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龄太小就被鲁迅深深影响的人，是必须加以警惕的。这些人常常是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在鲁迅的火山那里找到一个虚幻的爆发口。而实际上，无论是思想还是学问，他们空空如也（当然，这话有“自食”的味道）。如果不确立自己的思想或者学问，他们就会跟着感觉走：今天担当个体的苦难，明天唱唱集权的赞歌，看一份自由主义的宣言，马上变成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听一场民族主义的演讲，马上就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唯一保持的是极端，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钱先生所一直思考的改造人性、根除奴性、拒绝遗忘、摒弃虚伪等，可能是永久的问题，不是哪个时代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变成一种思想重压压制年轻人的精神发育，应该到成年后再慢慢思考这些问题。只要看看当下的少年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调侃，从中透露出看透了一切的冷漠。学生的情况，资质各有不同。面对这种状况，如何启蒙？还统统用鲁迅激发他们对社会更强烈的憎恶和批判吗？钱先生再怎么爱鲁迅，这是他本人的嗜好，可实在不能执著。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退休后的钱先生到处给中学生和小学生开讲鲁迅，是值得忧虑的。记得鲁迅先生当年曾经明确反对将自己的文章收入中学生课本，不知钱先生记否？钱先生自然能忍受精神煎熬，而且能在残酷的环境中挺住，可是，那些年轻孩子呢，就不一定了。给孩子们打“精神底子”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应该是多元化的精神资源，不能只讲一个鲁迅，这很危险。联想到钱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我就隐约担忧起来。现实是冰冷无情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也很多，在这样的环境里，让那些处于“幸福时光’’中的中学生去读冷硬的鲁迅，难道不是惊扰孩子们的好梦吗？
钱理群、余杰、摩罗等人的书最初曾给了我自足的勇气和激情，对于困境里建立自我起到很大作用，他们普遍受到鲁迅的积极影响，致力于批判专制，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些都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也从他们身上洞察到了某种虚妄的精英主义，突出表现在文风上就是抽象的激情、标新立异、自相矛盾、主体固化，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陷入“我执”和“法执”之中。就连钱理群在北大一次讲座中，他本人也感叹自己太精神化不幽默，可见这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自我认知能力的人，并且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消融了自己。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为我警惕。
钱先生身上有鲁迅式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气质，偏激、峻急、郁热，缺乏缓冲，缺乏“文人雅趣”和“生活的艺术”，缺乏鲁迅身上的士大夫趣味，虽然延续了鲁迅的精神脉息，但缺少了魏晋风骨，缺少了多元意识下的平和与从容。钱先生自以为“真诚”、“自由”、“酣畅淋漓”、“野性”，其实，他很少警惕自我中心的立场。这是知识分子的幻觉，自以为在中心，其实还是边缘。
钱先生不是不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只是这种精神无法抗拒他自身的激情。他彻底被激情淹没。钱先生身上有着一种英雄主义式的“拯救情结”，他的反思也未能超越这种情结。虽然他的气质、语言风格、知识修养和鲁迅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却并不妨碍他从鲁迅那里获取精神的活水，鲁迅就是他的精神父亲。鲁迅对钱理群的投影，太深太深，他捣毁“精神避难所”，指出只有在严峻地审视、解剖自己的灵魂，“煮自己的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与接受鲁迅。有学者指出，钱理群似乎一直无法轻松地宣告他从这一代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相反，他总是感受到这种精神重压，并时时咀嚼，称自己为“历史中间物”，称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生命的“挣扎”，其间渗透着悲凉的人生境界。有学者断言，他“永难摆脱这种心灵的劫难”。让后一代年轻人跟他一起作精神漫游，去煎熬于什么“丰富的痛苦”，难道钱先生就不担心误食他苦果的人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痛苦，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玩赏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对此，我曾经吃过不少苦头，这是我的亲身体验。所以，远远地静听“老钱”讲课觉得好玩，靠近他你就会被他灼伤。
P8-9
读过此书，我很佩服作者的毅力和恒心，他比很多在校生都更像北大学生。作者对北大情有独钟，但并未盲目崇拜，没有出现独立思考的瘫痪，敢于以“民间”的姿态进行议论和批评。
——高峰枫（文学博士、北大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近期的网络阅读中，于仲达是少数击中了我的神经的思者。他的作品表现出直面黑暗的勇气、对精神高度的追求、指向生命本体的悲悯情怀，而这些正是当下汉语世界所缺乏的。在信仰缺席的汉语世界里，于仲达无疑是少数率先等待戈多的人，这是他的位置、意义、价值所在。
——王晓华（文学博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学者、文化批评家）
思想清理与精神求索、理性与情性相得益彰，文采斐然，才气灵动，不愧网友赠送的“才子”、“思想者”的称赞。他还仅近三十多岁，思想终究要与人生一道成长，我注视他“在路上”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的不懈追求，他毕竟已在个体存在的艰难和困惑中获得了某种灵魂的承诺和精神担当。
——槟郎（大学教授，学者，网络活者）
仲达兄七八年来一直是活跃在网络著文发帖的高产高质量作者，尤其可贵的是，他克服困难去北大旁听，一直执著于人文思考，就象他经年不移的精神坚守和迄迄不已的灵魂探索。这么些年里，在很多他的同龄人同道者已经渐渐远离思想场域，远离刻板的学术生活，远离严肃的生命追问，远离一个知识分子最后的道义坚守之时，我不断地读着他那些依然厚重，不改思辨之色的文字，那些沉潜于思想、寂寞于学术、奔波于南北、执守于内心，汲汲于个体灵魂生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留下的生命之痕，我只是一次次在内心感慨，感慨，在反躬自省的同时，向这样一位可敬的70后默默致敬。
——南朵（天涯论坛知名网友）
仲达兄是我所佩服当世的高人之一。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天才的土壤太过于贫瘠，甚至有点残忍。于是在此岸和彼岸之间，仲达兄就像一艘在风雨中颠簸的大船，拼命地挣扎，沉浮之间，渡己度人。终于，很多年后，我重新认识的仲达摆脱了重重的束缚，到达一个人生的停靠点，但这不是终点站。当然，我知道以他的性格，他会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姿态，因为现阶段，他只是完成了“渡己”的阶段性任务，而“度人”的任务任重道远，也许不是他瘦弱的双肩所能够出完全承受的了的，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肩扛闸门的勇士的存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才是真正的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最有价值的存在。鲁迅称这些人为“民族的脊梁”，仲达兄也一度沉浸在鲁迅的巨大存在中呼吸、生存，乃至吸收精神的营养。我私下以为“民族的脊梁”这一鲁迅独一无二所的创造，正是维系了鲁迅与仲达在思想深处的暗合，当然仲达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现阶段鲁迅的作为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存在，仍然空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依旧绝后。
——柳七门下走狗（天涯论坛知名网友）。
20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有些寒意，这是来自心底骨髓的寒意。
20年前的今天，皖北S城火葬场的院内。
红砖堆垒起来的烟囱，高高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迎着微风，蹿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深秋的寒意里，逐渐飘散，消逝。
我呆呆地仰望着它，感觉死亡是那么的近。文学作品里的人生那么美好，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前一天下午，听到父亲死讯的消息传来，当时我还在小镇补习课上为了命运而冲刺。在小镇通往县城的柏油路上，路边草丛传来蝈蝈的叫声，已经是深秋了，农人还在忙碌。弟弟一路上哭着。到了医院病房，父亲的脸已经被白布蒙上。亲人哭成一片，火纸的黑焰像蝴蝶乱飞。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儿子，甚至不像一个孩子。回顾过去，我明白了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无常。
对于死亡，在那年纪，我已知道死亡来临时，什么也做不了，唯有接受……担心死亡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直至死亡来临的时候，要活得充实，要把有限的精力花费在自己最想追求的事业上。
作为镇长的儿子，我清醒地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那种依靠父辈余荫而生活的想法从没有在我脑子里闪现过，我甚至感到一种庆幸，父亲去世以后，终于轮到我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了。
我在太平间里，一夜没有合眼，听母亲和父亲的朋友谈论以后生活的艰难，寒气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我忽然觉得，父亲死了，这是解脱。人活着实在不容易，普通人为衣食操劳。像父亲这样的人，除了生存的问题以外，还要为劳心而奔忙。
虽然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心里对生和死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与其像父亲那样煎熬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父亲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学生时代的纯净。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孩子内心都更成熟。在同样的事情上，我的内心特别地坚强。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家庭添麻烦；也只有自己担当自己，才能避免因依赖外力而受到束缚和伤害。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捧着他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车，从县城送他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我一直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在县城殡仪馆的三天时间里，发现这里每天都有六七个送来火化的人。我又一次距离死亡那么近。而此时我仿佛已经淡漠了生死。佛法告诉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什么叫做无常？“常”就是永恒，“无常”就是非永恒，世间一切万物皆无常，找不到永恒不朽者，包括日月星辰。尤其众生的生命更是无常，就像是泡沫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瞬间就没了。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对生生死死很是懵懂，更不懂得临终关怀的重要性。父亲临死那年的孤独和脆弱，我略微有点体会。只是年龄很小，对死亡没有任何认识。
2010年6月20日，大约凌晨四点左右，母亲也病逝了，终年61岁。伤心悲痛。发现时已经是早晨7点，距离去世已经有大约4个小时了。所幸母亲虽因脑溢血后遗症，多年缠绵床榻，但走得却直截了当，像极她生前的个性。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挣扎，也没有任何人在身边搅扰。
春节过后，我仿佛就有预感，母亲行动有些不便，忙把她接到家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时常听到她为家庭事情劳神，之前我开始留意用佛法应对各种痛苦和烦恼，我就用佛法劝她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把心往外放，看什么都想要，可是要不到，于是烦恼就来临了。实际，一切皆“空”。母亲听后，点头应对。那时，我们还谈论到死亡。
随着时光的慢慢流逝，亲友中有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甚至不满周岁的孩子，在被病魔折磨得不堪忍受抑或无奈离世时，他们的亲友有的为他们念佛，有的在院外号哭。每当看到这一幕幕，我感到万分恐惧与凄凉！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又是如此彻骨，但又无能为力。
回忆逝去的三十多年，自己显得那样无知与贫乏，心中充满悲伤，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可怕的悲伤；更怕自己不知何时也这般难堪地死去，我的亲人又将如何地心痛呢？！我未曾这样深刻地想过。由此，我联想到了这一幕：母亲去世以前，眼见母亲被心思缠绕，我曾手捧佛经对她说要放下，并告诉她我要辞职修行的想法，以往她很反对我的出外工作的做法，不料母亲在听完我的想法后，沉默了几分钟后说她支持我的想法。我听到后很是钦佩，一向平凡的母亲说出了这伟大的话。大概一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
生命是一场聚散，岁月无情、生命易逝，初涉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就拉开了聚散的序幕。所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生命的最终归宿永远是死亡。刹那芳华，红颜弹指老，人生如梦，醒时万事空。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鲜花和掌声，也有荆棘和泪水，有欢乐，也有痛苦，而我们为了追求那醇美的欢乐，就必须忍受那酸涩的痛苦。试想：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没有了死亡，那么活着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死亡并不可怕，无非是生命的长眠。而在这长眠之前，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拥有的每一天，想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该追求的，才是能让我们真正快乐的。是物欲？是名利？还是灵魂的安宁？
少年时的我，沉默得像个影子。时常注视着平原上徐徐落下的夕阳，一个人想心事。在一种沉重的感觉里，我渐渐长大了。长期封闭和单调的环境，培养了一颗孤独、内倾甚至幽暗的灵魂。心里始终有一道挥之不去的影子，如影随形。
幼年时，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在外婆家中的睡梦里惊醒，听到了凄厉的尖叫声。是沉默的老牛，它在牲口棚里惨遭棒杀。事隔多年，从老牛遭遇棒杀时发出的尖叫声中，我明白了什么叫任人宰割，什么是弱者的呼号！少年时爱好文学，幻想成为一名诗人，经历了践踏的命运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诗人的高贵。只不过是一头牛而已。那种尖利的牛叫声，总是让我的灵魂战栗不已。我就是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里那个脆弱无助的少年。
多少次，我漫步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多少次，我伫立于寒冷的夜色里，守护着一株落光了叶子的银杏树，等待着迟迟没有开来的公共汽车307；又有多少次，我把自己消磨于听课与读书当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在内心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北大精神、传统与风骨，早已感觉恍若隔世，所谓欣欣向荣的背后，诉说着一种无奈、压抑与沉重。学术，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再是情感、精神和生命的寄托，而是谋取名利的手段，有信仰、有真性情而又单纯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多了跳蚤与臭虫，少了大境界、大情怀和大生命，太可怜了，太猥琐了，太郁闷了！
为什么在S城生活了多年以后要来北京大学求学呢？《北大青年》杂志的记者曾经就这个问题采访过我，当时我列举了许多理由，现在想想这些理由都不是我最想说的。我的选择是，要在文字中建立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来对抗荒谬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精神自治。独立意味着得独自应付整个巨大的世界，前提必须是，自己特别独立而又强大。这是我的自我限定。这里要向读者交代的是，书中经常提到两个关键词：S城和鲁迅。S城是我的生身之地，人间世苦难的缩影，是我思考问题的现实参照；鲁迅是我的精神坐标，是我思考问题的精神参照。很多年以前，我就读了一本关于鲁迅生命哲学的书，此书将鲁迅先生置于儒、佛禅、道、耶、存在主义哲学和俄罗斯文学的中西文化语境下加以考察，从而重新定位鲁迅的地位。这本书深深影响了我，此后顺着这条线索，我去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宗教学系、历史系听课。
我并没有将所有的理想和希望寄附在文学上，实际上文字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对我而言，它不过是对于少年纯净天空的延续而已。那种独自去远方捕蛙的幸福，现在已经逝去了。远方不远，心灵的偏远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也是长大后，回忆的时候才懂得忧伤的。
村庄、河流、田野、小路、暗夜、红色的蛇、有月亮的夜晚，伙伴走散了，一个孩子单薄的背影，有一丝恐惧……能想象这是怎样的暗夜吗？多少年后，我回忆起那个有月亮的晚上，才作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写作与思考。只有在写作和思考之中，我才不会沉沦下去，内心才能安静……
哦，乡村已经凋敝，童年不再来。蛙声已经消逝，捕蛙少年在沉重之中渐渐长大。我只能在神的大爱里，抑或是在佛陀的悲悯里，寻找那种终极的幸福与清净。依靠神的道，或者让自己像慧能一样明心见性，需要的是一颗单纯的心。能否变得跟以前那个捕蛙少年一样，这需要拥有一颗单纯的心。我无数次在内心叩问自己：在我尝试摆脱困境走向独立的时候，是否已经失去了心灵的柔软？！
2007年以来，我不再感时伤世。那个春季的早上在北大校园里漫步，雨水潮湿的气息袭人，白丁香花开了，瘦弱的花瓣颤颤的，袅娜着散发着微弱的香气。忽然想起了《圣经·传道书》上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我真正读懂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后，我发觉自己不再年轻。面对伊凡的痛苦和尖锐，我忽然想起小说的题词：“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粒来。”这确实是一个“方死方生”的时代，一些陈腐的东西将要死去，而一些新生的东西是否就要诞生？在这片只生野草不生乔木的土地上，或许我的生命也到了该改变一些的时候了。
2010年6月20日，母亲病逝。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在S城殡仪馆的三天时间里，我又一次浸染在地狱一般非人的体验里，再次看见S城前来吊唁的形形色色的人，眼前似有一群活鬼在晃动。蒙昧众生为无明所驱使。突然想起网友南朵文章中所说的：
我在一个意外的生活别处，意外地解读到了部分生存的真相：它让人活在一个不由自主、不知其名的磁场里，精神随之而舞，人格随之而舞，生命随之而舞，其魂已游离其身。浮躁不宁、无意省思，难忍孤独，生命的精魂已被外物左右，被一个他视之为最大的生命规则所规定。宛若一只陀螺，唯一能够支撑它的，恐怕只有终身旋转下去的惯性，绝无暇停下来了。
我很怕我成为一个欲望附身的人，为了上帝赐予的命运，接受这种非人的体验，成为被陀螺缠绕的人。我的心智会被邪恶占领，被慵懒掌控，我会丧失理想与良知，醉心于钻营与谄媚，无意思考与反刍，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多少次，我想退却，然而，终于不能……大多数对佛教误解的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逃避到某个深山老林，去“出家”，进行所谓的“修行”，就解脱了，这些想法是很片面的。修行不需要一定在寺院中进行，只要有一颗坚定的心，处处皆有佛性与佛心永伴！学会让自己的心变得强大！让自己的心理变得强大，这才是最首要的事。一个法师告诉我说，境由心生！人所看见、面临的一切一切都永远只是他内心的映射！很多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外界，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来自于你看待问题的角度。然而，我总怀疑，人经历的不幸和苦难太多了，难道就真的看开解脱了吗？法师对我说，修习佛法可以获得般若智慧使自己洞明幻象与真如，进入解脱之境，抛却种种执著，然而，在我这样一个凡夫看来，能悟空那只能是佛的境界。六祖慧能大师当年曾说过：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面对风动和幡动，我无从认定那是仁者心动。鲁迅那宿命般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以淡定从容的道禅本心，过一种优游、恬静、幽谧而又适意的生活，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于是，悲苦交集，又一次彻悟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在天意面前，也许就是一条可怜的狗，不过是轮回于六道之中的一颗细沙罢了。可我不愿意选择彻悟后的空幻，所以信靠基督一一因为，鲁迅先生警醒我向死而生，我不愿意太轻松。我选择面对苦难的世界，而不是黯然地自伤……因为，如果可能，我愿意匍匐在主的脚下，任其主宰，成为他的器皿，并最终达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全部理解。但是我知道，主的门不会轻易向我打开，因为我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孤魂野鬼。然而我了解，这就是我的命运。
感谢郝庆军先生、赵春强先生、荣挺进先生、民间学者金纲先生、吾友伍绍东先生、老村先生！他们是我将此书的写作进行到底的力量！
2013年5月 苦突斋
北大听课五年，《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记录着作者于仲达最为珍贵的精神档案，是一个曾经的苦痛者写给正在困惑的年轻人看的书。
《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于仲达编著的这本《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是熔学问、思想和精神于一炉的大学术随笔。记录了作者2007年到201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听课的情形，对于北大教授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水平进行了个体化的生命观照，结合作者在S城的生活体验和精神创痛，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