29日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让我们的文学进入民族的记忆——“屈原文学论坛”2009开场白和小结 我的大学(2009年12月12日在华中农业大学的讲演) “正言若反”和古人的智慧(2010年6月21日在苏州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关于中学生作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2010年7月10日在第十一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大会的讲演) 成为西西弗斯的狄奥尼索斯(2010年12月5日在沈虹光剧作讨论会上的发言) 访谈录 智欲圆而行欲方——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关于“圆形批评”答问——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千里极目在重楼——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从教授到出版社总编 成就不俗文坛瞩目——王先霈谈武汉中篇小说创作 全球化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发现和塑造健康的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访谈录 文学鄂军:风好正扬帆——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先霈访谈 促进创作与评论的良性互动——王先霈教授访谈 文学研究:坚守学院和面向文坛——王先霈教授访谈录 稳定宽松的景象:王先霈详析长篇小说热 王先霈,笔笔写心字 王先霈:30年,一部心灵解放史 始于1978:将解放思想进行到底——文学评论家王先霈访谈 后记 试读章节 市文化局戏工室的陈本才主任和王敏同志,要我来给大家讲课,“讲课”谈不上,与各位戏剧家交谈,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很早就是武汉市戏剧的一个观众,京剧、话剧、楚剧、汉剧都看过一些,有时侯看得很入迷,但我是不懂戏的。我有时也好奇,有些故事似乎也并不怎么特别,怎么搬到舞台上就让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忽喜忽悲呢?文艺理论就是要回答这一类问题。 这几年,各个方面都在拨乱反正,文艺理论也是一样。不少理论问题,需要重新探讨。我下面讲的,是文艺家创作思维中的自主性,艺术思维规律的问题,我主要只能从文学的角度谈,并且借此机会向各位编剧、导演请教。 深入探讨艺术规律、特别是深入探讨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时就要接触到艺术思维中特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艺术创作的非自觉性a我这里指的是,在创作的一个关键时刻,好像有一种身外的力量指挥艺术家,让他出现神来之笔。怎样说明这类现象,它同艺术的特性、艺术的规律有什么关系?这个话题曾经有不同的学者谈到,并且产生过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可以引发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且也有实践意义的题目。 因为戏剧是综合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就不如文学那么自由。文学家构思的时候可以天马行空,剧作家却不能不顾及舞台演出的条件,在有些时侯他还要考虑为身边的重要的演员量身订制地写作剧本。还有,各个方面的领导,对戏剧的创作关心比对文学更加直接具体。戏剧创作,编剧、导演们的创作,个人的主体性怎样发挥?各位想必考虑过,可能有各自的体会和苦恼。 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家的生活条件、创作条件,比起上半个世纪战乱的年代要好很多,可是,近三十年来,却没有出现一个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文学家,曹禺、田汉、吴祖光这些剧作家50年代以来的创作,没有超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所达到的水平。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其中原因之一是不是艺术家在创作中主体性、自主性发挥的问题呢?要求作家接受和搬用现成的政治观念多了,倡导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直面社会独立思考少了,降低了甚至取消了文艺家自己去发现社会真理、政治真理的任务。压制和扼杀大胆探索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做法,曾经是一次比一次严重。有一段时间,推行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方法,这在戏剧创作中尤其盛行。那就等于是认为文学家、剧作家只需要一双会写字的手,不必有乃至不能有能够自己思考的脑袋。要求作家以领导的政治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创作的指导思想,以流行的政治口号为作品的立意。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过,现在还没有绝迹。 “文化大革命”中间,把艺术只当做宣传的手段的做法恶性膨胀。“四人帮”蛮横地驱遣艺术家做野心家的奴仆,为此,艺术和政治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应该冷静地加以总结了。我们的许多文艺家认为是真理而搬用到创作过程中的政治观念,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是否全都是真理?或者有的恰是真理的反面?文学艺术应该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帮助政治家贯彻正确的方针,及早发现和纠正错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作指导,独立地去发现社会现实问题,勇敢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我们的文艺家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的前提。已经有一批作品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种创作路径的正确性。停留在袭用现成的政治观念,满足于领会传达别人的政治思想,只能唱出平庸的腔调,还有可能成为错误的有害的政治的传声筒。三十多年来许多文艺家失败的教训,证明了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径。 文艺家精神劳动最突出的特点是独创性,没有独创就谈不上艺术。文艺家的独创体现在哪里?文艺家的任务是给既有政治内容选配、裁制一件合身的外衣,还是要自己到现实中去发现、采掘新颖的政治内容,同时也发现、锻造表现这一内容的美的形式?按照前一种方法、路径去做,可能成为一个宣传家、鼓动家;只有循着后一种方式、路径去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不能是一个转售政治信条的商贩。优秀的艺术家虽然不一定都能在哲学上、政治上提出崭新的创见,但是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里,他们总是不甘于套用某种现成的政治见解,他们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观察和思索社会政治问题,参与本时代探索真理的潮流,并努力做出一份贡献,因此,他们的作品才闪耀思想的光芒。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生活现象,必须与文艺家切身的体验结合,必须融化到艺术思维过程里面。茅盾同志曾经对青年作者谈到,他那一代和后面一代,两代作家写作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及由这种不同产生的各自的好处和弊端。他说:“那时候,我们摸索着追求真理。努力想求得生活何以如此、又应当怎样的答案——当然只凭借自己有限的思想水平,但确实遇事都动了脑筋。这样做,就常常走弯路,但也有好处,即磨砺了思索能力,而当若有所得时,可说确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对于写作,有其方便之处。你们所处时代不同,如前所述,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得出结论教导你们;这是你们在写作前的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利之处亦在于此——因为不是自己碰了多少钉子而得的结论,所见有时就不深,所知有时就不透,因此在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因此,作协帮助青年作家的经验值得总结一下……”在他看来,搬用现成的政治结论,即使是完全正确的结论,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艺术思维规律的要求,也会造成概念化;作家自己摸索着追求真理,虽然不免会走弯路,但却能够适应艺术思维的需要,对于文艺创作“有其方便之处”。 在条件还不具备或者还不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地把对自己还很生涩的理论观念用到创作中,那个指导思想虽然“高”,作品的思想深度却往往令人失望,艺术形象的完美程度更谈不上。周总理论述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和作家的认识水平时提到,“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这话在重庆讲过,解放后在北京又讲,而且在大会上讲。这个话值得再三玩味。那里面就有要文艺家靠自己本人思想,不要去“高攀”领导的思想的意思。周总理是为了纠正违反艺术规律,硬要作家按照理论观念创作的做法而强调这点的。我们来发挥一下——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同时也根据条件努力去熟悉该写的;还应该写适合自己思想水平的、同时努力提高觉悟程度和理论修养。古小说里说得好:教的言语不会说。有钱难买自主张。P3-5 序言 这本书汇集了作者三十年间在各地不同场合的演讲、发言,以及与记者和其他访问者所做的对话。由于各种原因,还有相当一部分类似的活动作者并未留下文稿,这是颇为遗憾的。即便如此,眼前这部演讲访谈录所涉及领域之广博,讨论问题时之明敏,语言表达之质朴而生动,都令人回味、深思。 但凡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有过求学经历者,无一不对当时各类演讲的火爆、拥挤、亢奋的情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听讲的经历甚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走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新世纪以来,不独大学校园,社会上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学馆等公益性文化场所,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讲座热潮,并逐渐为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所青睐,而惠及更广大的受众。同时,学术界同人的交流、互访也日趋频繁。本书的许多篇幅,就是作者应邀在这些场合讲演的记录。虽然听众的身份、阅历、知识背景等各有差异,但对讲演者的期望可以说并无不同,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因素仰其学术声望及社会影响力,而欲亲炙身教,领略思想观点的前瞻性、思维方式的启示性。二是所讨论的问题与听众的现实处境或关注兴趣密切关联,盼望得到分享、共鸣以及醍醐灌顶式的精神愉悦。作为讲演者,作者也必定会考虑听众的期许,希望每一次讲演都能达到交流沟通的效果,并借此梳理自己的思想观点。所以,他的讲演总是来自几方面因素的交集。 首先,他所讲演的题目涉及范围很广,却无一不凝聚着多年学术研究的心得。作者在中国文论、诗学上下过苦功,在西方文论上有长期治学与教学经历,在文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学上亦得风气之先,加之曾身兼省作协主席、校出版社总编、中学语文教材主编等职,得以在以上各个领域浸淫颇深,成为作家、诗人、编辑出版家、中学教师的挚友、诤友。可以说,本书的每一个论题都既有理论的高度,又带有实践的体温,多学科、跨学科的学识涵养,方便作者从不同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资源来观察、剖析问题,故而能够达到激发听众“换位”或“变向”思考的效果。 其次,作者提倡学术研究要“预流”,即在参预时代潮流中发现、提出新问题。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研究要关注前沿性问题;二是学术研究能够也应当参预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前者如《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篇讲稿提出了三大问题:为什么汉族古代没有史诗,为什么中国历史叙事高度发达而且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中国的小说发展为什么迟缓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地位非常的低下。作者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逐一作出自己的阐释。后者如《当前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漫谈》,针对当前历史题材的小说、影视剧风行和受众褒贬不一的热议,分析背后的成因,就选材为何较多地集中在明清两代,如何理解“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价值论视角与认识论视角有何差异,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两者的辨证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的探析,带给听众拨云见日之感。 第三,作者注意根据讲演对象调整讲演方式:与同行的交流、切磋,所谈问题多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注重论述上的逻辑严谨和思路缜密,如《中国本土文学思想的几个特点》、《我们怎样理解和吸纳西方文学理论概念》诸篇;与研究生的漫谈,则重视学术方法的训练、学术视野的拓展、问题意识的树立,如《文艺学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有意义的空白》、《正言若反和古人的智慧》以及前述《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对非文学专业学生及社会听众,则取“小题大做”的方式,立足于人文素养的陶冶与提升,如《禅宗与中国诗学》、《语言和人文素养》、《诗歌的形式美》、《漫谈“宝玉悟禅机”》等。 当然,好的讲演并不是以上所言三种因素的叠加,不同讲演者所习惯、擅长的方式也各异其趣,有的可以“目中无人”自说自话而自得其乐,有的可以妙语连珠、笑场不断,有的则喜欢刺激、挑动听众的情绪而与之打成一片。有心的读者在本书中将会领略到作者讲演时那安静、温和的语调,想象到间或也有会心的微笑如涟漪般荡漾在讲堂。正如作者在书中自述,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演讲到中途,大楼里所有的电灯突然灭了。讲演者在黑暗中继续地讲,听众们在黑暗中继续地听。我想,听者的安静固然出于尊重,更是因为被讲演本身所吸摄。有媒体记者则这样描述听作者讲演的印象:“演讲时,他从不带讲稿,人往讲台上一站,从从容容,娓娓道来,不急不徐,行云流水一般。不煽情,不搞笑,总能让台下听众眼睛发亮。他演讲的魅力来自以丰厚学养点亮人的智慧。” 我曾经听本书作者提及与何其芳先生的交往,他感慨于何先生对纯粹的学术的尊重,不存丝毫所谓身份、地位的世俗之见。正因为如此,但凡有本校、外校的学生来邀请他讲座,他都尽可能地予以满足,欣然前往,不计其他。作者乐意将自己求学、治学的心得与学生分享,也分享他们的新知识、新观念。传道、授业、解惑固然是身为教师的职责,他更寄望于学生的,是拥有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不懈的追求,是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和见识,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更为充实。这也是我不揣浅陋,为这部书稿作序的原因所在。 后记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陆续出版一套演讲录,社长范军先生邀我也参加,提供一本书稿,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严格意义上的演讲,在我,是很少的。即令有一点,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保存的价值,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底稿或记录。后来他第二次对我说,我就想到,我是一个教师。讲课也是一种演讲吧。在本校本系按照教学计划上课的不算,到校外傲讲座也有不少。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湖北省文化厅举办的几期地市文化局长读书班,武汉市文化局几期编剧导演读书班,每个班都先后讲过多次;还有中国舞蹈家协会武汉分会的培训班,武汉部队空军司令部的文艺创作培训班,湖北省作家协会在荆州举办的创作会议等,在这一类场合做过讲座。那个时候,各个方面的人,学习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听讲的大部分是有很丰富艺术实践经验的文艺工作者,讲座不能照搬学校里面的讲法;我只好根据听讲对象的特点,另作发挥。到了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学里兴起举办人文讲坛的热潮,要求讲的是课外的题目,听讲的是各种专业的大学生,这又让我选择自己专业以外的话题。一次次讲座,对我是一次次考试,逼使我在各种思潮起伏的时候整理自己的思想,吸取新的知识,而且因此交了不少朋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我们给人的欢乐,有那样一种动人的地方,它不会像一般的反光那样总是较弱于光源,它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更加辉煌灿烂。”听讲人给予我的鼓励和启发,就是这样的“反光”,照射和温暖着我。 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和各门人文学科都有很大的进展,这本书稿里面留下我学习和思考的痕迹。回顾起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成绩甚微,但是,通过讲座,清除过时的理论对人们的误导,向人们介绍学术界新的有价值的成果,不也是很有益的吗?而这同时,我自己也得到提高。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赫胥黎的通俗演讲中被许多人了解,赫胥黎说过:“通俗讲演的经验,使我对那些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得不用浅易的语言去讲授,这却是澄清自己思想上一些模糊之处的一种最好的方法。”我的听众中,有专业人士,也有外行,有中学教师、研究生,也有中学生乃至小学生,他们都给过我不同的启发。我要向他们一并致以谢意。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刘勇女士,替我到上海等地复印了几种我自己丢失了的访谈录;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冯会平、曾巍、郭志刚同志为这部书稿付出的劳动;感谢晓苏和魏天无两位同事,他们在这本书稿的整理过程中给我许多帮助,他们的序言表达了对我的期望,我深知这是我远远没有做到的,那只是我和他们一样憧憬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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