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5日，记者在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的京都律师事务所采访了中国刑辩律师的领军人、大名鼎鼎的田文昌。他器宇轩昂，但又不失儒雅、真诚。也许觉得记者善解人意，他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结果，原先说好的一个小时采访变成了三个小时。
谈到李庄案件，他首先忧虑的是更深层的问题。他说，古代出现过“腹诽罪”，文革时期出现过“思想犯”，如今又出现了“表情犯”，这是非常可悲的。个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出现这种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他还说，赵长青为涉黑被告黎强做无罪辩护，认为公诉机关提交的1849件证据无一可以证明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幸亏有人支持他。我当年只是为涉黑被告做轻罪辩护，舆论就一边倒地攻击我。这又说明，社会在某些方面还是进步了。他踩出了先行者的足印
采访田文昌之前，我对他的印象来自媒体。
他是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与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获得过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等无数荣誉称号，还被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证书。
多年来，媒体一直尊他为中国刑事辩护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
他还是一位学者型的律师，当律师之前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如今仍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他的专著《中国名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田文昌专辑》、《刑事辩护学》、《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律师与法治》、《刑诉法再修改建议稿》一纸风行。
作为经验丰富、学术根底深厚的律师，他经常参与立法研讨活动。他还多次作为中国政府组织的人权代表团成员，参加国际人权对话活动。外交部曾两次表彰其在对话活动中的突出表现。
专业方面，他以擅长办理各类典型疑难法律事务著称，在漫长的律师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办案风格。他代理过无数著名的案件，如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河北企业家商禄案与黑龙江企业家朱佩金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公司误机索赔案……
2002年，他也曾替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使其一度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而遭到舆论的密集攻击。有人说他为了钱可以替坏人辩护，缺乏正义感；也有人说他出名之后，只代理有钱人的案件，不代理穷人的案件。
伤害之重，直到现在，他都不愿意代理涉黑案件，甚至不愿意对重庆打黑风暴发表意见。结果，许多人对他表示失望——刑辩律师究竟拥有哪些权利，怎样做违法，怎样做不违法——他最有资格站出来说话，重庆打黑，李庄事件，他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两句？
可是，采访他之后，我知道这种质疑纯属误会。
因为，大家希望他说的话，他早就说过了，甚至于在为刘涌辩护之前就说过了。
早在1994年，他就通过律师李强被抓一案，在《市场法制导刊》上提出了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风险大、刑事辩护制度必须改革等问题。
1996年，他在司法部举办的全国高级律师培训班上讲课时，向刑诉法第38条开炮，明确指出，这种规定会使律师遭受职业报复，并一再告诫全国律师要注意自我保护。 2004年，针对修改后尚有缺陷的刑法，他又在《西部法苑》上提出，刑法306条款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剑。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立法，对律师单列这样的条款具有明显的歧视性。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给立法机关写报告，要求取消306条。 在被人误解的情况下都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久，还做了那么多，他问心无愧了！
直到去年11月——李庄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即在全国律协刑委会2009年年会上，他还将“律师向被告人宣示案卷内容”作为专门议题，并发表“律师有责任向被告人告知案卷内容”的观点。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有引起立法者，甚至没有引起同行足够的重视。
黑格尔说，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喜剧，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悲剧。是啊，历史又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从前的故事。想当初，假如人们对他的意见更重视一点，何至于发生李庄事件？
好在，他在中国当代法制史上踩出的那一行行脚印，是不会消失的。P14-17
本书收入的专访文章绝大多数是2010年我为司法部主管的《法律与生活》杂志“金牌律师”专栏而写，收入时作了少量补正。书中律师，除了年逾六十的张思之、田文昌，其他均以姓氏笔画进行排序。
律师的遴选，视律师本人社会责任、专业水平与影响力而定。但是，由于我初识律师群体，对他们的了解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更由于其他无法抗拒的原因，最终还是有遗珠之撼。只能寄望在第二辑，乃至第三、第四辑中弥补了。
尽管未能尽揽精华，我相信，我在律师遴选以及在文章评述中抱持的客观公正和突出律师社会责任的价值观，是会被细心的读者“读出来”的。不足之处，谨祈读者赐教！
陈有西说，“律师既有激情又精通法律规则，是最容易产生政治家的群体。世界各国，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生。曾经是军人治国、专家治国的中国，法律人治国的年代必将到来，不是这一代，就是下一代。”对此我也是深信不疑。
行笔至此，我心潮激荡。张思之、田文昌、陈有西、张培鸿、莫少平、张燕生、王才亮、郭建梅、张青松、周泽、孙渝、杨大民……能够以自己的职业水准与这些律师——他们无疑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推手——对话，是我奠大的荣幸！
最后，我要向使我得以认识这个群体的《法律与生活》总编辑李秀平、向《金牌律师》专栏编辑吕娟，向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律师以及为本书写序的江平教授、为本书题词的贺卫方教授，向慧眼识珠的本书编辑周海燕，向我参考过的文章的作者，向所有关心过本书写作与出版的亲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要感谢母亲朱玲娣的在天之灵——是她赋予我这样的良知与精神气质，使我能够同这些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同气相求、心心相印！
2009年12月12日，李庄律师被抓，随之发生了轰动中国法律界的李庄事件。恰恰在这时候，《法律与生活》杂志决定开辟一个关于律师的专栏。2012年6月，正值李庄刑满释放一周年，专栏作者郑荣昌又想把专栏文章集结出书，请我写序。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不由得想起，12年前，我为孙国栋主编的《中国大律师》所写的序——《律师兴则国家兴》，想起11年来中国法治的变化，以及中国律师的变化。
我一直认为，这些年，中国法治是在向律师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变化——权力的声音变大了，法律的声音变小了；公权力变大了，私权利变小了。而且，至今也没有翻转过来的迹象。这种变化既与世界潮流悖逆，也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相左。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感觉到这种变化的职业群体是律师。这是因为。基于职业的特性，律师天生就是为私权利服务的，就是同公权力抗衡的。公权力扩张了，压倒了私权利；权力的声音强大了，盖过了法律的声音，律师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硬要干下去，也是无所适从，动则得咎。
于是，律师也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正路走不通了，或者越来越不好走了，就去走“勾兑权力”的歪门邪道。还有一种变化是，为中国法治的整体进步出力，通过法治的整体进步扩大律师的生存空间，自己也从中受益。
所幸的是，与权力勾兑、走歪门邪道的第一种变化没有成为主流，相反，推动法治整体进步的第二种变化成为了主流。于是，这些年，中国的法治天空就出现了一道道主要由律师创造的美丽景观。
景观之一，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层次丰富、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国律师的阵容越来越强大，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水平越来越高超，他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前沿地带，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代理人和角斗士。
景观之二，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刑事犯罪层出不穷。由于封建专横势力猖獗，法治不健全——譬如刑法306条款的存在，又为依法解决社会冲突预设了许多障碍。刑事辩护，风险重重。即便这样，中国的刑辩律师依然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无所畏惧。李庄事件就是一例。
景观之三，由于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发育，以及对律师职业的深刻体认，中国律师中出现了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类别——公益律师(包括维权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他们关注大多数人较少关注的公共事件和弱势群体，为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战，成为律师中习习闪光的“异类”。
景观之四，由于律师制度延续了几十年，中国律师作为—个整体，出现了老、中、青“三世同堂”、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代际结构。一些老年律师、中老年律师仍然战斗在法律实务第一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中年律师成为肩挑大梁、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具有良好学术背景的年轻律师也茁陕速成长。
景观之五，中国的律师正在从一个自为的群体变成一个自觉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而战，而不仅仅局限在自身的业务活动中。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群体，还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觉悟和很强使命感的群体。他们正在成为明日之星。
这些景观无不昭示，律师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或阻止中国法治倒退的极为重要的跨体制力量。当然，在这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中国的律师队伍以及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包括跨体制的律师和体制内的法官、检察官、警官)也会发生分化——高尚的愈高尚，卑鄙的愈卑鄙。
让我高兴的是，《大律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律师的主流变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以上这些景观，也就是说，本书作者郑荣昌较好地把握了这个并不容易把握的题材，较好地进行了律师的筛选，较好地反映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风貌。而这些，正是我愿意为本书作序的原因。
《大律师》是由郑荣昌编著。
中国律师的阵容越来越强大，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水平越来越高超，他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前沿地带，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相互博奔的代理人和角斗士。
中国的律师正在从一个自为的群体变成一个自觉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而战，而不仅仅局限在自身的业务活动中。
中国律师中出现了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类别——公益律师。他们关注大多数人很少关注的公共事件和弱势群体，为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战，成为律师中习习闪光的一族。
《大律师》收入的专访文章绝大多数是2010年作者为司法部主管的《法律与生活》杂志“金牌律师”专栏而写，收入时作了少量补正。
《大律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律师的主流变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以上这些景观，也就是说，本书作者郑荣昌较好地把握了这个并不容易把握的题材，较好地进行了律师的筛选，较好地反映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