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山东日照（今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人。明万历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业。明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有《澹园集》（正、续编）、《焦氏笔乘》、《焦氏类村》、《国朝献征录》、《国乐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

韩伟编著的《焦竑》透过对焦竑的身世与环境、行迹和作品的分析，勾画出他的思想发展，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

《焦竑》是“大家精要”丛书之一，由韩伟编著。

焦竑（1540～1620）是明代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考据学家。出身下层，矢志不渝，以状元之才领袖学界。其各方面思想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继承了阳明学泰州学派以性、情为主的心学思想，同时也以“实学”扭转当时空疏学风；不但文采斐然，而且具有深刻的民本思想；不但信奉儒家教义，而且主张“三教会通”。其史学和考据学成就既是对宋明“束书不观”学术风气的反拨，同时也对清代乾嘉学派思想的形成具有启发意义。《焦竑》主要围绕上述方面展开，涉及焦竑的生平经历、师承交游、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史学和考据学贡献等方面内容。

第1章 出身寒门的学士

第2章 一片赤诚五十载

第3章 十年宦海苍茫

第4章 “持志守静”的人生态度

第5章 师承名门，融会贯通

 焦竑与耿定向

 焦竑与王襞

 焦竑与罗汝芳

 焦竑与杨慎

第6章 交游广泛，崇尚气节

 焦竑与李贽

 焦竑与陈第

 焦竑与公安三袁

第7章 相遇在“道”上

 “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想

 “道”与“性”

 儒释道的融通

第8章 无为而无不为“与民休息”的惠民意识

第9章 带着镣铐跳舞“文质彬彬”的文学观

 焦苏的宏观文论思想

 对焦竑各种文体的微观考察

第10章 从心性之学走向求实之学焦竑的史学与考据学贡献

 焦竑的史学贡献

 焦竑的考据学贡献

第11章 焦竑著述举要

 焦竑现存著述

 焦竑已佚著述

附

 年谱

 参考书目

焦竑与罗汝芳

更进一步强固了焦竑对心学信仰的人，应该是罗汝芳。据现有材料来看，焦竑与罗汝芳也仅有一面之缘，时焦竑已经47岁，相见两年之后罗汝芳便去世了。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焦竑“师事耿天台、罗近溪”。《明史·焦竑传》也说焦竑先从耿定向学习，后来“复质疑于罗汝芳”、“讲学以罗汝芳为宗”。《明名臣言行录·焦竑传》同上述两书的记载如出一辙，称焦竑“以耿天台、罗近溪两先生为师”，并经常向两人请教古学。据此，焦竑师事罗汝芳应该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就有过往来，但史书上并未记载；第二种可能是，焦竑虽在47岁之前未见过罗汝芳其人，但对他的思想十分了解并相当认同，所以受其影响较大，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师徒关系。笔者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曾就学颜钧，是泰州学派著名学者。历任太湖县知事，刑部主事，知宁国府、东昌府，云南屯田副使等职。因张居正不满其讲学活动，遂弹劾之，被罢官。之后，他的讲学活动反而更加活跃，足迹遍布各地。为人极具口才，他与王畿相比，有“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的雅誉。其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较明显的平民化色彩，目标是使普通百姓“愚夫愚妇”都能体会“道”，而且承认普通人的物质和生理欲望，具有很强的人本色彩。

嘉靖二十九年（1550），当时南京的讲学风气十分盛行，罗汝芳是年来此讲学，时焦竑11岁，未有明确材料显示此次焦竑与罗汝芳相见并相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次讲学会对焦竑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万历十四年（1586）夏，罗汝芳又一次来到了南京，逗留一月有余。当时焦竑屡试不第，正居于南京。罗汝芳此次是与周思九结伴游学，经过南昌、两浙到了南京，之后，讲学于鸡鸣寺凭虚阁。很多学者如汤显祖、李登等人都来听讲。有时一次讲会要持续几天，而且“日会百计”，一段时间下来与会的人数就相当可观了，据杨复所记载人数“无虑千人”或“殆万人”。就在此次讲学期间，焦竑正式拜在罗汝芳门下，并对其师的思想十分推崇，称罗汝芳之学能“直指本心”，往往使听众豁然开朗，众人听过讲学之后都更加坚定了学习阳明心学的决心。

学界历来对罗汝芳思想的看法是“大而无统，博而未纯”。事实上，罗汝芳思想确是经历了由理学到心学，又由心学到类似于佛教的宗教意识的转变。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其思想近于“祖师禅”，“祖师”是指中国禅宗的真正意义的创始人六祖慧能，“祖师禅”是指慧能一派的禅宗。

对于焦竑来说，罗汝芳对他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取长弃短”的思想。这种思想源于罗汝芳对于佛教的态度，就是说罗汝芳虽然被人视为思想近于“祖师禅”，但他所吸收的也仅仅是禅宗的“顿悟”思想，而非照单全收。其实这也是罗汝芳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他虽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但同时对道家、佛家思想都有所涉猎。而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以一种“取长弃短”的心态加以利用。这就使得他的思想虽然驳杂，但仍存在最终的宗旨，即追求“良知本心”以及“赤子之心”。

为了不至于使子弟误入歧途，罗汝芳经常告诫他们不要多看禅书，认为一旦人们开始参禅并深陷其中，便会无法自拔，即使想要“转头出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可以说，这恰恰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态度，罗汝芳正是在这一点上给了焦竑很大的启发，或者说这种“取长弃短”思想对焦竑来说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远大于追求“赤子之心”（罗汝芳的核心思想）的意义。

在“取长弃短”这一点上，焦竑与罗汝芳是极为相近的。焦竑远承阳明之学，但在很多方面却又不是亦步亦趋地原样照搬。比如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他就比早期的阳明学者更加明确，也比后期的阳明学者更为辩证。而“取长弃短”的前提是要具备广泛的知识，要有一种“博学”的胸怀，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因此，焦竑对“博学”精神是十分推崇的，他较为认同孔子的“博学于文”的思想，认为只有广泛求学、存问才能择善而从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思想的锻炼过程了。在明中后期的思想背景下，原有的价值观变得摇摇欲坠，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其实这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解构之后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去建构。焦竑似乎看到了这种深刻的社会、思想危机，并积极努力地“取长弃短”，为新学术体系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罗汝芳的这种“取长弃短”的思想与耿定向所主张的“中行”思想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耿定向显得更遵守儒家道统，而罗汝芳则更为透脱一些，对儒释道间而取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赤子”一般的独立。焦竑则最大程度地继承了两人思想的合理成分，这也无怪乎《明史》、《明儒学案》以及《明名臣言行录》等史书都一致认同耿定向和罗汝芳为焦竑的老师了。

罗汝芳去世后，焦竑相当悲痛，后于《罗杨二先生祠堂记》中对罗氏之学高度赞赏。之后，焦竑自己讲学也以罗氏之学为宗。为纪念近溪，他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秋，主罗汝芳祠（明德堂）讲学之会，讲学内容由学生佘永宁辑成《明德堂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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