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文化也是与当时中原华夏文化系统的诸国、东部近海地区的东夷族及其文化系统鼎立的三大支柱之一。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历史长河中楚国社会的点点滴滴一一为读者展示，想全面了解的楚国历史文化的朋友一定会在本书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资料。

楚立国八百年，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本书介绍了楚国的历史概况，包括融合与文明、尚武与发展、进取与强盛、胜转中衰、由强转弱、楚国衰亡及文化影响等内容。让读者去正视这段历史，在历史中发现文化，感受文化的独特的魅力。

融合与文明

尚武与发展

进取与强盛

盛转中衰

前鉴与振兴

由强转弱

楚国衰亡及文化影响

附：楚先楚王世系表

后记

二 尚武与发展

1.熊绎受封与楚国国势

（1）熊绎时楚君诸侯地位的确立

据《史记·楚世家》所载，鬻熊“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可能在今当阳、枝江一带）”。

尽管周人封楚只是承认既成事实，但周人封楚对楚人的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所谓居丹阳，即以丹阳为都城，为统治中心；封于“楚蛮”，即是承认楚人对江汉间群蛮的合法统治及奴役的权力。封以“子男之田”，即封给熊绎“子男”爵位及其相应的禄田。虽然这只是名义上的，但楚君因此取得了周朝的诸侯地位及诸侯的统治权力，而“子男”爵位正是这种合法权力的象征。

周成王时，曾在岐山之阳，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熊绎出席了这次盟会。楚族首领由于继承其先祖祝融善于“火正”的传统，精通天地鬼神之事，盟会期间，熊绎还在鲜卑的协助下完成了燎祭山川大神的重要任务。作为楚君参加岐阳盟会，不仅提高了楚国的知名度，而且使其诸侯地位获得了正式的认可。

岐阳盟会以后，楚国的领地正式属于周朝的“南土”，楚对周王室的臣属关系也正式形成。朝贡是各诸侯臣服于周天子的一种具体体现。熊绎和鲁、卫、晋、齐等新建立的诸侯国家一起事奉周成王、周康王，并确立了朝贡制度。所贡方物主要有两项，其一是“苞茅”。苞茅即菁茅，是楚地的特产，也是周天子重要的祭祀物品，周成王歧阳盟会燎祭山川大神时所用的茅草当也是熊绎所进献的。如果楚人不进贡，周天子的有关祭祀活动就要受到影响。这是苞茅具有的独特价值。其二是贡献“桃弧棘矢”，即贡献用桃木制作的弓和用枣木制作的箭。

封熊绎于楚蛮，熊绎事天子，贡方物，参加岐阳盟会，凡此均标志着楚人诸侯国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同时也有利于楚国的扩张发展。

（2）“子男之田”与楚疆

楚立国之初，疆域究竟有多大，人们常以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为据，断定楚国尚十分弱小。这种说法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楚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二是《礼记·王制》、《孟子》、《管子》等先秦古籍所述“周室班爵禄”之制：“子男五十里”。通观周制，周的封国有大、中、小，楚为子男爵，地方五十里，说他小并非无据，但小与大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存在的。小者通常较弱，但小并不等于弱。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不能片面理解“子男之田五十里”之意。

按周人的制度，封国只是周王朝的地方统治据点（大致与后世地方行政体制对应），封地则是这个据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基地。周王朝每建立一个据点，除了封给一定的爵田之外，还规定了这个据点的军事控制区域。如齐都临淄，其爵封地不超过百里，但其军事控制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齐相管仲曾声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楚国也有类似的控制区域。故楚武王熊通说：“（周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周天子）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蛮夷率服，就是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令居楚”的目的。楚国接受周封，楚即成为周王朝在楚蛮之地的统治据点。以子男之田为中心的楚国本土是这个据点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基地，而江汉间的楚蛮之地则是这个据点的军事控制区，也就是楚国的军事控制区，故熊通以“蛮夷皆率服”来要求周天子晋升爵号。所以我们不能把五十里的子男爵田理解为完整意义上的楚国疆土，更不能因此而说楚国弱小。

“子男之田”的里数，只不过是周王朝对诸侯的等级限额。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这种限制是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这主要是来自诸侯方面的阻力。孟子谈到周室“班爵禄”之制时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孟子·万章下》）诸侯毁灭这方面文献的时代虽不可考，但所反映的诸侯不满心态当早已有之。其他诸侯如此，楚国当不例外。

《墨子·非攻下》云：“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地方数百里。”二传至熊绎，其范围只会扩大不会缩小。周成王封他五十里，熊绎不可能把楚国疆土缩小到五十里之内。这五十里只能是周王朝对楚国的等级限额，而并非楚人本土的实际数额。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周封熊绎的那“五十里”。

（3）周公奔楚和周昭王南征

据史传记载，周成王年幼时，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周成王，成王亲政，“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而周公避谗出走奔楚，这一方面表明楚虽对周确定了臣属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又潜伏着内在的离心因素；另一方面，则表明楚比一般诸侯的实力强大。

熊绎以后，其子熊艾、其孙熊黮时，楚人就开始与周人分庭抗礼，因此导致周昭王南征。

周昭王出征前进行了精心的筹备。他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就命令中先巡视“南国”，为大军南征探知路线，为周昭王建立行宫，并以周王朝的名义联络方、邓、洀等诸国。同时，又派人驻守汉、中、州诸要地，以作好战前准备。显然，在周人看来，楚国并不是那种一触即溃的弱小国家。

周王朝的军队原本只有六师，大多驻守京城。平定武庚叛乱后，营建洛邑，又增添了八师，驻防成周，控制殷商遗民，称之为“成周八师”，而称原来驻守镐京一带的六师为“西六师”。西六师是周军主力，常常随周王出征。而随昭王南征楚荆的除了这六师外，还有一些诸侯的军队，其士卒众多，规模盛壮。

《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按照周初分封制，楚属小国，只能拥有一军，若如此，则周与楚的实力是六比一；再加上那些“从征”的诸侯军队，周的优势就更大。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周昭王没有马到成功，一锤定音，而是分别于周昭王十六年、十九年两次出征。最后一次，周军虽过了汉水，打败了楚军，但回返涉汉水时，不仅“丧六师于汉”，而且周昭王本人也没能回返，同样死于汉水之中。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因“五色光贯紫微”，“天大噎（天阴刮暴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古本《竹书纪年》）。有的说：“梁败，王及祭公耘于汉中。”（《吕氏春秋·音初》）有的说：“船人（或作‘汉滨之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帝王世纪》）除“五色光贯紫微”与“天大噎”的说法同为史官文饰之辞外，“梁败”说与“胶船”说都有可能，即六军从浮桥、昭王以胶船同时渡汉水，昭王御船在汉水中流胶液解而没入水中，六军震惊而大乱，互相拥挤，浮桥败坏，俱死于汉水中，是完全可能的。

向周昭王进船的“船人”或“汉滨之人”，显然是站在楚国一边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云：“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或许进胶船就是楚人反击周昭王的步骤之一，只是没有公开这个秘密，而传为“船人”或“汉滨之人”所为。齐桓公伐楚，管仲以“昭王南征而不复”向楚问罪，而楚人以“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作答（《左传》僖公四年），当系楚人推卸责任之辞，不可偏信。凡此可见，楚人不仅有谋略，而且也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楚既与周分庭抗礼，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不一定仅按周制而“小国一军”。敢与周军庞大的主力对战，虽有汉水作天然屏障，其军事实力也是不应忽视的。P10-14

武汉楚文化学会组织编写的《楚文化知识》丛书，终于问世了。这是近年来楚史专家们在完成以纯学术研究见长的《楚学文库》鸿篇巨制之后，以通俗的形式系统宣传楚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华夏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楚文化是波涛滚滚的支流，极大地充实、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内涵。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楚文化是深奥的，那么多的学者写了那么多大部头的书，仍然还有一个又一个楚史之谜至今未曾得到解答。同时，楚文化又是多姿多彩的，屈原《离骚》的华美辞章和曾侯乙编钟的雄浑音响，不知使多少人心驰神往。由此，楚文化具有的两个特点，博大精深与多姿多彩，就这样一并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南支，说中国先秦文化，主要是东周文化的精华大半集中在楚文化，并非过誉之辞。我本人不是研究楚文化的专家学者，我的老家也不在湖北，而是在楚国春秋时期争霸的主要对手晋国的所在地山西。但在接触了一些研究楚文化的学者，阅读了一些楚文化的书籍之后，我对楚文化有了一定了解，很快便成了楚文化的崇拜者和热心的宣传者，并有兴趣对楚文化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愿意为弘扬楚文化作贡献。

80年代末，适逢东湖磨山亟待开发，武汉市委、市霹府经过多方面的考察、研究，决心在此地建一座“楚城”。原因有三：一是楚文化内容丰富，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很高，建楚城影响大；二是湖北是楚国的腹心地带在湖北的省会武汉市建设楚城，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外地不会争建；三是全国研究楚文化的学者较多地集中在武汉地区，可就近请教，有这些学者把关，楚城的建设不会走样。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市委、市政府很快形成决策，付诸实施。楚城于1990年动工建设，1994年初步完成了一、二期工程，对游人开放，各方面反映较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美中不足的是，不少人反映看不懂楚城中的一些内容，迫切希望能看到一些介绍楚文化基本知识的书籍。我认为这个要求很好，有助于刘楚城和楚文化的宣传。如果没有对楚文化基本知识的普及宣传，只有东湖磨山所建的楚城，就犹如计算机只有硬件没有软件一样。为此，为采纳专家们的意见，及时组建了有数十个学术单位、市属部门和大中型企事业作为会员单位的武汉楚文化学会，开展了包括召开“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内的一系列弘扬楚文化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要求楚文化学会进一步抓普及楚文化基本知识的工作，依靠楚学专家，编写一套从各方面通俗反映楚文化全貌、只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就能够看懂的《楚文化知识》丛书。

组织编写、出版《楚文化知识》丛书，是一个与楚城建设配套的浩大工程。我的得力助手、武汉楚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历史学博士程涛平担任了这套丛书的执行主编，著名楚史学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史研究所原所长郭德维和楚史专家、武汉楚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喻宗汉，武汉楚文化学会秘书长魏强担任了副主编。他们兢兢业业，严肃认真，从组稿到审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丛书得到了楚学界的热情支持。各位作者造诣颇深，著述甚丰，这次下了不少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变高深为通俗的功夫，非常难得。这项工程，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他们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高度重视，高度负责，调集了精兵强将，认真审查和修改稿件，严把质量关，使得这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黄鹤楼公园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也是功不可没的。

弘扬楚文化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工程。我今年已经七十有五，早已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成为闲云野鹤，山野村人，但我仍然愿意在有生之年为宣传楚文化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这套通俗的《楚文化知识》丛书能和建在东湖磨山的楚城相得益彰，为楚文化知识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普及起到应有的作用，那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拙著《楚国八百年》虽然是学术专著，但出版后较快地销售完了，不少学者（包括台湾、日本学者）、考古工作者和爱好者写信或托人求购，均未能如意，深感遗憾。故此次约我写《纵横捭阖——楚国历史概说》，尽管很忙。但也乐意承担。

《纵横捭阖——楚国历史概说》，是在给本科生讲授“楚国历史文化”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也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作及论文。研究生罗银川、邓建鹏在抄写方面付出了很大精力，还有张以同学也给予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