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起安徽,就想到了“二黄”:黄山和黄梅戏,且将其并称为“安徽二黄”。虽不知源出何时、何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口传与媒体报道中,便已流传。后随着旅游日益兴盛,黄梅戏声誉日益扩大,文化与经济的合作日益紧密,这个新词也流传益广,频率益高。黄梅戏一九五二年以前尚未正名,只是一个局限在安庆地区活动的地方小剧种,如今怎么竟和黄山比肩?对她的生存、变革、发展,和在戏曲困境中还能有声有色、常露峥嵘,便在赞叹声中也有疑议:难道真的是天仙女传来的音乐吗?其实,黄梅戏也是凡胎俗骨,而且还像七仙女唱的那样“小女子也有伤心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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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采茶调随水漂入怀宁县石牌镇为中心的地区,就流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戏曲史家把安徽、湖北、江西接邻的地区,称为戏曲的“金三角”,而石牌则是其中的“戏窝子”。有人认为,中国的戏曲主要是从好多“戏窝子”中孕育而流传的。别看小小石牌只是怀宁一镇,却因其孕育而且流出了徽班徽戏,进而演化为“京剧”,并不断培养出众多戏曲优秀演员,将皮黄传唱半壁河山,而得“无石不成班”之美誉。
黄梅调的流入,首先就在歌舞说唱中使两地的民间艺术相互交融而丰富。如弹词、道情、旱龙舟、莲花落、凤阳花鼓、山歌、门歌、明清小曲以及龙舞、狮舞、彩莲船、高跷、连厢、推车、罗汉桩、送傩神等民间艺术,一旦遇合,正是如鱼得水,由此而出现歌舞小戏的雏形。加之这里早已有成熟的戏曲剧种徽戏、高腔、昆曲演出,群众已被培养起欣赏“戏曲”的审美需求,自然要让那优美的黄梅调与戏曲结缘,预示着这个“戏窝子”里又将孵出新的戏曲剧种了。现就其与黄梅戏发展的关系,举要言之。
上述一部分属于曲艺说唱。如“莲花落”,也叫“莲花乐”“乐子”,为乞丐行乞时以竹板击拍演唱,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宋代已有,流行甚广。清代中叶后还出现过专业演员和“彩扮莲花落”,加了小锣,扮演人物。它在黄梅戏的大戏《吐绒记》与小戏《闹黄府》中都有直接表现,演唱其“十不清(间)”曲调。
“罗汉桩”是流行在皖、鄂的一种说唱,因其在鼓架子上绑上一根木桩吊上一面锣,形如罗汉大肚子而得名。一人操三件乐器,一手以弓形竹条敲锣打鼓,一手打板。(黄梅戏的“三打”也有过一人操作,仿此打法。)有时还与“旱龙船”结合表演,肩挑一只木制龙船,船上绑上罗汉桩,船尾安上“送子娘娘”等。每到一处,先唱祝词,后说新闻与故事。其说唱故事的脚本,有不少被黄梅戏移植改编演出。如总称《闹官棚》的一组串戏,就是以黄梅县一位盲艺人保存的“罗汉桩”说唱本改编的,反映的正是乾隆五十一年那一场大水灾中贪官为患的内容。
上述另一部分属民间歌舞。如“送傩神”,原是古代驱鬼逐疫祭仪之舞。汉代宫廷傩舞,规模盛大。民间也甚流行,安徽沿江一带至今犹存傩舞、傩戏,以假面(木头或面粉雕塑)为特征。黄梅戏《逃水荒》中就有“送傩神”表演。“花鼓”是一个多样的歌舞系列。其中“凤阳花鼓”那一曲“说凤阳,道凤阳”的“凤阳歌”流传极广,黄梅、安庆都流行。它又名“双条鼓”,一手夹两根竹条,一手持小鼓,击鼓而舞而歌。许多剧种都有《打花鼓》小戏,都唱“凤阳歌”。黄梅戏小戏《瞧相》《挑牙虫》《瞎子闹店》中都唱“凤阳歌”。
安徽沿淮独特的“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黄梅戏也有吸纳,如“彩调”就来源于花鼓灯的“灯歌”;小戏《闹花灯》中的舞蹈表现以及“手巾花”“扇子花”等也与花鼓灯“小花场”中的表现很近似。
至于民歌在黄梅戏中的吸纳与演化就更为广泛了。据《黄梅戏音乐概论》介绍:“黄梅戏传统戏里的一百多首花腔曲调中,很多都和安徽安庆地区的民间歌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并分别对戏中之曲与民间之歌的异同作了比较:一是同名同曲(如《十绣调》,但芜湖等地的民歌“十绣调”则不同);二是名异曲同(如小戏《打纸牌》中的“打纸牌调”,在民歌中叫“十杯酒”等)……
正是由于黄梅采茶调自身具有的特征以及流入安庆地区后又始终融合在民间曲艺、歌舞之中,在其向戏曲转型之中,必然是先出现小戏,而且是歌舞小戏。最初的形态多为“两小戏”(生与旦)“三小戏”(生、旦与丑),其演出尚处在无班社的自娱自乐阶段。但它一开始就具有泥土与生活气息,既有人情味,又有通俗性。曲调既有天然的和谐风格,又有各自的专用曲调,互不借用。所以,对这类小戏,称作“花腔小戏”。其共同特点是生活气息浓,地方特色强,民歌色彩重,明快而流畅。而后即从相近的戏曲剧种中移植和自创小戏,形成了黄梅戏第一批剧目与音乐的宝贵财富。P11-13
为了共享而展示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
无论是否承认,每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又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类文明,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我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对中华文化遗产所进行的保护行动。由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坚守与躬行,全民族的积极参与,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体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规划,采取了包括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学术保护、产业保护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了对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的命名,建立了国家遗产日制度,公布了一批国家文化遗产目录,申报成功了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加速了文化连产立法的步伐。
由此所引发的文化盛事不可胜数,但见孔子学院大大方方走向世界,满足了各国人民揭示“中国奇迹”的语言需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古深受欢迎,对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充电”及增强文化认同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传统节日的恢复如雨后春笋,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整理国故正在拓展其广度与挖掘其深度,使儒学的第四次重振雄风渐成可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利用,多元一体的精神家园多姿多彩;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明曰益显现出“和谐万邦”的魅力。
这一切,昭示了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前景:一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新已经悄然开始,一个以大繁荣、大发展为标志的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兴起,一场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正式开启。
越过高山,跨过险滩,蓦然回首积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慨叹先人的惊人智慧、伟大创造、博大胸怀。
保护遗产,反思历史,我们终于发现它们并非是前进的障碍、发展的负担,反而是精神的支撑、知识的宝藏,更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不竭资源与永久动力。
展望未来,拥抱世界,我们确信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的唯一桥梁。我们与它相伴始终。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历时两年创意出版了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其目的是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承我们民族艺术创造的结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对于这项工作,中国文联极为重视,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而且孙家正主席、胡振民副主席亲任编委会主任具体指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心具体表现在为其特批立项,并保障出版书号;中国文联出版社将之确定为精品工程,力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李舒东、宋建民、奚耀华、朱辉军、王利明等领导及张海君主任等堪称鞠躬尽瘁,编辑和作者们不计名利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更是令我感动。
庚胜不才,却参与和见证了世纪之交启动中华文明复兴及其遗产保护的全部过程,还非常荣幸地担任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的主编。这虽非我的能力与地位所及,却是我不可推辞的使命。
我所期待的是:通过这套丛书,中国的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如果因为这套丛书的问世而使国人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如果由于这套丛书的存在使世界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全面、理性、准确、人文,我将感到非常愉悦。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这个时空不排斥古老,它秉持“推陈出新”。
这个时空不拒绝外来文明,亦主张“中为洋用”。
要么,御新时空如神骏;要么,被新时空所异化、吞没。
是为序。
2007年12月30日
(作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