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左联”小说家李俊民(李守章)、何家槐、魏金枝的代表作品。其中,魏金枝的作品多为乡土题材,“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鲁迅语),后亦以乡土文学作家名世。李俊民的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摇性和失败后的颓废心态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映。何家槐著述甚丰,本卷选入其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7篇,其中《猫》、《湖上》、《梨》、《暖昧》及《竹布衫》系其早期代表作,人物心理刻画的细微和结构的缜密曾得到赵景深好评(《论何家槐的小说》);《雨天》和《再滑进了车轮》为其参加“左联”之后的作品。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左联”小说家李俊民(李守章)、何家槐、魏金枝的代表作品。
中人们终于来了!一共三个人;他们一进门来,便吁吁地吁着气。他们所以迟来的理由,就是因为找不着写票的人;其中一个,并连带的教我扮这个角色。父亲没有说话;祖母担心地说:“能不能呢?”自然我虽在书塾里读过一点,却不敢正式上场,父亲终于没有说什么,泪从他大的眼眶中落下来了!母亲在做茶;我坐在一张方桌边,许多眼光都射在我的笔上,一点没有声息,看我颤颤巍巍地写。而我心里觉着有些酸而咸的味道,从鼻子里流下来。等到写完,简直眼都花了。然后我父亲去洗了手,拈了笔的粗劣的手,——实在他的手是不宜于此等事,因为他是曾经执犁荷锄来一他的职务是从泥土中挖出我们要吃的东西,不该由他手中把祖上挣下来的田地卖了的。——可是他羞涩地划了押,又恐不明白,还改了两改,仍旧坐下来。最后,等他们去了,才说话:“对不住,洋钱明天可拿么?索性你们好人做到底了。”这样举行了两会卖的事情后,永不举行了。我们是从这样的日子中过去的。你看,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家族中生长出来的,言语是必要的了,文字是必要的了。但是,已经迟了!一枝小草,一株生在石砌中的小草,渴想看见太阳是很久了;虽然我的学习语言是稍有成功了,可是这像那少草般含苞了,开花了,那能代表我的意思呢?我心里说不出的许多意见,有如天上的浮云般越聚越密,不下阵痛快的雨是不成功了,虽然我已日日走近那破灭的路,可是这也是必然的路呀!
朋友呵!我心里的言语涌起来了!如其我能够将它说出来,那一定是悲痛的长的故事。但是这是事实呵!许多胆怯的人,往往想把可痛可哭的事实,当为一个噩梦,以为那样是可以免去痛苦了。其实不然,那是好像一只走投无路时躲头在草丛中的鸵鸟那么可笑的。我的瞎眼的祖母常常说:“有个贩瓦瓶的老人,一天,从一条很峻峭的岭上挑着瓦瓶走过去,但是不幸,在半岭里失足了!一双不自主的踝膝跪在地上,瓦瓶都打碎了!他自己却不哭,也不去整理,看其中还有个好的不破的瓶没有,却在那里做梦了。他说:‘吾愿这个是梦。’”朋友!这是我所常讲的一流故事中的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呵?一个瞎眼的失了视觉的老女人,她会将放在自己心中的可痛经历忘记了么?她每讲了这故事后,便呜呜地唱起来了。我们都不知道她所唱是什么,也不知道她这歌是否用文字或系统的意义编起来的?但这是她唯_的消遣品,我听了便觉得是哀悲的,一个哀悲的符号呵!当她未死以前的夏日,她坐在一株园后的榔树阴下,那时我正从远处学校里回来,看见她和我的小妹妹在一处,小妹妹和她的小伙伴玩着,她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咿咿呜呜地唱,朋友!知道她唱什么呢?唱青年时代的恋歌么?神社前的祷歌么?还是她在和人说话呢?总之,不能知道。不过是哀悲的调子,实在比夏日水车上所发出来的声音还焦灼的调子呵!风吹动她银样的白发,疏朗的树阴挂在她的肩上,但是夏日光明的太阳,能照彻她心坎的阴暗么?过去的可悲可愤的生活,将她全人生沉在一个永不见太阳的潮湿的山谷里,而且覆以重的忧愁的负载了。因为这样,就只有这么无意义的歌唱着的事和我们几个小辈的弟妹是她的一线光明了!所以我走近去拊她背叫她的时光,她很欢喜的说:“宝宝!我正想念你!是你归来的时光了!”说了,反了,她灰白的眼珠;我想她是竭力的想看我一看呢,所以站得更近些,把我的手给了她,她摸了摸,并且摸我的衣裳,然后又欣然地说:“好孩子,和你父亲一样大了!”朋友!这是什么话呵!?
至于我的祖父呢,你想知道我祖父是怎样的人么?我告诉你: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我能想像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从小便经了祸患,在八岁的那年,便碰到“洪杨之乱”。一个清晨,他牵牛到山上去放,贼正来了,于是他失落在山上了!一直过了三天,家里的人都已走了才回来。家里是空空的了,火也没有了,最后寻找,然后在一口橱里他找得一大团的米饭,原来是家人特意遗下的。这样,他才支持了半个月,一直到家人都归来的时候。可是这也不是容易的事。他不像现代的我们一样,一切生活是浪漫的,饱了今日,便把明日任凭命运去吩咐了。最末发贼败去的一年,他被捕了。一天,要他和另一个人扛了个探查地势的首领,当他们走过山溪的桥上,在前面的一个同伴,肩上微微的侧着,意思是说:“放下去吧!”他却没有知道,他忠于贼像忠于随便那个好人一样;终于把这首领又安全地扛了回来。但这也就是他的短处,他的死,也是为着他的忠心呵!一个春天的下午,村里人因为和别村人争水,在野外械斗,他本来是在耕作着,但是村规不许他,于是他也跟了去。他未去之先,到家里来换衣服,他似乎感觉到了。说:“衣服里有点血腥气。”但是什么呢,他心里有这宗预兆罢了,但也是很准的预兆呵!他被遣到前敌去,伤了,伤在腰问,不久就死了!死了,真像一个兵卒战死一样,没有人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纸灰化了,血迹洗了,正像热闹的会集散了一样,在什么分上可以取还这不值钱的牺牲的代价呢?我的祖母她尽了做母亲的辛苦,但是天不见怜,旱呀水呀,没有一点气力可换得代价。一个初夏的黄昏,她无可奈何地在别人的田里收拾遗下的麦穗,却被人家唾骂,于是她气极而哭,哭得眼都瞎了!朋友!这都是为公众为忠心的缘故所得的报酬。而且就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上,你也要不知道人要怎样做才好。这左也不好,右也不好的我,而我这个可怜的种族的历史,似乎告诉我:“仍为人而牺牲了吧!”而我却不能,我似侧向“倒行逆施”那一面了!
再次,我还想告诉点你关于我父亲的个性的轮廓。他么,自然可以从以上的许多境遇中想像到一点,知道一点,但恐不尽然。他似乎带点忧郁性,并有点怕人的正经的脸色,不喜欢人有点错的地方,怠惰的时候。这在我小的时光,不知几次恨他埋怨他。可是他并不错,他是刻苦的人,他几乎忘记人身是肉体所做,而不是生铁铸成的。披星戴月,一心想用劳力挣得社会上的位置,这层就不能说他是不聪明的人了。凡是胆汁的人,他们总有忍耐力,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做他们野心的助力,但是鄙吝也是他们的特性。你看,他往往把时鲜的东西,藏着不许我们吃,到过时了才笑嘻嘻地拿出来。在他的原意呢,以为桃子是容易烂的,但是藏得好便不要紧;咸肉是易于油烟的,但是加得过分的盐便不至于了。这样的事,我见他和母亲不知曾闹了几多场。这种癖性,换句话说,是野心的;以为人也可以这样用勤劳换得富贵的呵!可是世界上决没这宗事!一天,我的弟弟眼痛了,热得拼命地哭;而他又来了,用冷水替他洗,自然,他以为水是克火的,对于孩子是暂时舒意的,他以为这是种成功了!却不知把眼弄坏了;等到医生和他说,他才懊悔,以后才稍稍改了一点。自然,我不已经说过么?我是了解他的心的,我这个可笑的父亲,人们都笑他,可是我同情他的。他在的时光,常常和我辩,甚至于骂我,一直没有和我好好的谈过一次天。一天,他陪我到学校去的路里,他似乎感想起来!两个人都走在浮的沙滩上,正月的寒风,萧萧瑟瑟的吹着,忽然他在插手的胸膛里摸出一包洋钱来,递给我,但是想不着要说的话,两手拉着他灰白的胡须,一双红的眼眶里已经流下泪来了!朋友!我就是见了他这次下泪以后,他便死了,没见过他第二次了。呵,今天我也在此下泪呵!因为我看见一个野心者平平常常的死了!野心者自知他死期的将近,不可挽回,自知要爬到一个开口等着他的坟墓,他是如何的痛心于死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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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卷列入“左联”小说家李俊民(李守章)、何家槐、魏金枝,他们的作品都曾得到鲁迅的关注或揄扬。
魏金枝(1900—1972),原名义云,笔名凤兮、莫干、高山等。浙江嵊县人,生于世代务农的家庭,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在家乡、后到上海当中小学教师。大革命高潮期间,曾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宣传干事,从事工人运动。读书期间创作诗歌、散文,1924开始创作小说,处女作《七封书信的自传》以书信体串联起一个乡镇知识分子的经历,风格忧愤沉郁,引人注目。1928年出版同名小说集,受到鲁迅称赞,被与李守章(俊民)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等并举,誉为“优秀之作”(《我们要批评家》)。其短篇《留下镇上的黄昏》、《制服》也曾得到鲁迅推介,前者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后者被选人《草鞋脚》。1930年由柔石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萌芽》助编。1932年因“五月花”剧社关系一度被捕,出狱后失业返乡。1933年回上海,一直担任中学教师,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间或参与杂志编辑工作,创作渐少。1949年后,曾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上海文学》、《收获》副主编,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1972年12月17日病逝于上海。主要作品另有短篇小说集《奶妈》(1930),《白旗手》(1933),杂文集《时代的回声》(1957)等。
魏金枝作品多为乡土题材,“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鲁迅语),后亦以乡土文学作家名世。本集选入其小说6篇,其中《七封书信的自传》和《沉郁的乡思》选自《七封书信的自传》,湖风书局1931年版;《留下镇上的黄昏》原载《莽原》半月刊第12期(1926年6月25日出版),选自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奶妈》、《制服》选自《魏金枝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白旗手》选自《白旗手》,现代书局1933年版。
李俊民(1905—1994),学名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家道中落。1918年人江苏省第七中学(南通中学前身),1922年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次年因向往革命,投考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学生社团活动积极分子,同时投身中共党团活动,曾主编湖北团刊《湖北青年》,参加湖北地下区委的《楚光日报》编辑工作。1927年5月,任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7月调任汉口市委宣传部长,8月转移到上海。在郁达夫鼓励下尝试写小说,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期间,写出《哑钟的破碎》、《秋之汐》、《寒宵》等作品,分别经郁达夫、鲁迅之手发表于《语丝》、《奔流》、《大众文艺》等处,随即结集为《跋涉的人们》,由北新书局出版,受到鲁迅赞扬。其间同时在中共团中央宣传部门任秘书。1929年夏秋间离开上海,辗转任教于河南、北平、山东等地师范或高中,并曾在齐鲁大学兼课,课余继续写作小说、散文。在北平期间,曾任“左联”北方分盟筹委会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守家乡参与抵抗活动,基本停止文学创作。1940年底在南通创办《新通报》,后曾任“联抗”部队副司令、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等职。1953年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同年底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兼总编。“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文革”结束后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李俊民致力于文学活动的时间不长,作品总量不多,早期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依据实践经验,叙写了革命潮流翻腾下的人生和社会图景。作者自评说:“由于我来自革命第一线,对工农革命比较熟悉,大革命失败后又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所以在小说中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摇性和失败后的颓废心态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映。也许正是这些,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赏。”本集全文选入《跋涉的人们》,所据版本为《李俊民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何家槐(1911—1969),浙江义乌人。早年在金华七中读高中时,即与同学组织文学社,出版周刊。1930年高中毕业后,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先后在政治经济学系和中国文学系学习,期间发起组织白虹文艺社,聘请李青崖、徐志摩、郑振铎、赵景深、沈从文、邵洵美六人为指导员。1932年转入暨南大学外文系,年底出版小说集《暖昧》,次年春被吸收入“左联”,不久即专职参加“左联”创作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自此至“左联”解散,一直是“左联”领导成员之一,曾任大众文艺委员会主任、组织部部长、“左联”行政领导小组和常委会成员。这一时期,曾参与多种“左联”报刊的编辑工作,并介入文艺论战,同时创作不辍。何家槐不曾与鲁迅见面,据其自述,曾因鲁迅的及时通告幸免于逮捕,鲁迅对其创作状况亦曾多次致以关心。抗战爆发后,曾参加战区服务队工作,后到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等处从事统战工作,亦曾在江浙两地任教并从事翻译工作。1948年冬,经香港和武汉人解放区。1949年到北京,1964年8月前一直在马克思列宁学院(即中央党校)任教。其间一度曾调任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组副组长、当代文学组组长,1958年曾赴波兰、苏联等国讲学。1964年调任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党委委员。“文革”中遭受迫害,在狱中脑溢血去世。
何家槐著述甚丰,本卷选入其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7篇,其中《猫》、《湖上》、《梨》、《暖昧》及《竹布衫》系其早期代表作,人物心理刻画的细微和结构的缜密曾得到赵景深好评(《论何家槐的小说》);《雨天》和《再滑进了车轮》为其参加“左联”之后的作品。《猫》等4篇选自何家槐著《暖昧》,良友总公司1933年版;《竹布衫》选自何家槐著《竹布衫》,黎明书局1933年版;《雨天》原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号(1933年5月16日出版),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再滑进了车轮》选自《文艺》第1卷第1号,1933年10月出版。
张世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