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朗·戈代的这本《斯科塔的太阳》是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隐喻性的笔法以及炙热、干燥的文字，刻画了一个家族三代的传奇故事。这是一个“骗人的男人和一个接受他的谎言的女人”结合而诞生的家族，处处受到排挤，但他们顶着压力，自豪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在意大利的艳阳下，“人和橄榄一样都是永恒的。”

《斯科塔的太阳》讲述了：

在一个太阳的热量仿佛要把大地烤裂的日子，大盗吕西亚诺刑满释放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小镇，强暴他十五年前的梦中情人。保守的镇民用乱石打死了他，而临终前他却得知找错了人，那女人是他钟情的人的妹妹……就在这受命运捉弄的真情与误会中，洛可·斯科塔诞生了，开始了背负着原罪与诅咒的沉重的家族与传奇。他长大后，成为残忍的江洋大盗，娶了聋哑女，生下二子一女。孩子们在父亲死后一无所有，由于不光彩的家族史而备受歧视，试图往新大陆寻找机会，却因故不能入关，辗转之下他们回到了家乡，在贫瘠的沙地上茹苦含辛地生活。斯科塔兄妹们不曾向命运低头，即使饱受天灾人祸也未曾放弃，期望摆脱盗贼的身份。他们坚信这一片生长出橄榄树的土地，也能够让他们守护自己的乡土，做一个“吃太阳的人”。

《斯科塔的太阳》由洛朗·戈代编写。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中经典”总序

一 命运中的热石头

二 洛可的诅咒

三 穷人的归来

四 不声不响人的烟草

五 宴会

六 吃太阳的人

七 塔兰泰拉舞

八 太阳的照射

九 地震

十 圣埃里亚的赛神会

译后记

译者简介

三 穷人的归来

“等一等，”朱塞佩大叫，“等一等！”

多梅尼科和卡尔梅拉停下，转过身，瞧着他们的兄弟，在几米路外用单腿跳着过来。

“什么事？”多梅尼科问。

“我鞋里有一粒石子。”

他坐在路边上，要解鞋带。

“它痛了我至少两个钟点了。”他又说。

“两个钟点？”多梅尼科问。

“是的。”朱塞佩肯定说。

“你不能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快到了。”

“你要我跛着腿回家？”

多梅尼科厉声骂了一句响亮的粗话：“操你的吧！”他的妹妹卡尔梅拉听了大声笑了起来。

他们在路边停顿一下，其实也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歇口气，瞧着还剩下的那一段路。他们给弄痛朱塞佩的小石子祝福，因为这是他们等待的借口。朱塞佩慢条斯理脱鞋，仿佛在仔细品味这个时刻。重要的不是这里。蒙特普西奥现在已在他们脚下。他们注视自己的故乡，眼睛看不厌似的，还闪烁一种幽忧。这种内心的焦虑，游子归来时都会有的。这种难以抑止的情绪由来已久，害怕在他们不在时过去的一切都被吞没了。街道不再是他们离开时的模样。他们认识的人都已消失，或者更糟的是接待他们时，厌恶地噘嘴，不怀好意的目光在说：“喔，你们回来了，你们啊！”他们在路边停下时都有这种焦虑，朱塞佩鞋里的小石子则是一种天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愿意有时间远眺一下村庄，歇口气，在往下走以前划个十字。

他们上次离开才过去了一年，但是他们老了，他们的面孔线条硬了，他们的目光也严厉有力。度过了另一种人生，这个人生中有悲痛、狼狈和意外的欢乐。

多梅尼科也称“米米”，因为他每句话的末了都以带“米米”这个音的粗话结束，但是他说话的音调拖沓，仿佛这不是一句骂人话，而是一种新的标点符号。多梅尼科长大成了一个男人。他其实只有十八岁，人家都会多给他加上十岁。他面貌粗犷，不美，目光尖锐，仿佛生来是掂量对方价值的。他身子强壮，手掌宽厚，但是他的全部精力是用最大速度跟与他交往的人说这样的话：“这个人我们可以信任他吗？”，“有没有办法去弄点钱来？”，这些问题不用再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组织，而是好像消融在他的血管里了。

朱塞佩依然保持孩子时代的五官容貌。他小两岁，尽管岁月过去，还是一张圆的娃娃脸。从天性来说他善于给他们三人排难解纷。他经常会兴高采烈，对哥哥与妹妹充满信任，以致很少时日他会为第二天的事垂头丧气、绝望。他的外号是“圆肚皮佩佩”，因为吃饱肚子是他在世上最喜爱的境界。他首先念念不忘的是吃饱肚子。能够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这一天才可宣称为好日子。一天能吃上两顿那是个例外，可使朱塞佩兴致勃勃过上好几天。多少次在从那不勒斯到蒙特普西奥的公路上，他回想起前一天大口吃的那一碗丸子或面糊，不是还会笑出来吗？那时候他会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自顾自说话，像个心满意足的人笑眯眯，仿佛不再感到疲劳，内心找到一种快乐的力量，会使他突然高声吼叫：“圣母玛利亚，多好吃的面糊呀！”……然后贪婪问哥哥：“米米，你记得吗？”接着就对那碗面糊无休止地描写，它的配料，它的味道，跟它配吃的沙司，他还不罢休：“米米，你记得吧，配上那个红的汁？好像跟肉一起煮出来的，你记得吗？”米米听他喋喋不休的谵妄幻想听烦了，终于冲口说：“操你的，你和你的面！”这就是在说，还有路要走，腿已经酸了，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这样美味的面糊呢。

卡尔梅拉，她的哥哥都亲昵地叫她缪西娅，还是个孩子。她有孩子的身体与孩子的声音。但是最近这几个月给她带来的变化比两位哥哥更大。在他们的流浪生活中，总是她引起他们最大的悲伤和最大的欢乐。没有人曾经责备过她，但是她明白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引起的。到了紧急关头一切也是靠了她得救的。这使她在心里产生一种超越她的年龄的责任感和机灵。在日常生活中，她保持少女的心态，哥哥的逗乐使她发笑，但是当命运打击他们的时候，她发命令，咬紧牙关抗争。在回家的路上是她掌握驴子的缰绳。两位哥哥把他们的财物都交到了她的手中。驴子和驴背驮着的一堆东西，那是几只袋子，一把茶壶，荷兰瓷盘，一只编织椅子，一套铜制餐具，几条被子。驴子驮物认真负责。这些物件单独来看，没有一件是有价值的，但是凑在一起，则建立起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沿途积累的钱，放在一只袋子里，也是由妹妹保管。卡尔梅拉怀着穷人的急切心情看管着这笔宝藏。

“你们认为他们把灯笼点上了吗？”

朱塞佩的声音打破山岗的寂静。三天前，一位骑马的人追上了他们。闲谈了一会以后，斯科塔兄妹说他们回蒙特普西奥的老家去。骑马的人答应他们会去宣布他们正在回家的消息。朱塞佩想到的是这件事。在加里巴尔第大街上点燃灯笼，在移民回乡的那些日子里都是这样做的。点灯笼是欢迎“美国人”重返故里。

“肯定不会的，”多梅尼科回答说。“灯笼……”他耸耸肩膀又说了一句。他们又被一片寂静包围。

肯定不会的。不应该盼望给斯科塔一家点什么灯笼。朱塞佩有一时面色沮丧。多梅尼科说这话，语气好像不容别人反驳。但是他自己也想到了这件事。是的，灯笼，只是为他们点。全村的人都在那里。小卡尔梅拉也想到这件事。从加里巴尔第大街进去，又见到满是泪水与笑容的面孔。他们三人都在这样梦想。是的，是这样的，灯笼，这就美了。

风已经刮起，扫走了山岗上的气味。夕阳余辉正徐徐消失。那时，他们一声不出，动作一致地重新赶路，像受到村子的吸收，同时又心急又害怕。

P45－49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一九八四年，《情人》一书问世，杜拉斯已年届七十，突然成了文坛明星。这个现象使杜拉斯本人也感到吃惊。据她自己说，书内有不少迎合大众心理的成分，如酗酒、色情、殖民地情结，又加上似自传非自传的暗示，让读者又可当做自己的故事来欣赏，这一切使这部书成了畅销。连一向以奖掖新生代青年作家为己任的龚古尔文学奖，也颁发给了《情人》。《世界报》评论员挖苦说：“这是给胜利者驰援来了。”其实，对杜拉斯只是锦上添花，龚古尔文学奖自己则很受伤。

据《文学奖阅读指南》作者贝特朗·拉勃说，法国文坛有一千项奖，为欧洲之冠。每周有两个奖或竞赛诞生，同时又有一个奖或竞赛死亡。得到媒体最多追捧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绝大多数奖项设立的目的是促销，不是推荐。

给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当过三十年秘书的杰尔曼娜·索尔贝，在《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中回忆说，当年伽里玛出版社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出版家、作家、评论家谈的是作品价值，不是排行榜，提到的是作家与文学，不是营销术。索尔贝还说，现在回想这些情景如在梦中。

书籍成为大卖场商品，评审会成为商业性行会，作品推介成为营销促销。作家也纷纷窥测市场动向、评委口味，然后再调制作品的菜谱。“要别人感动，先要自己感动”，这条艺术创作心得，也变成了“要别人感动，先要问别人给什么感动”。于是媚俗的煽情作品风行一时。

得奖作品总是可以引起关注。成全一个人或一部作品是授奖的一大功绩，同时又疏忽了其他足可与之媲美的人与作品，这又是授奖的一大罪过。

多年来，法国文学大奖如龚古尔、勒诺杜、费米娜……只是在财力雄厚的大出版社之间流转。以致有个绰号送给这些评审会，称为“伽里格拉瑟伊”（Galligraseuil），这是伽里玛、格拉塞、瑟伊三家出版社社名词头的组合。也有把瑟伊换成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称“伽里格拉班”（Galligrasbin）。

小出版社简直得不到优秀的稿子，因为有才华又还尚无名的青年作家经常听到这样的忠告：你怎么还把稿子往小社寄，那里永远别想得奖，也就没有出头之日。

艺术与风尚混淆不清，卓越与畅销相提并论。幸而读者不是傻子，也不愿做傻子，久而久之，文学奖的威望大打折扣。素有作品推销机之称的龚古尔奖，二○○二年与二○○三年的得奖作品的销量也惨遭滑铁卢。

龚古尔学院下决心要重新擦亮自己的金字招牌。二○○四年，它把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洛朗·戈代的《斯科塔的太阳》。评委会女主席爱德蒙特·夏尔一鲁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找的是一部不同凡俗的书，无论从写作技巧、情节处理来说……，洛朗·戈代是个不事张扬、个性独立、不哗众取宠的作家。此外他还年轻。把荣誉授予年轻的天才，这原是龚古尔文学奖的宗旨。”

这位主席还说：“我很高兴今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圣日耳曼一德一普莱以外的城市上。”圣日耳曼一德一普莱是巴黎一个古老文化区，大出版社都在那里。这个圣日耳曼一德一普莱以外的城市是指法国最有罗马文化底蕴的南方城市阿尔。凡高曾在那里与高更一起组成南方画室，留下许多杰作。比才也写过一出歌剧叫《阿莱城的姑娘》。出版《斯科塔的太阳》的南方书社只是阿尔城的一家小社，但是多年经营，书单上列有许多有品位的好书。

××××××  是什么样的一位作家，什么样的一部作品得到龚古尔奖评委会、出版社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呢？还在得奖前就售出了八万多部。这说明优秀作品只要作好推介，不用炒作也能畅销。

洛朗·戈代一九七二年出生于巴黎。父母亲是心理医生。他生活在一个平衡和谐、有良好教育的家庭。由于寓所与诊所合用同一套公寓，幼年的洛朗经常看到父母的病人身上似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冲突，精神会影响肉体做出奇奇怪怪的动作，使他以后相信“身体是精神的囚徒”。

洛朗还喜欢跟同学到市区公墓去游玩，这些墓碑与墓碑底下的什么使他很入迷。这也使他日后在作品中常有鬼魂出没，让死者与生者进行对话。

洛朗·戈代虽以小说得奖，却是写戏剧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中学毕业后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失败，同时他创作了《愤怒的奥尼索斯》（1997）。遇到斯特拉斯堡剧院创建者、导演兼演员于贝尔·吉尼乌以后，在他的指导与提携下，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完成。《尘雨》（1997）、《中魔者的斗争》（1999）、《手上的灰尘》（2002）、《幼发拉底河的青虎》（2002）、《萨丽娜》（2003）、《梅黛·卡里》（2003）、《被牺牲的人》（2004）。

这中间，他报名参加军队，据他自己说这是他给共和国在尽公民义务，因为共和国曾给他的父亲提供奖学金，帮助他完成了大学学业。他在军队里却写出一部反战小说《喊叫》（2001）。这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一战时期，蹲在战壕里几名士兵的独白，声音孤寂、忧伤，有的正在走向死亡。这是一部小说，也可以当作剧本阅读。以致斯坦尼亚拉斯·诺尔代于二○○四年搬上舞台时，甚至不需要改编！

接着第二年，洛朗·戈代推出第二部小说《宗戈国王之死》，借中非的疆土，波澜壮阔地搬演希腊的悲剧。那里集中了人类种种的险恶处境，又一次提到战争的恐怖与人性的疯狂。一位老国王，几个相互嫉妒的子女，公主的失意与得意的情人，还有几名仆人，演绎着命运的诡谲突兀。

谈到死，谈到命运，依据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金科玉律，恐怖与怜悯常常是悲剧的发条。语言既精彩又巴罗克。逆喻——矛盾形容法，——是洛朗·戈代喜用的修辞，他把相反的状态、形象、风格的词放在一起，看它们怎样摩擦、燃烧、爆炸。有时确也产生奇妙的效果，有时也适得其反。但是这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二○○二年《宗戈国王之死》获中学生龚古尔文学奖，二○○三年又获图书馆奖。二○○二年十二月，《费加罗报》发表文学评论家投票选择的四十岁以下的优秀作家，洛朗·戈代是最常提到的名字之一。这样把他推到了文学舞台的台口。《宗戈国王之死》销出了九万五千册。

接着一年，也就是二○○四年，洛朗·戈代推出了他至今最重要的作品《斯科塔的太阳》。

××××××

太阳的热量仿佛要把大地烤裂。没有一丝风吹动橄榄树的树叶……山岗的清香早已消散。石头热得在呻吟。八月的天气压着加加诺高地，无疑是一种天命……

一头驴子在土路上慢慢走，忍气吞声转过道路的每个拐角，什么东西都摧残不了它的顽固……骑在驴背上的人像受到古老诅咒的一个影子，被热气熏得麻木鲁钝，任凭坐骑把他俩怎样带到这条路的尽头……

小说一开始荒凉、凝重、神秘，空气中弥漫一种威胁，很像伊斯特伍特主演的西部片；但是这里不是美国亚利桑那，而是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区，贫瘠得像卡洛·莱维写的《基督不到的地方》——埃博利，连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洛朗·戈代选择这块地方，因为他的妻子出生在那里，他几次随她去老家度假，那里的毒日头、红土地、剽悍的民风、保守的习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叫蒙特普西奥的小镇。

骑驴的汉子十五年前因偷盗而关进了监狱，刑满释放后第一件事要去寻找那时单恋的女子，即使为此冒生命危险也不顾。当他走到她的屋前敲门，一个女子开门后放他走进了昏暗的小室。女子眼里露出惊讶的神情后也就顺从了。外来人跟一个孤单的女子私通，这件事不幸发生在世风硗薄的村子里，在村民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强奸，也是对他们的侮辱。男子走出小屋准备骑驴离去时，村民截住他，用石头砸他。他奄奄待毙时从别人骂声中听到，跟他做爱的女人不是他钟情的菲洛美娜，而是她的妹妹伊玛科拉塔。菲洛美娜早在他入狱后不久病死了。

伊玛科拉塔因此怀了孕，分娩后几天也就去世。婴儿只是在好心的神父唐乔尔乔愤怒干预下，才没有当做孽种弄死。私生子洛可长大后成了一个残忍高傲的江洋大盗。

就是在受命运作弄的真情与误会中，开始了斯科塔家族三代人背负着原罪与诅咒的沉重传奇。

这不是钟鸣鼎食家的传奇，而是筚路蓝缕者的传奇。洛可留下的三个子女在唐乔尔乔的帮助下，离开这片除了橄榄树以外寸草不生的土地。他们试图到新大陆去寻找机会，但是在纽约湾艾利斯岛上进关时，妹妹卡尔梅拉因健康原因被拒绝入境。两位哥哥也放弃做移民，三人带了这个秘密灰溜溜回到他们备受歧视的蒙特普西奥。  斯科塔兄妹在家乡的沙地上茹苦含辛，靠着亲情相濡以沫地生活。人唯在爱情与死亡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对斯科塔家人，爱情很吝啬，死亡也非常唐突。始祖吕西亚诺爱上菲洛美娜十五年，为此死于乱石下，了却他相思的则是独守空房的伊玛科拉塔。“一具尸体与一个老处女”的私生子洛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在他是对世界的报复，他娶了个他显然不思与之沟通的聋哑女。第三代女儿卡尔梅拉是书中的主角，家族的秘密通过她的口述而保留了下来。拉法埃莱一辈子暗恋着她，晚年对她的爱情表白，她却不知道如何回答，从此也不再说话。只是在他下葬时对着他的棺盖按上一个吻。据作者说这已够使拉法埃莱在棺木里微笑了。卡尔梅拉在地震中被裂口吞没。

她的长子埃里亚失恋之下，放火烧毁母亲一生的心血，在重振家业中才得到劳动的满足和情人的爱情。次子多那托在帮助一名女子偷渡时，记下了她的名字阿尔芭，从此这个名字成为他孤舟夜航中的一颗启明星。他最后在光芒万丈的海面上，面对烈阳，如在炉火中那样熔化在海水里。

对于一生来说，这点幸福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斯科塔家族的后代保持人的尊严，忍受命运的歧视，不求上帝的怜悯，付出自己的血汗，守着自己的乡土甘心做“吃太阳的人”。生的艰辛，只有用人的豪气来化解。在人生硗薄的土壤上，欲望这朵花永远新鲜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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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朗。戈代的写作深受古希腊诗风的影响。他自有一种文笔，一种叙述方式，对简单的事物挖掘诗意，在平凡的题材里找出普遍意义。

《宗戈国王之死》写得像叙事诗，《斯科塔的太阳》更像一首史诗。语言简约，叙事则完全像在写侦探小说，各个章节一环扣一环，阅读时只希望赶快知道下一章的内容，这是一部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到目前为止，洛朗·戈代的小说似乎比戏剧取得更大的成功。记者问他会不会今后专注于小说。他说他依然会进行这两方面的创作，“这是两个相互封闭的世界。在剧院里永远看不到出版界的人，戏剧界的人也很少阅读小说。这两者对我来说可以是一种调节。写小说可以使我摆脱对舞台的依赖。可以不用老是等待有没有人来演出我的剧本。”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勤奋谦逊的青年作家，今后能在这两个封闭的世界穿梭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