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1885-1952)是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本书中已经形成。

本书对神经症人格种种的精彩而透辟的分析，对一般读者说来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

本书的目的，是希望给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症一幅准确的画像，以刻画出实际上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个人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所遭遇的种种障碍。在此，我不打算涉及任何特殊或某些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探讨我们时代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以不同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本书的重点在于强调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冲突和他为解决这些冲突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和他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系统。

序言：聆听大师的声音

引言

一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二 为何要谈“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

三 焦虑

四 焦虑与敌意

五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六 对爱的神经质欲求

七 再论对爱的神经质欲求的特征

八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被拒绝的过敏

九 性欲在爱的神经质欲求中的作用

十 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

十一 神经质的竞争

十二 竞争中的退缩

十三 神经质的罪恶感

十四 神经质受苦的含义——受虐狂问题

十五 文化和神经症

一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非常随便地使用“神经症”这一术语，即便对它所表示的清晰概念并无所知。通常这只是我们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附庸风雅：以前称某人懒散、敏感、苛求或多疑，现在可能取而代之为“神经症”，因而只是表达方式的轻微不同。然而当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在我们心里的确有某种东西，即便无法明确地被意识到，但还是会使得我们运用某些标准来决定该术语的对象选择。

首先，神经症患者与一般的个体在对事物的反应上是不同的。有些情况我们会很自然地视之为神经病，例如，有一女孩甘居下游，不求上进，她拒绝接受加薪且不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或者是一位艺术家一周能挣30美元，而如果他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到工作上的话就可以挣得更多，但是他却宁愿享受生活也不愿意去挣那个钱，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女人厮混，或者沉湎于无聊的嗜好之中。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这些人是神经病的原因在于我们大部分人都习惯于一种行为模式，即力争上游，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基本生活保障所需要的金钱。

上述的例子表明我们在判断某一个人是不是神经症患者所用的标准是：他的生活模式是不是与我们时代公认的行为方式一致。像上述的那个女孩没有竞争动机(或至少是缺乏明显的竞争动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安人文化中就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而上述的那个艺术家如果是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某一村庄里或是在墨西哥，他的生活方式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如果有人想要赚很多钱或是非常拼命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绝对主张及时行乐。再往后追溯，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那种已经满足需要了还在埋头苦干的人会被认为是相当没有品味的。

因而神经症这一术语——最早出自医学，现在的使用不能脱离文化内涵。你可以无需了解病人的任何文化背景而对他的伤腿进行诊断，但你不能因为一名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坚信自己有幻觉而把他当作神经病，这样做就太冒险了。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幻觉和幻想的体验是一份来自神灵的特殊的礼物和祝福，而且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被郑重其事地认为享有某种威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定时地与已故的祖父交谈就会被认为是神经质或神经病，但是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里是一种公认的方式；如果有人因为一名已故的亲戚的名字被提及而觉得被严重侵犯，我们会认为这种人真是神经病，但是在及卡利安？额裴齐(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男子为接近一名处在月经期的女子而感到恐惧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质，但是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月经的害怕却是司空见惯的态度。

对于什么是正常，这个概念不仅随着不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为时代不同而不一样。例如，在今天，如果一名成熟而独立的女性因为自己曾经在恋爱时有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得到体面的绅士的爱”，我们(至少在许多文化圈中)会认为她神经质，但是在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此外，正常的概念还会因为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改变。例如，来自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打猎或战斗时才精力充沛是正常的，而如果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也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会被看成是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男性和女性被认为应该具有不同的气质。女性在接近四十岁时因为日渐老去而感到困扰是“正常的”，而男性如果也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发愁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或多或少都是会变化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爱斯基摩人对清洁的定义也与我们相去甚远，土著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与现代的医生所采用的方法也完全两样。然而，很少人知道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习俗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我们的驱力和情感中——虽然一些人类学家曾经直接或间接提过’。正如赛普(Sapir)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种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的内涵。

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好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相信唯有它自己的情感和驱力才是“人性”的正常表达。对于这一原则，心理学也不例外。以弗洛伊德为例，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从而得出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嫉妒，并试着为自己这一假想出来的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基础。弗洛伊德似乎也假定所有的人类对于谋杀都会体验到罪恶感。然而，对于谋杀的态度有着巨大的不同，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如彼得·弗洛陈(Peter Freuchen)曾指出，爱斯基摩人认为谋杀并不需要受到惩罚。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当某个家庭成员被外人杀害所带来的伤害可能会通过指控嫌疑人来减轻。而在一些文化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会通过收养凶手以代替儿子而得到安慰。

进一步利用这些人种学上的发现，我们一定会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一些观点是相当幼稚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手足之争、爱情和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这一观点。我们获得正常这一概念，是通过对某一特定的群体中强加给自己的成员的行为和情感的某种标准的认可。然而，这类标准是随着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些思考对于心理学而言意义深远。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对心理学的无所不知的怀疑。有关我们的文化的种种发现与其他文化的发现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相似而断定二者乃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因而认为心理学的新发现会揭示人性中普遍的内在倾向的观点将不再有效。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证明了一些心理学家反复强调的：不存在适合整个人类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局限性对于展开新的理解的可能性有很好的弥补作用。人种学描述的本质涵义是，情感和态度的形成高度受到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一—不管是文化的还是个人的，二者相互交织着共同影响。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正常的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而且由于神经症是与患者的正常的行为模式相背离，这也有助于对该症状的更好的理解。

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就意味着循着弗洛伊德的足迹前进，而指引他的那条路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迄今尚未被认真思考过的对神经症的理解。尽管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他将我们的怪癖回溯到生物学赋予的驱力上，但是他曾经在理论甚至是实践中都反复描述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其童年早期的影响情感的形成因素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图对神经症有所了解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正常和神经症结构问题上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对于特殊的文化在个体身上发挥的影响因素的细节无所知，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只有以一种明确的步伐超越弗洛伊德，虽然这一步是可能的，但还是要建立在弗洛伊德揭示事实的基础上。因为，即便在某一方面弗洛伊德是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但在另—方面，他过于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学来源，并将之作为科学方向的根基是值得商榷的。弗洛伊德假定本能的驱力或在我们的文化中时常发生的客体间的联系是生物学决定的“人性”，或者是起源于不能变更的环境(生物学赋予的“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归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就精神分析忠实地遵循弗洛伊德所锻造的理论路径来说，这种忽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而尽管它表面上具有无限潜力，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死胡同，且只有靠一大堆深奥的理论和模糊的术语来标榜自己。

P1-5

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给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症一幅准确的画像，以刻画出实际上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个人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所遭遇的种种障碍。在此，我不打算涉及任何特殊或某些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探讨我们时代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以不同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本书的重点在于强调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冲突和他为解决这些冲突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和他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系统。这种对真实处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关于神经症的形成是来自童年的早期经验这一观念。但我与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的观点不一致在于我认为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代，并认为成人后的反应本质上只是早期经验的重复是不合理的。我想要指出的是童年的经验和成人后的冲突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这种关系比一般的精神分析学者们所宣称的因果关系要复杂的多。虽然童年期的经历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条件，但它并非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目光投到真实的神经症障碍时，我们发现神经症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偶然的个人经历，还在于我们生存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事实上，文化背景不仅赋予个体经验的分量和色彩，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其特殊的形式。举例来说，某人拥有一位专制的母亲或一位富于自我牺牲的母亲，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但是这种专制或自我牺牲只有在明确的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而且也只有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这类经历才会对将来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我们意识到文化背景对神经症形成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渐渐失势。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只有建立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上才值得加以考虑。

我的思想倾向已经为神经症中大量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涉及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问题、对情感的神经质欲求的含义、神经质罪恶感的意义等，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对产生神经症性格倾向具有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大部分解释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背离，有些读者可能会问这究竟还是不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在于大家对精神分析本质的把握。如果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的观点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全部理论构成的，那么本书要呈现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有人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想，目的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以及通过一种治疗的形式把这些无意识过程变为意识，那么我所要呈现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一切理论解释，会导致这样一种危险，即容易使我们在一切神经症中发现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种停滞是危险的。我相信对弗洛伊德的巨大成就的尊重也表现在对弗洛伊德所形成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更好地为将来服务。

上述论述也回答了另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我的解释某种程度上是否属于阿德勒式的。的确我的解释与阿德勒曾强调的某些观点有些相似，但就其根本而言，我的解释还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事实上，阿德勒的例子恰恰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即如果只是片面去追求而缺乏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基础，那么即便是对心理过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也会变成空洞。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界定我对其他的精神分析学者的观点的认同与否，所以总的说来我仅仅把争论和辩驳局限在我的那些与弗洛伊德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

此书中我所阐述的是我长期关于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所获得的种种印象。我的解释是基于所要呈现的材料的，这些材料本来应该包含大量的详细的历史案例，但如果这样做又会使得一本书变得过于笨重，并使写书的目的变为只是给神经症中的问题的一般化呈现。然而，即便没有这类材料，那些专业人士甚至是外行人士也是可能验证我所论述的有效性。如果他是一名留心的观察者，那么他就可以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进行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坚持。

本书的语言简单朴实，为了清楚易懂，我尽量避免探讨太多的分支问题。并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的术语，因为这些术语具有替代读者进行清楚思考的危险。因而，本书可能会使大部分读者(特别是那些外行人士)认为神经症人格的问题是简单易懂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规避的事实是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必然是错综复杂和微妙难懂的。如果有谁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的话，那么我奉劝他不要看这本书，否则他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糊涂，并因为无法找到现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此书除了写给感兴趣的门外汉，也献给那些治疗神经症并熟悉神经症所包含的问题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精神病医师、社会工作者和教师，也包括那些开始意识到心灵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希望本书对于神经症患者本人也能有一定的意义。如果神经症患者原则上不把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的入侵和强加而予以拒斥，他就往往能够根据自己的切身痛苦，比那些健康的同胞们更敏锐更优越地领略人的错综复杂的心理。不幸的是，阅读本身并不能治愈他，在他所阅读的书中，他可能更容易发现的是他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

借此机会，我要表达对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感激。对于那些使我受惠的作者在本书的正文中会分别提到。我要向弗洛伊德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正是他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工具。同时还要感谢我的那些病人，因为我对他们的任何了解都是源于我们共同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