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是现代中国最具声望同时又争议最大的文化宗师与思想巨人。他博学勤勉，著述等身，留下了极其宏富的文字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文章菱总字数达两千万未计算英文著述），他在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伦理、教育、社会、政治等诸领域均做出过卓越建树，他的学术意见与思想遗产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关深远的影响，并且持续着巨大的历史生命力。

这套《胡适思想录》无疑是胡适众多文章精品的荟萃，是人们认识与了解胡适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依据，更是掌握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必读之作。

本书为第四卷《胡适思想录(4我的歧路)》。

《胡适思想录(4我的歧路)》简介：在中国历史上，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拥有32个博士头衔。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较深的造诣。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么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思想录(4我的歧路)》为“胡适思想录”第四卷，是人们认识与了解胡适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依据，更是掌握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必读之作。

十七年的回顾／1

祝《白话晚报》／5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6

《政治概论》序／9

《天乎帝乎》序／13

我们的政治主张／14

我的歧路／42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51

一个平庸的提议／60

一年半的回顾／65

与一涵等四位的信／70

这一周／72

寄陈独秀／141

文学改良刍议／143

寄陈独秀／159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62

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165

答钱玄同书／168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78

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190

答汪懋祖／195

答朱经农／197

答任叔永／203

跋朱我农来信／209

致蓝志先书(一)／211

答蓝志先书(二)／212

论句读符号——答“慕楼”书／215

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217

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221

论短篇小说／230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240

追答李濂镗君／250

读沈尹默的旧诗词／252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255

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271

中学国文的教授／274

《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284

十七年的回顾

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当时所谓“新学”。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实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记得有一次《时报》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

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个大原因：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我记得《时报》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我还记得当周生有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和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也可见《时报》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大。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中国报纸登载小说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汇的《汇报》。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但《汇报》登的小说一大部分后来汇刻为《兰苕馆外史》，都是《聊斋》式的怪异小说，没有什么影啊。戊戌以后，杂志里时时有译著的小说出现。专提倡小说的杂志也有了几种，例如《新小说》及《绣像小说》(商务)。日报之中只有《繁华报》(一种“花报”)，逐日登载李伯元的小说。那些“大报”好像还不屑做这种事业(这一点我不敢断定，我那时年纪太小了。看的报又不多，不知《时报》以前的“大报”有没有登小说的)。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泽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碑最风行。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这些译本如《销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倘《几道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了。《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介绍，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我们可以说《时报》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为中国日报界开辟一种带文学兴趣的“附张”。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地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

这两件都是比较最大的贡献。此外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我们若回头去研究这许多习惯的由来，自不能不承认《时报》在中国日报史上的大功劳。简单说来，《时报》的贡献是在十七年前发起了几件重要的新改革。这几件新改革因为适合时代的需要，故后来的报纸也不能不尽量采用，就渐渐地变成中国日报不可少的制度了。

我是同《时报》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庚戌去国以后，虽然不能有从前的亲密，但也时常相见；现在看见《时报》长大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我自然很欢喜。我回想我从前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之中——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故很高兴地把我少年时对于《时报》的关系写出来，指出他对于当时读者和对于中国报界的贡献，作为《时报》的一段小史，并且表示我感谢他祝贺他的微意。

但是我们当此庆贺的纪念，与其追念过去的成功，远不如悬想将来的进步。过去的成绩只应该鼓励现在的人努力造一个更大更好的将来，这是“时”字的教训。倘若过去的光荣只使后来的人增加自满的心，不再求进步，那就像一个辛苦积钱的人成了家私之后天天捧着元宝玩弄，岂不成了一个守钱奴了吗？

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常常变迁的，往往前一个时代的需要，到了后一时代便不适用了。《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了许多法门，但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时了。《时报》在当日是报界的先锋，但十七年来旧报都改新了，新报也出了不少了，当日的先锋在今日竞同着大队按步徐行了。大队今日之赶上先锋，自然未必不是先锋的功劳，但做先锋的人还应该努力向前争这个“先锋”的位置。我今年在上海时曾和《时报》的一位先生谈话，他说：“日报不当做先锋，因为日报是要给大多数人看的。”这位先生也是当日做先锋的人，这句话未免使我大失望。我以为日报因为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故最应该做先锋，故最适宜于做先锋。何以最适宜呢？因为日报能普及许多人，又有“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报的势力最难抵抗，最易发生效果。何以最应该呢？因为日报既是这样有力的一种社会工具，若不肯做先锋，若自甘随着大队同行，岂不是放弃了一种大责任？岂不是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岂不是辜负了一种大委托吗？

即如《时报》早年的历史，便是一个明显的例。《时报》在当日为什么不跟着大家做长篇的古文论说呢？为什么要改作短评呢？为什么要加添文学的附录呢？《时报》倡出这种种制度之后，十几年之中，全国的日报都跟着变了，全国的看报人也不知不觉地变了。那几十万的读者，十几年来，从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某报体例的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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