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亮所著的《异端思想的背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札记)》所描述的思潮和人物，从魏晋玄学、禅宗、心学，到欧阳修、李贽、顾炎武，或多或少，都有些异端色彩。何谓异端？中国历史上有无异端？本书用唯美而荡气回肠的文字书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荣辱与沉浮。

《异端思想的背后》是一部用文学手法描述的中国思想史，书中所描述的思潮和人物，从魏晋玄学、禅宗、心学。到欧阳修、李贽、顾炎武，大都具有异端思想的色彩。

何谓异端？按照历史学家吴思的观点。只要是触犯了正统思想或者官家主义这头怪兽的神经，便是异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毋宁说献身真理.反对专制的英雄，就连那些倡导新文风、不肯拍马屁、弃官当和尚的人，也被称为异端。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官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根太粗，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到极小的限度之内，中国历史上的异端思想始终未成大器。因此，在异端思想的背后。写下的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竹林七贤”、顾炎武、欧阳修等大师的荣辱沉浮和痛苦的悲剧。

《异端思想的背后》的作者施亮既是作家。也是学者，用唯美而荡气回肠的文字，为我们书写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屈辱。

异端与正统(序)／吴思

异端思想的背后——“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的生命沉浮

历史空谷中的清绝流韵——“竹林七贤”的痛苦悲剧

禅学漫笔——佛教禅宗思想的嫁接与流变

花非花——一代儒学大师王阳明的尴尬

深沉的历史目光——顾炎武：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

一阕声长听不尽——生敢说真话的“大知识分子”欧阳修

荣辱与苦难的心灵超越——“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

亘古男儿一放翁——忧国忧民的大诗人陆游

帝国之舟的纤夫——改革家张居正的命运

萧萧悲壮士——袁崇焕个人命运的荣辱沉浮

寻梦者的困惑——中国官场中的“异类”汤显祖

忏悔的诗人——痛苦与矛盾的吴梅村

李渔人生的“无声戏

后记

异端思想的背后——“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的生命沉浮

他深深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生活与寂灭，现实与理想，这是缠绕在人们身上的矛盾，是不可超越的，又是可超越的。也许，真正忘情物外的人生境界难以达到，但是那种对自由的追求却永远不能放弃。

明朝万历八年三月，云南省姚安知府李贽向巡按云南的御史刘维提出辞职的请求。此时，李贽在任期上还未满三年。刘维曾考查过他的政绩，真是有口皆碑，正待要奏报朝廷给他加恩晋级，闻言吃一惊，遂苦言相劝挽留。李贽慨言，他不愿做“非其任而居之”的“旷官”，亦不愿“贪荣”、“钓名”；为明心志，干脆远走大理，躲入鸡足山，潜心钻研起《藏经》。

巡按御史刘维始知李贽去意已决，遂与布政司和按察司的“两台”商议，奏明朝廷，允准李贽致仕。

李贽离任时，携带的行李寥寥无几，除几件随身衣物外，囊中仅有图书数卷，以及佛寺送的几本佛典而已。同事与弟子们将他送出城门，却见一大片黑压压的百姓市民遮道相送，攀扯车辕，跪卧于大道，使得车马不能行。有感恩泣诉的，有苦苦挽留的，也有赠土产的，也有献字匾的……李贽面对如此热烈的场面，内心感慨丛生。他对百姓并未做太多的事，只不过是宽厚待民，极力主张在这个“远方杂夷”的地区应当宽法缓征、与民生息而已，竟得到人们的感恩戴德！愧疚之余，他深感民众的善良！

李贽辞官，使许多士大夫们不解。他此时已52岁了，二十余年的宦游生涯也颇为艰难，从一个官职九品的河南辉县教谕，几经转迁，栉风沐雨终于升至四品的知府，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并且官运亨通，仕途一片光明，他却抛官不做，在常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这些人怎么能知道，李贽从未对官场感兴趣过。他求职做官只是为糊口而已，因为在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倘若不入仕途，就只能过着底层的穷苦生活，像《儒林外史》中未中举的范进一样，在人们的白眼里生活。李贽还要担起家庭的重担，甚至负有照顾整个家族的义务。他非常讨厌科举，非常讨厌程朱理学，像朱熹的《四书集注》那类的书，怎么也背不下去。可是，为生存他又不得不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情，应考前他选了一条捷径，发挥他的惊人记忆力，竟一气背诵了五百篇八股文，考试时他寻章摘句，兼采众长，很快就交卷了！以后，他曾自嘲这样不得已的做法：“此直戏耳！……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中举后，他更将科考看得淡，不想再赴京城去考什么进士，以为只要能糊口也就够了。但做一个低层的小官吏，位卑俸微，只能清贫地勉强度日。他后来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才数月，因父亲去世，丁忧守制。在家期间，逢倭寇入侵，他曾率领士民登城守卫。战争结束，粮食缺少，他只好携带家眷奔往北京。在北京任国子监博士，但不久，祖父又逝世，他只好将妻子黄氏与三个女儿安顿于河南辉县，为她们购买数亩田产，耕作自食。自己回乡奔丧。殊不料，那一年河南大灾荒，两个女儿相继饿死了。李贽是饱尝过贫苦滋味儿的，他曾讲过自己七日未食，到了未辨“稻粱”与“黍稷”的地步，可说是饥不择食了！所以，他与那些肥马轻裘的公子哥们不一样，对民间疾苦是有着深刻体验的。

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四年，李贽在北京补礼部司务，他开始接触与研究王阳明的学说。这可能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结识了同僚礼部郎中徐用检，此人以禅理解道，颇有所得。当时，王阳明哲学大兴，讲学之风四起，李贽甚好奇。有一天，徐用检用手指在桌子上写“金刚经”三字，告诉他：“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李贽听他讲学，从此开始对佛学感兴趣。以后，他又结识了王阳明的另一信徒李逢阳，更加醉心王学。他原来就厌恶朱子的“格物穷理”，认为那是玄而又玄，故弄玄虚，而对王阳明的“平常心是道”的学说，感觉甚为合拍。尤其是其中的反权威精神，更觉得有知音之感。

隆庆四年至万历五年，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他的交往比过去更多。他认识了焦弦，还有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耿定向以及他的弟弟耿定理；他还有幸拜见了所谓“左派王学”的代表王畿，只见了两次，谈话并不多，但却使李贽与王学更为接近了。以后，他又拜了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这是晚明启蒙思潮中的一支进步思想力量，它继承王阳明哲学余绪，激烈地批判程朱理学，强调社会平等，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将王学中含有的反传统思想和个性解放因素发展起来，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李贽开始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沿，虽然他自己的理论学说还未成形，对新学的精髓还未完全消化，但他已经感受到了精神探索的快乐，他因此下定决心从俗务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潜心钻研学问，著书立说。

李贽的妻子黄氏，也深为赞成丈夫辞官。她知道李贽性情真率，不入官场浊流，又有自己的思想，这些都是惹祸的根苗。她希望丈夫致仕归隐田园，回家乡可过安稳日子。况且四品官的俸禄养活一家人已很富裕，也不必再奔波劳苦了。不过，她并未真正理解丈夫。李贽根本无意归乡，也从未有什么归隐田园之意，在他看来，那种生活简直就是犹如朽尸泥塑一般，他的真正愿望是寻得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读书钻研学问，探讨人生奥秘，专心著书立说。这并不是避世，而是更深的人世。黄氏跟随李贽在黄安居住五年后，越来越明白了丈夫的心迹，不由得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她从潜意识中感到：丈夫将从官场风波之地转入时代思想激流之中，那么，其凶险岂不是更加难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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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与正统

吴 思

这本书所描述的思潮和人物，从魏晋玄学、禅宗、心学，到欧阳修、李贽、顾炎武，或多或少，都有些异端色彩。

所谓异端，总是相对正统而言。秦汉以来，什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正统？一般都认为是孔孟之道。但这本书提到一个故事：万历七年，皇帝下诏禁止士人聚徒讲学及私设书院——这种政策我们早就熟悉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偏偏有一个叫何心隐的不服，以孔孟聚徒讲学为例，反对这个规定。经此提醒，我们才意识到，帝国政府竟然禁止儒生模仿孔孟。那么，孔孟之道真是正统吗？

我想在更加深广的背景上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自秦汉以来，在中国当家作主的社会集团，始终是官家集团。所谓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涵义，一是指皇帝，二是指衙门，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三个主体在各自的地盘上立法定规：皇帝设立王法，衙门设立地方或部门法规，官员个人设立潜规则。无论官家内部如何争夺地盘，作为一个整体，官家集团主宰了法规和道义。这样的社会，主宰者不是封建贵族，不好叫封建主义，又不是地主和资本家，也不好叫地主主义或资本主义，我姑妄称之为官家主义。

官家与儒家的合作最为密切长久。儒家的主张，既尊重了统治集团的地位，又适当照顾了被统治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不像法家那样动辄走偏，而且论证周详，各方容易认账。孔孟之道近似一套官民协议和君臣协议，尽管协议明显有利于官大的一方。

不过，官家并非无条件接受儒家主张。最醒目的证据，就是朱元璋删掉孟子主张臣民反抗权的段落。再往前追，汉儒各家对经典的解释不同，皇帝多次出面“称制临决”，统一认识，强调三纲六纪。如此一统的儒家，已经不是原教旨的儒家，而是修正主义儒家了。

总而言之，儒家教义是一个大套子，但这个套子是官家选择并修正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更大的套子，里边掺杂了儒、道、法各家的东西，还有一些流氓无赖和强盗的独门秘籍。儒家法家道家兵家佛家等等，或者匍匐在官家脚下，或者趋附于官家左右，构成官家大套子里边的大大小小的套子，至少获得了官家的支持或认可。这些次级套子里又有更次一级的套子。例如儒家里边有程朱理学，又有陆王心学。相对理学的小套子，心学也算异端。

前边说了，官家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皇帝、衙门、官员，各自还有特殊利益，这些未必明说的东西，在特定的圈子和时段之内，也形成了一套传统，谁不懂事，不尊重这套传统，很可能要碰个头破血流。

如此说来，到底什么是异端呢？第一，只要触犯了官家主义这个三头六臂的家伙，便是官家眼里的异端。第二，大大小小各级各路套子的出格者，便是各种套中人眼里的异端。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有异端。重新解释经典的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倡导新文风的，不肯拍马屁的，弃官当和尚的，也有几分异端色彩。不过，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异端，反对并顶替官家主义的异端，在西学传人之前，真可谓踪影难觅。最卓越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贬低君主，赞美工商重新界说匹夫百姓的名分和责任，但这些调整的幅度，不过十之二三，远未到另起炉灶的水平，更谈不上破旧立新了。改编本书所引黄仁宇的话说：“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我国历史上的异端，“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在西方现代主流观点看来，正当的套子只有一种，就是禁止以暴力欺诈的手段伤害他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不受限制的。这种自由体现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政府则是自由的保护者。这套说法，是否依然属于异端？

本书作者是我的老朋友。受朋友之托，为本书读者提供一种背景参照。是为序。

2009年6月21日

将近十年的一段时期以来，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颇感兴趣，读了一部分书，也记了一些笔记。尤其是对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进行研究时，嵇文甫先生的《晚明思想史论》曾经给我以深刻启迪。我认识到，从晚明启端的新思潮，由王阳明学说发展而来王艮主导的泰州学派，被称为“左派王学”，它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张扬人的个性解放，已带来一股清新的思想气息，及后又终于出现了对正统儒教公然进行批判的激进思想家李贽，这是晚明思想史的一个浪峰。虽然这个浪峰下去又很快退潮，但随着明王朝覆灭后的大崩溃、大灾难，一些民族精英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人，隐居乡野，著书立说，矢志不与清统治者合作，他们孜孜以求进行思想探索，那些进步思想虽以阐述和解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出现，其中混杂着新的幼芽与旧的残渣，但他们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精神与政治上的革新要求，可称是又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浪峰，最终汇成了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这股启蒙思潮即使经过一百余年的沉寂与曲折，仍然对近代历史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起到某种酵母作用，所以梁启超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美。根据这条思想史的线索，我写了李贽思想发展的由来和局限，他的异端思想背后的反异端主义；也写了张居正在晚明时期所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严重缺陷，他看不到政治、经济、军事只是文化表层现象的实质，其政治改革潮流未能与早期启蒙思潮相交汇，最后必然归于失败；还写了明末爱国将领袁崇焕以身许国却反遭冤杀的大悲剧，以及文人士大夫汤显祖、李渔二人各自在那个大时代中的困惑、悲哀与寂寞……

或许，这只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个个侧面。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发展到了明清之际，正如顾炎武所说，“已居不得不变之势”。可是，这种变的趋势却被强大的传统思想和旧社会体制所压制，“死的拖住了活的”，使新的生产力及早期启蒙思潮不能在正常的环境中生长，甚至在18世纪的历史回流中几乎夭折。那么，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思想发展史的一次又一次“轮回”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潮总是趋向于保守，甚至趋向于倒退呢？所以，我的关注目光又转向对两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探讨。

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经过多次的演进，至两宋时代才到了造极之势。这正是指儒家学说中所确立的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本位文化。确实，自两宋以后，中国旧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发展到烂熟了。可这样的烂熟也已经趋向腐化了。读陈钟凡先生的《两宋思想述评》后，给我以极大启发，虽然其中的许多观点我未尽赞同。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胡适等一批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态度虽不无偏激之处，但他们主导的思想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说，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是“中国的人道主义”，那么，我更赞成章太炎所说，两宋时期其主要体现者应该是欧阳修和苏轼，而不是程氏二兄弟和朱熹。胡适先生在晚年对其秘书胡颂平的谈话中说，韩愈提倡古文，往往自己的文章有不通的句子。“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我理解这个评价，除了是指其二人的文体及语言完美性外，也是指文章整体思想性的完善。我在此书中写欧阳修和苏轼的两文中，也有意识地探索他们儒家民本思想的构成和发展，这大概是一个新的命题。梁启超有一种看法，儒家民本思想含有“民有”、“民享”之义，遗憾的是没有“民治”之义，因此，民主并非是民族传统的无源之水，其本土文化之源泉就是民本主义。其实，这也是欧阳修、苏轼这两位文豪能够超越功利荣辱以及暴政苦难的真正精神力量。而对于爱国志士陆游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南宋的皇帝大都沉溺于奢侈享乐生活中，对异族沦陷区百姓们的痛苦视若无睹，陆游忧国忧民和志在恢复的呼声只能受到统治者的压制，甚至在《宋史》中对这位爱国诗人也颇有微词，以程朱理学的传统史家观点来看待他，认为他“不得终其晚节”，这是含有极大错误偏见的。

后来，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历史小说集，在“后记”中写道，那些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很孤独，又很痛苦。而这种痛苦大多是难以解脱的，是思想的痛苦”。这也可以说是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根本看法，无论是儒家思想，或是玄学禅学，似乎都在努力解脱这种痛苦，可是，谁也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飞出地球去。中国传统文化是复杂的，是高深的，是精致的，却也是充满了累累伤痕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必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但也要有所批判，有所扬弃。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民主潮》杂志上，胡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文内有“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的话，竟引起一位顽固守旧的立法委员的严词质询，可这位卫道士的传统文化根柢真的会比著名学者胡适还要高深么？恐怕未必。某些大吹大捧传统文化的人，其实并不见得深刻认识和真正继承了传统文化，这个现象有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对于这部历史随笔集的出版，特别要感谢贺雄飞先生和吴思先生及诸位朋友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小书也不可能问世。此外还要感谢在我漫长文学道路上，那些扶掖我激励我促进我的真挚师友们，没有他们的关注，没有他们的情谊相暖，我这支行文维艰的笔早已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2009年4月6日于北京白云路寓所

到底什么是异端呢？第一，只要触犯了官家主义这个三头六臂的家伙，便是官家眼里的异端。第二，大大小小各级各路套子的出格者，便是各种套中人眼里的异端。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有异端。重新解释经典的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倡导新文风的，不肯拍马屁的.弃官当和尚的，也有几分异端色彩。不过，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异端，反对并顶替官家主义的异端，在西学传入之前。真可谓踪影难觅。最卓越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贬低君主，赞美工商，重新界说匹夫百姓的名分和责任，但这些调整的幅度，不过十之二三，远未到另起炉灶的水平，更谈不上破旧立新了。改编本书所引黄仁宇的话说：“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我国历史上的异端，“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历史学家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