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压倒一切的话题莫过于《小团圆》，从春天的此书问世，到年底的评选“十大好书”，其间叫好与谩骂，欢欣鼓舞与捶胸跺足，几无一日之宁。媒体忙着约跟《小团圆》沾边的稿，惟恐落了人后。我跟一家杂志的主编先生开玩笑，你们忙得脚丫朝天，却忘了最重要的一位作者——梅娘。主编一愣：“她还在吗？”我说还在，近来还有文章见报，至少你可以电话采访呀。主编说“南玲北梅，南玲北梅，我知道我知道”。我赶紧说“当年可没这回事啊”。主编不解，我只好给她不嫌哕嗦地写了一大篇，还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有。
《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梅娘这番言论一出，马上有止庵等学者发表文章，表示对当年是否有这项“读者调查”质疑。质疑的文章有这样几篇分量重的：止庵《关于“南玲北梅”》(2005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张泉《“南玲北梅”辨析》(2006年4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我也知道尽管有了以上几位鞭辟人里的文章，人们还是会认为“南玲北梅”之说是事实存在的(约定俗成的)，普通读者也就算了，连某些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也在这么认为，“学人中长期流传着‘南玲北梅’的说法，尽管止庵先生曾有文章质疑，但这个说法怕是不易消除的了”(陈学勇《北平沦陷时期活跃着一个雷妍》)，这就很让人无奈。
关于这项评选，当年确实进行过没有，现在已有以上几位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论证，说明这项评选当年是不存在的。几位作者笔下留情，没有直接点破梅娘同志在这件事上确实起到“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贻误后生矣”之作用——甚至可能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张泉娓婉地说“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两位作家被读者正模正样地“南某北谁”地并称过或评选过，现在居然有了个漏洞百出的“读者调查”。可笑许多学者也“多循此说”。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其中的一方(梅娘)居然欣欣然“隗领”了这项桂冠，而且据此“大造声势”及“借题发挥”。
止庵先生和张泉先生都提出“翻阅当年报刊”的意见。止庵说“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张泉说“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我曾将北京沦陷期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
现在，我再干一遍这桩“说‘有’易，说‘无’难”的傻事。我的方法是：一，全面核查；二，重点(刊载张爱玲作品的刊物)核查；三，专项(《杂志》)核查。如果真有“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评选这么件大事情，那么在北方(北平)刊物上一点儿没有记录，在南方(上海)刊物上也没有一点儿记录的话，难道“南玲北梅”是在极端保密、极端小的读者范围内评选出来的？
张泉先生不是“将北京的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逐页翻过”么，那么我就将上海沦陷时期所出几十种刊物来个“逐页翻过”，费时三月，灰头土脸，现报告我通检过的刊物，它们是：《古今》《文帖》《天地》《小天地》《语林》《风雨谈》《万象》《春秋》《紫罗兰》《天下》《乐观》《求是》《国艺》《文潮》《太平》《中华画报》《小说月报》《文运》《诗领土》《太平洋周报》《西风》《飙》《一般》《新世纪》《碧流》《大众》《人间》《申报月刊》《新地》《中华月报》《文史》《光化》《杂志》。这是我的第一个方法。那些刊载张爱玲作品及北方作家作品的刊物尤其翻查得仔细又仔细，可以夸口“一只蚊子也休想漏过去”。P3-7
本来不想写这个后记了，后来止庵先生将《旦暮帖》的后记传给我，其中一句话使我若有所思： “西谚有云‘迟做总比不做好(Better late than never)。’”
母亲去世已四十二年，想起她在世的时候，我只来得及做一件事：下乡插队挣的第一笔工分(110元)，我马上给母亲汇去了四十元。母亲来信说她非常高兴，还跟同事念叨我汇钱的事。
刚才翻出一个信封，没用过的，上面有一行字“死亡档案母亲大人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是我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不记得了。信封里装的是几张发票(收据)和一份介绍信。
第一张发票是北京市第二医院“住院费收据”，只有一项“房费1角5分”，其他栏目空白，开票时间是1970年2月27日。母亲26日晚六时入急诊室，27日凌晨四时不治。
第二张发票是3月1日“百货大楼”开具的，“女棉袄1件，金额12元”。我记得是姐姐去王府井给母亲买的。当时买这件棉袄，除了钱之外，还要交“工业券2张，棉花票1张”。
第三张是3月10日“北京市殡葬服务公司收费收据”。总金额66元8角，其中火化费10元、汽车费10元、工人费8元、穿衣费2元、骨灰盒36元、骨灰袋8角。
第四张也是该服务公司开具的，内容为“寄存骨灰盒伍年，5元”。盖的印章为“北京市火葬场革命委员会人民骨灰堂专用章”。一九七五年春，我和妹妹将母亲的骨灰盒送回老家。
第五张是“火葬证”。
特别指出一点，当年的发票全部为手写，字都写得很漂亮，今天的人们学历普遍很高，写字普遍很丑。
母亲的钢笔字非常之秀丽，我想这也许是中华书局(一九四五年五月)录用她的原因之一。
我已经无法把我写的书“献给我的母亲”，这篇后记算作一点儿追念罢。
住在城里，尤其是大的城市，很少有谁在一个地方从生住到死。我搬过两次家，算是比较少的。第一次搬家是一九八三年冬，从胡同搬上楼房，全部家当是七平板车，一个发小和我两个人蹬了七趟。谁都会骑自行车，可是平板车不见得谁都会骑。第二回搬家是一九九六年冬，搬到了现在住的小区，此时有了搬家公司，全部家当走了两卡车。另外从朋友处借了辆面包车专门拉了百余箱图书。前几天和她聊到将来必有的再次搬家，我开玩笑“怕是七十平板车也拉不了了”。张爱玲对搬家颇有心得，平日里就不攒东西，就怕“生了根”。丰子恺有幅漫画，题日《一肩担尽古今愁》，那个老夫一根扁担两只筐，处处无家处处家，倒也省事。
搬到小区之后不久，在一个刮着冷风的冬天，在亚运村路口，我跟老板说我辞职，老板说这个位置还给你留着，想回来就回来。辞职不久我就选择了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是条自由之路。我当初的想法是，多少年以来从来不能选择自己喜欢，或者说适合自己的职业，这回有了机会，就让自己自主一回吧。人生苦短，一辈子做一个职业，与一辈子住一个地方，很像是一回事。
小区是九十年代初的设计图纸，拆除了农舍和菜田后建造起来的。居民多为原来的村民，是他们的先祖给那座明万历四年(1576年)建造的永安万寿塔起了个朗朗上口的俗名“玲珑塔”，尚不知老北京那段著名的绕口令《玲珑塔》与这座塔有无真实的联系。“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铙钹一口磬，一个木落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哗愣”，据说玲珑塔檐角最初挂有风铃三千多枚，故“风儿一刮响哗愣”，我总是感觉“玲珑”是打“铃”声这来的，“玲”“铃”同音。
虽然玲珑塔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可玲珑公园是一九九。年才正式有的。我同意一位网友所说“如果没有了这座永安塔，玲珑公园从公园的概念上讲，恐怕也不过是一个能长草生花的地界儿，毫无值得称道之处。然而，正是有了这座永安塔，这曾经的皇室寺庙遗存，玲珑公园便显得非同小可了”。杜舜诗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与这位网友是一个意思。
我是到了小区之后，才有了散步的习惯，原来住的地方很少空地，别说散步了，就连夏天乘凉也是人挨人。我从来都是晚饭后遛达到玲珑公园，夏天天黑得晚，可以多转几圈，冬天天黑得早，一进园子，只有黑乎乎的塔身在寒风里忠贞不二地守望大明王朝。我喜欢在古塔下漫步，偶有思古之幽情，更多想的还是写稿子的事，我有几个书名就是在散步中想出来的。
塔旁原围有慈寿寺，寺废于清光绪年间。塔的南面是一片非常杂乱破烂的低矮民房，却有个美丽的名字“南玲珑巷”。十几年前《树之声》作者阿南史代寻访北京古树的足迹也曾来过这里，她说“了解了这些情况，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那些简陋的砖房中间会有两棵五百年的雄伟银杏。这两棵银杏标志出了主殿的位置，而两树之间的空间就是入口处。其中一棵银杏三十米高，胸围六米，六月初枝头挂满绿色白果。另一棵只有十五米高，一半枝干已经枯干死掉。民工们就从这往昔的幻景中走过，丝毫不会留意到它们亘久的历史。”两棵五百年的银杏藏匿在此？我到玲珑塔散步不知有几百回了，却和民工一样从未注意到两棵古树的历史意义，看过阿南史代的照片以后，一直盘算按图索骥地去看看这比古塔还古的古树。
那一个晚上，很好的月亮，去小店复印一整本旧书，三百多页，老板说得印一小时，小店里待不住，只好往东遛达，到了玲珑塔下，忽然想起对面不是有两棵古银杏么，寻寻去。北京城外表光鲜亮丽，内囊子却如美人儿的五脏下水一样的不堪，杂乱的小胡同里，脚下污水横流，一不留神蹿出一条狗吓人一跳，真感觉不出身在首都。看前面黑洞洞的树影，刺向奇怪的夜空，准是它。我到了古银杏旁，低声骂着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还不如这两棵古树吗，玩去吧。我目测树与塔的方位，阿南史代没说错，树比寺年高。东边的一棵濒临咽气，滋生的小树倒是健壮，我知道银杏过了百年，根部就滋出好些株小树，等于是曾祖死了，重孙子绕膝。西边那棵尚枝繁叶茂，两树都盘踞在窄小的巷子内，其状甚惨，我没有为之一哭。报纸上说一千三百年前的一棵古银杏，快死了，开始抢救，往树里施肥。这两棵明代银杏加起来才一千岁，经费有限，先抢救岁数大的吧，明万历的银杏，你别介意。
一小时后拿着复印好的旧书回家，一个新的书名忽然闪现——“玲珑文抄”。
在一个刮着冷风的冬日，在亚运村路口，我跟老板说我辞职，老板说这个位置还给你留着，想回来就回来。辞职不久，我选择了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是条自由之路。
《玲珑文抄(精)》分三部分，内容包括《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流言，与张爱玲近距离》、《张爱玲送《秧歌》给胡适》、《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听见说盗版在即”》等文学作品。
《玲珑文抄(精)》由谢其章编著。
谢其章，上海出生，久居北京。痴迷故纸零刊，钩沉发潜，勤于撰述，已出版单行本二十余种。每书必附图片，插图全部取自私藏，香港书界誉为“谢氏书影系列”。
《玲珑文抄(精)》收录了《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流言，与张爱玲近距离》、《张爱玲送《秧歌》给胡适》、《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听见说盗版在即”》、《张爱玲佚文发现记》等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