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
一
我爸死于二○○○年年初，过完七十岁生日不足半年。那几天的沈阳日日阴晦，时时落雪，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只有南方来东北看雪的旅游者欢天喜地。久病的我爸熬不住了，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面白旗树了起来。他的心肺功能早已衰竭，这么低的气压，是老天爷送给他的旅行机票，安排他去天国旅行。这是一次有去无还的特殊旅行。他本该看我一眼再出发上路，可大雪对我百般阻挠，出租车比步行只快一点，他就等不及了。我从北陵书房赶到马路湾爸妈家时，急救中心的大夫已念完判词。我把我爸抱进怀里。他肌肤柔软，肉身温热，但魂灵却已开始飞翔。我笑着夸他一句：嗯，表现挺好，走得挺安详。他没表示什么，有点玩深沉的意思。
我爸一般不玩深沉，天生不会，后天又拒绝假装老辣。多数时候，他是透明的孩子：天真、活泼、热情，好像他身心一直健康，从没受过侮辱与损害——他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个书名的句式与意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确是孩子，还是个初降红尘童蒙未开的婴儿式孩子。他瘫在床上，百无聊赖，眨着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探头探脑，间或发出些无意义的声音。身边的一切都让他陌生，所有的陌生都让他好奇。可惜他不是孩子。孩子由无知抵达有知，能标志繁荣，是好事；他由有知沦为无知，只表征衰败，是坏事。我爸是逐渐“坏”下去的。以表达为例，后几年里，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之外，他仍能含含糊糊说出来的，只有“吃”“操”这两个字眼。我估计，刚冒话的婴儿“吃”没问题，“操”却不行。这也能强调我爸的成人身份。孩子只有半条生命，活着就行；成人的生命才沛然完整，有创造渴望。据我观察，依我爸的智力状况，他已不识“吃”“操”的本义，那两个字眼，只是他的感叹代码，用以表达他依稀尚存的原始情绪：快乐或愤怒。比如我去看他，他认出了我，也想对我表示欢迎，哪怕我妈刚喂完他饭，他也连连吐出“吃”音；比如他又尿床了，我抱他翻身换床单时，会假装生气地批评他几句，他肯定听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我的不够友好他辨得出，他就也不友好，用激烈的“操”音进行反击。他连自己姓氏那个更好念的“刁”音都发不好了，却能顽强地抽干洗劫他心智的滔滔浊浪，让那两个与生命本能关联最密切的字眼水落石出，这殊为有趣又耐人寻味。难道与汉字声母的排序有关？“吃”“操”在前由“C”率领，“刁”音列后属“D”序列。这是玩笑，不可能的，可能的答案也许弗洛伊德知道。我没本领去人性的潜意识领域爬罗剔抉。通过我爸的“童”言无忌，我只想佐证，他都痴呆了还不深沉，没痴呆时的“轻浅”可想而知。如果记忆没欺骗我，我得承认，我平生听的第一个黄段子是我爸说的。他不是特意说给我的，是他喜气洋洋地说给一个朋友时，我听到的。当时我十几岁。当时他朋友欲笑又止，然后满脸深沉：这有孩子！我已记不得那段子的内容，当时也不可能明了那段子里的象征暗示与比喻引申，但我能记住它带给我的怪异感觉，能记住在我爸朋友深沉表情的对比之下，我爸的一脸坏笑花团锦簇。
许多家长假模假式，戴着面具教育子女，好像孩子是群众只供瞒骗，而他们是领导，嘴巴里边全是舌头。我爸不，他从来都把我看成平等的伙伴，陪着我理解人性的弱点与生活的污秽，即使已成共识的“幸福”“美好”，他也不把它们硬塞给我。我十四五时，有一次逃学在家抽烟，被恰好中午回家的他抓了现行，他一脸阴郁，满腹悲伤，沉痛地与我谈漫长的话。他只讲道理，没大喊大叫，通过讲今比古分析人的嗜好与习惯，让我判断什么该养成什么应避免。他反复自责，说他抽烟的恶习影响了我，信誓旦旦地决定戒烟，要以此为我树立榜样。可当天夜里，我把长长的检讨交给他后，他竟有点嬉皮笑脸。他先说，他像我这么大时也偷偷抽烟，又和我商量，如果他不戒烟，却反对我抽烟可不可以。那时我没烟瘾，抽烟是往脸上画叛逆符号。又有一次，我十六七时，一早晨家人还没起床，两个警察就来抓我，说我在商店抢钱，把我押往派出所的小黑屋子。中午姐姐给我送饭，说我爸班都没上，一上午光在家唉声叹气，他这个一向好面子的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么龌龊，竟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可当天晚上，我获释回家，发现我爸并不难过，只努力掩饰脸上的骄傲。原来，他已从警察那里问清楚了，我没抢钱只是打架，因为打架的地点恰好在商店，我顺手使用商店砍肉的片刀与卖白菜的钢叉时，不能不撞翻装钱的匣子。我爸的骄傲在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勇于与一个欺负我的成年人宣战。在他看来，当一天囚徒只是小节，大节是为什么身陷囹圄。P13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