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渐趋沉寂,许多作家或皓首穷经,或歌功颂德,其作品多显得思想贫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马迁超世拔俗,格调独标,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成一部彪炳千古、辉耀百代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而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体文学的光辉范例,也奠定了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本书以通俗却不失文彩的语言诠释历史,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将这部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美誉的史学巨著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为读者打造一条回归历史的通道。使读者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象空间和愉快体验。
《史记》是我国汉代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着,它记载了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经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箸。
殷的始祖名叫契,契的母亲名叫简狄,是有娥氏部落的女子,喾帝的第二个妃子。简狄等三个人有一次到河边去洗浴,看见燕子生下一个蛋,简狄拣起来吞食了,于是她怀了孕而生下契。
契长大以后辅佐夏禹治水很有功劳。舜帝就命令契说:“百官贵族不和睦,五伦关系不顺畅,你去做司徒的官,要恭谨地传布五伦的教诲,五伦教诲的主体是宽厚。”把契封在商这个地方,赐给契姓子。契在唐尧、虞舜、大禹当政期间兴起,他的功业在百官贵族中显现出来,百官贵族因此也就和睦相处。
契去世,儿子昭明即位。昭明去世,儿子相土即位,相土去世,儿子昌若即位。昌若去世,儿子曹圉即位。曹圉去世,儿子冥即位。冥去世,儿子振即位。振去世,儿子微即位。微去世,儿子报丁即位。报丁去世,儿子报乙即位。报乙去世,儿子报丙即位。报丙去世,儿子主壬即位。主壬去世,儿子主癸即位,主癸去世,儿子天乙即位,这就是成汤。
成汤,从契到汤有八次迁徙国都。汤开始就定居在南毫,这是追随先王喾帝才在这里定居的,为此成汤就写了《帝诰》。
汤开始征伐诸侯。葛伯不奉行祭祀,汤一开始就去征伐葛伯。汤说:“我说过这样的话:人观察水面能看见自己的形貌,观察民众的状况会知道治理的好坏。”伊尹说:“英明呀!进谏的言语能够听从,治国的道术就会有人进献。君临天下能爱护百姓,凡是有善良品行的人都会在王府任官。努力,努力呀!”汤对葛伯说:“你不能恭敬地顺从天命,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决无丝毫宽赦。”就写作了《汤征》。
伊尹名叫阿衡。阿衡想求见汤而没有合适的缘由,就去做有莘氏部落女子的陪嫁男仆,背负着炊事用具鼎俎来见汤,从烹饪中的滋味说起,来游说汤,让汤致力于实施王道。也有人说:伊尹是个隐士,汤派人去聘用迎接他,经过五次,他才肯出世任职而依从汤,并进说远古帝王和三皇、五帝、夏禹九君执政方面的事情。汤举拔伊尹并任用他管理国家政务。伊尹曾离开汤去到夏。因为不满夏桀的政治丑恶,又返回到了南毫。从北门进入毫都,遇见了汤的贤臣女鸠、女房,为了说明他返回的意思就写了《女鸠》、《女房》。
汤出门,看见野外捕猎者张开四面大网,祝祷说:“从天上地下四方来的都进人我的网中吧。”汤说:“唉,会一网打尽了呀!”就让去掉捕网的三面,并让捕猎者祝祷说:“想从左面逃的,就从左边逃。想从右面逃的,就从右边逃。不按照我的想法逃离的,就进入我的网中。”四方诸侯们听到这件事,说:“汤的仁德达到了极点,竞把恩惠加到了禽兽身上。”
这个时候,夏桀政治暴虐荒淫无道,而诸侯国昆吾氏也发动叛乱。汤就发兵并率领四方诸侯,伊尹跟从汤,汤亲自举着大钺指挥,先讨伐昆吾,从而也就讨伐桀。汤说:“告诉你们大家,都到我这里来,都仔细听着。不是我小子敢于举行叛乱,是因为夏桀罪恶多端,我虽然听到你们大家对出兵有怨言,但夏氏是有罪啊。我畏惧上帝,不敢不进行征伐。现在夏桀罪恶很多,上天命令要惩罚他。现在你们大家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恤我们大家,废弃了我们的农事而来征伐。’你们还会问:‘夏桀有罪,他的罪究竟如何?’夏王耗尽了民众的劳力,掠夺光了夏国的资财,民众怠惰不同他合作,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丧亡,我宁愿跟他同归于尽!’夏桀的德行已经如此堕落,现在我一定要前去讨伐。你们如果和我一起去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力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假话。你们如果不依从誓言,我就要辱及你们的子孙后代,决不会加以赦免。”商汤把这些话告诉管文书的长官记下,就写作了《汤誓》。于是汤就说:“我特别勇武。”称号叫做武王。
桀在有娥部族的故都被打败,桀逃到了鸣条,夏桀的军队溃败。汤就去讨伐三■,缴获这个国家的宝玉,记载这件事,义伯、仲伯二臣就写了《典宝》。汤已经战胜夏桀,当初想迁徙掉它的社坛,但又认为社坛是不可替代的,于是就停止了,写了《夏社》。伊尹向诸侯通报了局势,于是四方诸侯全都归服,汤便登上天子之位,平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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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渐趋沉寂,许多作家或皓首穷经,或歌功颂德,其作品多显得思想贫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马迁超世拔俗,格调独标,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成一部彪炳千古、辉耀百代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而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体文学的光辉范例,也奠定了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与汉武帝相始终的。
司马迁生在一个有治史传统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识渊博,见闻颇广,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指》,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逐一对这六家的思想进行评述。对于前五家,司马谈多取分析批判或排斥的态度,而对道家则多所褒扬,并作了更多的肯定,认为它兼有各家所长而无其所短。司马谈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在《论六家要指》中表现出的敢于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对司马迁的人格发展与思想成长,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幼年时司马迁跟父亲住在家乡,“耕牧河山之阳”,后随父至长安,曾就师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司马谈作为朝廷史官,有接触“天下遗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写一部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的史书,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前110年,司马谈死。临终前,他嘱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激动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便开始为《史记》的撰写搜集材料,准备条件。约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自二十岁时起,先后多次漫游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他先到湖南,寻访了屈原放逐所至的沅、湘一带,到汨罗江边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接着,又登上九嶷山,实地考察了帝舜的传说;然后,又沿长江东下游历了庐山,至会稽考察大禹治水的功绩;再到姑苏参观了古宫室遗址,实地访察春秋时越王勾践的史迹;他还渡江北上至淮阴,访问了韩信的故里,搜集了有关韩信早年活动的传闻轶事;又至齐、鲁,访问孔子故居,参观了孔子的车服礼器;继而南到彭城、丰、沛等地,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拜访了当地的父老;归途中,司马迁又去河南,到大梁,搜集了关于信陵君的传说,最后回到长安。这次游历使司马迁大大开阔了眼界,饱览了祖国壮丽秀美的山川,广泛深入地接触了社会和人民,搜集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传说,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接受了民间文学和人民语言对他的良好影响。这对他写《史记》中的许多重要篇章,如《屈原贾生列传》、《夏本纪》、《五帝本纪》、《淮阴侯列传》、《孔子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魏公子列传》等,无不有很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返长安后不久即出任郎中。二十八岁后,他有机会再次出游,奉使西征,巡视了巴蜀以南的邛、笮、昆明等边境地区。这次出游,司马迁得以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以及经济、物产等情况。这对他撰写《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颇有裨益。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扈从,东去泰山行“封禅”典礼。随后,他跟从武帝巡边,出长城,临碣石,至辽西,登单于台,考察了他此前未曾涉足的东部、北部地区,从而为写《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等奠定了基础。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之职。四十二岁时,他开始了《史记》的写作。然而,为时不久,一场惨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四十七岁时,他因李陵降匈奴事件而下狱受腐刑。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在与匈奴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矢尽粮绝,又遭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嫉妒,后继无援而无法扭转败局,李陵兵败被俘后降了匈奴。消息传到汉宫廷,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司马迁根据平素对李陵的了解,认为他“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是个有“国土之风”的“奇士”,他的兵败而降是李广利坐视不救和有意陷害的结果。因而,当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及司马迁时,司马迁说李陵未必是真心投降匈奴,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不料,汉武帝竟认为司马迂在替李陵游说而曲意攻击李广利,给他扣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处以死刑。因司马迁无钱赎刑,为完成《史记》的写作,只好忍辱受宫刑以抵死罪。其实,汉武帝残酷地惩处司马迁,还有更为阴蔽的原因。李陵事件发生不久,武帝曾将正在撰写的《史记》中的“景帝及己(武帝)本纪”要来看了一遍,“大怒,削而投之”。显然,司马迁的直书不隐触怒了汉武帝,因而,武帝便借李陵事件加害这位秉性正直又不肯屈服的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