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的缔造者》一书，被斯蒂芬·茨威格称为“精神类型学”的写作。在茨威格看来，这九位精神类型不同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

茨威格对九位大师生平中外在的、无关宏旨的、可知也可以不知的部分并不看重，重要的是他要展示出这些大师的独特之处和复杂的幽暗的精神世界，使这部书独树一帜，受到评论界的看重，为他赢得世界性的赞誉。

斯蒂芬·茨威格在《精神世界的缔造者(精)》中描绘了九位世界级的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菏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茨威格怀着一种炽烈的激情，以多彩的文笔，描述他们的生平，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茨威格把“精炼、浓缩和准确”作为自己传记创作的准则，但他并不稽古抉微，旁征博引，露才扬己，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不是出之文献资料，而是惟一出之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

前言

三大师

作者的话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魔的搏斗

作者的话

荷尔德林

克莱斯特

尼采

三作家

作者的话

卡萨诺瓦

司汤达

托尔斯泰

巴尔扎克

1799年，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富饶的图尔省，即拉伯雷的家乡。他生于6月间，1799年这个年份是值得反复提到的。在这一年里，拿破仑——对他的事业感到惊恐不安的那个世界还把他称为波拿巴——从埃及回到了法国，半是作为胜利者，半是作为逃亡者。他曾经在金字塔的石头见证人面前战斗过。后来他对在外国的星座之下把一项开头很宏伟壮观的事业坚持到底感到厌倦了，便乘一只小船从纳尔逊暗中埋伏的轻型护卫舰中间钻了过来。他回国几天以后便聚集起来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清除了进行反抗的国民议会，并且一举夺取了法兰西的统治大权。巴尔扎克出生的这个1799年便是拿破仑帝国开始的年份。新世纪所熟悉的再不是“矮个子将军”，再不是科西嘉岛来的冒险家，而只是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了。在巴尔扎克童年时代的那十年十五年里，拿破仑贪婪权力的双手已经合抱住了半个欧洲。那时他野心勃勃的梦想已经插上鹰的翅膀飞翔在从近东到西欧的整个世界上空了。首先要回顾巴尔扎克的十六年与法兰西帝国的十六年，它与或许是世界史上最离奇古怪的时代完全吻合。那个时代对于惊心动魄地经历过种种重大事件的人来说，对于巴尔扎克本人来说，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早年的经历和命运实际上不就是同一件事物的内部和外表吗？来了那么一个人，他从蓝色地中海的某个小岛来到了巴黎。他没有朋友，没有生意，没有名望，也没有地位，却陡然间在巴黎抓住了刚刚变成脱缰野马的政权，而且把它扭转过头来，牢牢控制住了。这个人是单枪匹马的。这个外省人赤手空拳得到了巴黎，接着又得到了法国，随后又得到了这一大片世界。世界历史上的这种冒险家的突如其来的念头不是通过许多印刷成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或者故事介绍给巴尔扎克的，而是有声有色地，通过他所有饥渴的感官渗透进了他的生活，并且随着回忆中的那千百次形象生动的真实事件在他还没有东西进入过的内心世界里定居了下来。这样的阅历必定会成为范例。巴尔扎克这个男孩子兴许是在傲慢、粗暴而且几乎是充满罗马式激情讲述远方胜利的公告上学会阅读的。在拿破仑的军队进军以后，这个男孩子想必经常用手指头在地图上不大灵便地勾来画去。法国在地图上便像是一条泛滥的河流，逐渐地向全欧洲进行扩展。今天它翻过了塞尼山，明天越过了内华达山，它跨过江河开往德国，踏开冰雪进入俄国，还越过英国人用猛烈炮火把舰队打得起火的直布罗陀海域。那些脸上带有哥萨克军刀伤痕的士兵可能白天在大街上和巴尔扎克一起赌过，在夜间他可能经常被开往奥地利去轰击奥斯特利茨附近冰块掩体后面的俄国骑兵部队的大炮滚动声惊醒。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一切追求必定都化成了一个鼓舞人的名字，化成了一个概念，化成了一个想象：拿破仑。在巴黎通往世界的大花园前边耸立着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上刻记着半个世纪里被法国征服的城市的名字。因此，当外国军队从法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凯旋门下开进巴黎的时候，那种法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感觉必然会转变成巨大的失望。外部风起云涌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巴尔扎克内心里不断增长的阅历。很早他就经历了价值的彻底变革，既经历了精神价值的彻底变革，也经历了物质价值的彻底变革。他看到过有共和国印章标志的上百或者成千法郎的纸币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随风飞舞。在从他手里滑进滑出的金币上边，忽而是掉头国王肥头大耳的侧面头像，忽而是雅各宾式的自由帽，忽而是执政官的罗马帝国公民面孔，忽而又是皇袍加身的拿破仑。在这个时期里，道德、货币、土地、法律、等级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几百年来严格禁止的一切，现在都渗透进来，甚至泛滥起来了。巴尔扎克置身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里，必定很早就意识到了一切价值的相对性。他周围的世界是个旋涡。如果眩晕的目光想要一览全貌，想要寻求一个标记，想要在这奔腾呼啸的波涛上空找到一个星座，那么，在那么多重大事件的连绵起伏中只有拿破仑这个创造者是永远存在的。那千百次对世界的震惊和冲击都是从他这里发出的。巴尔扎克还见到过拿破仑本人。他看到拿破仑骑马前去检阅，带着一批他自己意志的产物。在这些随从人员中有奴隶鲁斯坦，有拿破仑以西班牙作礼品相赠的约瑟夫，有拿破仑把西西里岛作礼品相赠的穆拉特，有叛徒贝尔纳多特，还有所有那些拿破仑给他们铸造大炮，占领他们的王国，并且把他们从往昔微不足道的地位提拔到拿破仑时代光辉中来的人。有个人物形象在一瞬间里鲜明生动地照进了巴尔扎克的视网膜。这个人物形象比历史上的任何典范人物都更加伟大。巴尔扎克看到了伟大的世界征服者。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看到了世界征服者不是就等于自己有了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愿望吗？与此同时，在另外两个地方还安居着另外两位世界征服者。一位住在柯尼斯堡，此人使混乱纷繁的宇宙变得一目了然。还有一位住在魏玛，这位诗人对全世界的征服并不比拿破仑及其千军万马逊色。但是这两位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在很长时期里还是没有感觉到的遥远境界。目前是拿破仑的范例在巴尔扎克身上形成了一种永远想要整体而决不要零碎的欲望，贪婪地追求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欲望，这是一种急切而狂热的抱负。P4-6

茨威格的星空

熊培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诸多有关他的介绍中，有些内容几乎千篇一律：

1881年11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是犹太人，经营一家纺织工厂，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世家。优渥的家庭条件不仅让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培养了他对文学与艺术的热爱。17岁开始发表诗歌，从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大学时攻读的是哲学和文学史。接下来一战爆发，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欧洲再次战云密布，纳粹上台。身为犹太人，他此后的日子注定颠沛流离……

(一)

有人证实，当悲剧在萨尔斯堡上演的时候，茨威格已经预言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即将发生。1934年，也就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四年前，他就开始收拾好行李。当奥地利警察搜查他家的时候，他决定必须走了。或许他是第一个逃跑的维也纳人。第一任妻子弗丽德莉克甚至嘲讽他患上了“逃亡臆想症”。

像易卜生所说的那样，一艘船要沉了，最紧要的是救起自己，他开始逃。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最后逃到了巴西——一个故国沦陷者横跨三大洲的流亡地理。

从此，巴西成了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就在欧罗巴慢慢消失，变得“和中国一样遥远”的时候，他在巴西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如果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模式，这里的每一个群体都会对其他群体保持敌意，先来者反对后来者，白人压迫黑人，巴西人驱逐欧洲人，白种人、土著人和混血人一同对付黄种人，多数派与少数派冤冤相报，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争斗。然而，在这里的所有种族，尽管肤色不同，却能和睦相处；虽然出身各异，但却齐心协力。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茨威格，《巴西：未来之国》)

这里在外交上很少诉诸武力。据说佩德罗二世访问欧洲时，曾经在面对巴斯德、雨果等人道主义者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的国家还存在着奴隶制。1888年5月13日，在这位国王的主导下巴西废除了奴隶制。在茨威格眼里，那是一位仁慈的君主，“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与藏书家”，而且紧接着他又废除了君主制。帝制废除而没有发生流血。1889年这位末代皇帝回到欧洲，从此不再踏入美洲，而巴西也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

了解这些“光荣革命”的历史，对比当年的德国，读者将更能理解为什么茨威格会热情地赞美巴西。

(二)

然而，和许多人一样，茨威格终究是“故乡的囚徒”。身体可以逃走，但是心还留在原地。在灵与肉的长期分裂中，故乡变成一个既回不去又走不出的地方。而且，流亡的时间越久，这种分离的痛苦就越炽，直到将他推进抑郁的深渊。

在并不漫长的人生里，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还不得不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战争。正如他在写给前妻的最后几封信中提到的，在巴西隐居的日子，尽管可以阅读、工作，带着小狗散步，但内心却是孤独的，“信件越来越稀少，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没有重要的事情就没有愿望写信”。更让他痛苦的是，书籍也少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完成必要的写作。

而且，巴西虽然没有参战，但有自己的立场，它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合说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轴心国的语言，以及随身携带这些语言的印刷品。

1942，这是茨威格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约狂欢节奇幻的游行没有让他动心。他写信对前妻说，“我抑郁，因为仍然看不见真正的决定和最终胜利的希望，因为在两次世界性的巨大灾难中，我们这一代人将要失去最好的年华。”而已经消失的过去不会复返，过去他们所拥有的，未来不会还给他们。最关键的是，这场战争“还没达到最高点”。茨威格说，“我太累了，承受不了这些。”

2月15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日军的石油之路从此打开，而德军也打通了苏伊士运河，纳粹还将长久地占据着这个世界。在极度悲观的情绪下，几天后他与第二任妻子仰药自尽。

茨威格最后留给世界的，是一封感伤而平静的遗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须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地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

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作品藏着人世一切痛苦的台阶，包括“个人的痛苦，人类的痛苦，艺术家的痛苦以及最后的痛苦，最残酷无情的痛苦——上帝的折磨”。

他说王尔德从监狱里出来就结束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监狱出来才是开始。这段话解释了陀氏的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而荷尔德林是个纯洁的人，他需要保持意志的纯洁和本质的形式的完美，他不想要毁灭性的现实。“出于对更高、更上层世界的信仰，他反抗下层的红尘世界，而这个世界他无法逃脱，除非乘着他诗歌的翅膀”。他和雪莱一样找寻一个纯洁的世界，在那里，音乐、月光和感情合为一体。

虽然在小说中写过不少小人物，但自茨威格为群星作传开始，他的写作注定是英雄主义的。那些人都是抗争者，他们将苦难压在脚下，也因此站得更高。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尽在歌功颂德。在《昨日的世界》里，他特别谈到自己似乎更垂青失败者的命运。“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

与此同时，他深入人性，思考狂热主义、宗教迫害与法国大革命，为异端的权利与个体的独立而战。罗伯斯庇尔是一架无情的道德机器，他着迷于教条主义的强硬，容不下任何异己，“因而用冷冰冰的铁拳将每个持不同政见者像异教徒一样推入新的柴堆——断头机。”这样的革命者都有着奴隶主的气质，他们唯一能容忍的是“像镜面似的反射他自己观点的精神奴仆”。

(五)

法国作家洛朗.塞克西克在《茨威格在巴西》一书中写到，出走以后茨威格在萨尔斯堡家中什么书也没有留下。那些书里的作者各奔东西、亡命天涯时，他们大多处境悲惨，失去生活的来源，灵感也日益枯竭，没有人有心思还去讲故事写文章。而希特勒却把现实当作小说来写，他是上百万部、无可逾越的悲剧作品当之无愧的创作者——“这位新的文学巨匠横空出世。”

有些历史细节耐人寻味，纳粹上台后曾公开焚毁大量“有毒的书籍”。这一切除了证明作恶者恶行累累，也间接说明此前欧洲有过的开放与繁华，否则就算是希特勒上台也无书可焚了。茨威格早期的写作正是在这样明暗交接的时代里完成的，不幸的是，它们后来被抛进了柏林的劈柴堆。人类的文明也由此堕入黑暗期。诗人海涅说，一个会焚烧书籍的政府接下来也会焚烧人。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的确像塞克西克所说的那样是书写历史的“文学巨匠”。带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他在一定时期内超越了德国其他的作家。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当一个时代下沉的时候，小说家的想象力定将输于现实。不过，在茨威格那里，情形并不全然悲观。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他断言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本身。像希特勒这样的“蹩脚作家”，终究只是个过客。

茨威格还说，艺术家创作需要灵感，所以他们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碌碌无为的。而在历史这一“神明的神秘作坊”(歌德语)里，人类的群星同样要经历岁月无谓的流逝，甚至漫长的黑暗与平庸之后才得以涌现。

几十年后的今天，茨威格早已是历史中的星辰，而世界也重新走到了分水岭上，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如何。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星辰汇人人类的历史的天空。如果你我愿意相信历史自有其因果，那么就在这一个时代播种，在下一个时代收获。

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

——罗曼·罗兰

在某种程度上，茨威格似乎更像自己笔下的伊拉斯谟……为了保卫内心的安宁，他们不会和野蛮人扭打成一团，不会在深渊凝视他们的时候也凝视深渊，让自己成为深渊的一部分。

——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