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近来渐渐的沉郁寡欢，什么也懒得去做，平常最喜欢听的西洋文学史的课，现在也不常上堂了。平常她最活泼，最愿意和几个同学在草地上散步，或是沿着柳荫走着，或是立在红栏杆的小桥上，凝望着被风吹落水面的花瓣，随着水流去。现在她只整天的低了头坐着，懒说懒笑的，什么地方也不去走。她的同学们都觉察出她的异态。尤其是她最好的女同学梁芬和周妤之替她很担心，问她又不肯说什么话。任她们说种种安慰的话，想种种法子去逗她开心，她只是淡漠的毫不受感动。
有一天，梁芬手里拿着一封从上海来的信，匆匆的跑来向她说道：
“文贞，你的芝清又有信给你了，快看，快看！”
她懒懒的把信接过来，拆开看了，也不说什么话，便把它塞在衣袋里。
梁芬打趣她道：“怎么？芝清来信，你应该高兴了！怎么不说话？”
她也不答理她，只是摇摇头。
梁芬觉得没趣，安慰了她几句话，便自己走开去了。
她又从衣袋里把芝清的信取出看了一遍，觉得无甚意思，便又淡漠的把它抛在桌上。
无聊的烦闷之感，如霉菌似的爬占在她的心的全部。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离枝不久的红玫瑰花，日光从绿沉沉的梧桐树阴的间隙中射进房里，一个校役养着的黄莺的鸟笼，正挂在她窗外的树枝上，黄莺在笼里宛转的吹笛似的歌唱着。她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只是闷闷的沉人深思之中。
她自己也深深的觉察到自己心的变异。她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淡漠之感竟这样坚固而深刻的攀据在她的心头？她自己也暗暗的着急，极想把它泯灭掉。但是她愈是想泯灭了它，它却愈是深固的占领了她的心，如午时山间的一缕炊烟，总在她心上袅袅的吹动。
她在半年以前，还是很快活的，很热情的。
她和芝清认识，是两年以前的事。那时他们都在南京读书。芝清是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她是女师范的代表。他们会见的时候很多，谈话的机会也很多。他们都是很活泼，很会发议论的。芝清主张教育是神圣的事业，我们无论是为了人类，为了国家，都应该竭力去倡办一种理想的学校，以教育第二代的人民。有一次，他们坐在草地上闲谈，芝清又慨然的说道：
“我家乡的教育极不发达，没有人肯牺牲了他的前途，为儿童造幸福。所有的小学教员，都是家贫不能升学，借教育事业以搪塞人家，以免被乡人讥为在家坐食的。他们哪里会有真心，又哪里有什么学识办教育？我毕业后定要捐弃一切，专心在乡间办小学。我家有一所房子，建筑在山上，四面都是竹林围着，登楼可以望见大海；溪流正经过门前，坐在溪旁石上，可以看见溪底的游鱼；夏天卧树阴下，静听淙淙的水声，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屋后又有一块大草地可以做操场，真是天然的一所好学校呀！只……”他说时，脸望着她，如要探索她心里的思想似的。停了一会，便接下去说道：
“只可惜同志不容易找得到。在现在的时候，谁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奔跑着，钻营着，岂肯去做这种高洁的事业呢？文贞！你毕业后想做什么呢？”
她低了头并不回答他，但心里微微的起了一种莫名的扰动，她的脸竟涨得红红的。 沉默了一会，她才低声说道：
“这种理想生活，我也很愿意加入。只不知道毕业后有阻力没有？”
芝清的手指，这时无意中移近她的手边，轻轻的接触着，二人立刻都觉得有一种热力沁入全身心，脸都变了红色。她很不好意思的慢慢的把手移开。
经了这次谈话后，他们的感情便较前挚了许多。同事的人，看见这种情形，都纷纷的议论着。他们只得竭力检点自己的行迹，见面时也不大谈话；只是通信却较前勤得多了，几乎每天都有一封信来往。
他们心里都感到一种甜蜜的无上的快乐。同时，却因不能常常见面，见面时不能谈话，心里未免时时有点难过。
她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他已经结过婚的消息。他也从她的朋友那里，知道她是已经和一位姓方的亲戚订过婚的。虽然他们因此都略略的有些不高兴，都想竭力的各自避开了，预防将来发生什么恶果，然而他们总不能祛除他们的恋感，似乎他们各有一丝不可见的富于感应的线，系住在彼此的心上。愈是隔离得久远，想念之心愈是强烈。
时间流水似的滚流过去，他们的这种恋感，潜人身心也愈深愈固。他们很忧惧，预防这恶果的实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他们似乎时时刻刻都感有一种潜隐的神力，要推逼他们成为一体。他们心里时时刻刻都带着凄然的情感。各有满肚子的话要待见面时倾吐，而终无见面的机会。便是见面了，也不像从前的健谈，谁都默默的，什么话也说不出，四目相对了许久，到了别离时，除了虚泛的问答外，仍旧是一句要说的话也没有诉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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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五四运动诞生的一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际闻名的藏书家、艺术史家、文物考古学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多方面的巨大的贡献。最后，他是因公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国家认定他为革命烈士。
郑振铎原籍福建省长乐县，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他大学毕业后，自1921年春天到上海，直至1949年春，其间除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避难约一年，1931年9月后去北平工作约三年半以外，基本上都是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他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就是上海。
1921年到1931年，郑先生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并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一起，开创了“文学研究会”一段生气勃勃的历史。他主编《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周报》、《文学》周刊)、《文学研究会丛书》等刊物，提出“血和泪的文学”等进步文学口号，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1928年后，他是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队伍中的一员大将，在上海创刊了《文学》月刊、《世界文库》等文学刊物，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授。他在北平创办主编的《文学季刊》，后来也转到上海出版；他即使人在北平，仍遥领上海的《文学》月刊的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上海沦陷后，他一直坚守在上海，主要为了抢救和保护在侵略战火中极其危险的我国珍本古籍。期间，曾参与指导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还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等。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创刊主编了《文艺复兴》月刊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工作，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那时他依然很关心上海的文化建设事业，并作出过重要贡献。例如《收获》杂志的创刊，他就是发起人和编委之一。
郑先生在上海出版过《雪朝》(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诗人的合集，郑振铎编)、《战号》等诗歌集，《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散文(杂文)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小说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短剑集》等论文集。可知他的文学作品广泛涉及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文论等各大类，同时他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和几个小剧本。此外，他的学术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以史料翔实、论证有据享有盛誉。本书因为篇幅的限制，只能选收他在上海发表、出版的一些小说和散文，其中大多也是在上海期间所创作的。这样也好，因为总有人说郑振铎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所谓真正的作家，那么现在就只选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让大家看看。不过我们要记得，他的诗歌、杂文、尤其文论，也是很有看头的。
小说，本书选了《家庭的故事》中的若干篇，并按照写作时间调整次序。《取火者的逮捕》四篇全收，但篇幅所限，不得不割去作者先后写的两篇序。《桂公塘》三篇也全选了。此外并选了作者小说集外的一些小说。其中《陈士章传》是作者生前编《郑振铎文集》时所漏收的，与《漩涡》为姊妹篇；《向光明去》虽然是未完成而仅存的长篇小说的断片，但自成片段，称为中篇小说也是可以的。作者编《郑振铎文集》时也认为“似还可用”，而且实际上它还是当年亲身参加五四运动者所写的唯一一部反映北京学生运动的小说；《汨罗江》是作者一生中最后的一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
散文，本书只选了《蛰居散记》。因为我认为它是194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系列性散文。《蛰居散记》最初在上海《周报》杂志上连续发表时，就流传到战败后被美军占领的日本，被日本人翻译出版，在日本影响很大，内山完造等纷纷发表读后感。建国后在上海出书时，被出版社编辑删去了五篇，另外加上了作者同时期写的另外四篇散文，并调换了原先发表的顺序。被删去的五篇是《一个女间谍》、《记陈三才》、《记平祖仁与英茵》、《吴佩孚的生与死》、《惜周作人》。尽管这样的删去大概郑先生也是同意的，但现在看来出版社的做法非常不妥。本书恢复郑先生在上海《周报》杂志上最初发表时的原篇目和原顺序；出版社增加的另外四篇散文仍予保留；《忆愈之》一篇是郑先生出书时作为附录收入的，本书也同样收入。
开始考虑选编本书时，正值纪念郑振铎先生为国牺牲50周年和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是在深切怀念他的心情中进行编选的。他本来不应该那么早去世的，他是为国家、为人民而牺牲的啊！
陈福康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著作家郑振铎的作品。
郑振铎先生是五四运动诞生的一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际闻名的藏书家、艺术史家、文物考古学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多方面的巨大的贡献。最后，他是因公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国家认定他为革命烈士。
本书收录作者各时期不同体裁、风格的主要作品，力求全面反映其创作成就、艺术风貌和思想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