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军/中国近代军系丛书》由田玄所著，首领段祺瑞，北洋三杰之一，曾不惜出场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直皖战争中战败后，皖系势力几近崩溃。

这一套丛书涵盖了作为中国近代主要军系的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化而成的北洋军，以及袁世凯死后由北洋系分裂出来的三大派军系的皖军、直军和奉军的形成、编制体制、军事实力、作战、发展沿革及其覆灭的历史。

《皖军/中国近代军系丛书》由田玄所著，是该套丛书的其中一本，《皖军/中国近代军系丛书》由于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清末和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逸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如果读者能从中了解一些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磨难和耻辱以及随之而来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历史，并能从中了解和掌握中国近代军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编者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一章 武备学堂柏林校 北洋之虎段祺瑞

第二章 追随项城实力增 “一造共和”“美名”传

第三章 执掌陆军内阁权 镇压白朗显本能

第四章 怨怼项城反帝制 “二造共和”欲称雄

第五章 北洋分裂三大派 皖系独揽中枢权

第六章 段黎交恶似水火 府院相争两虎斗

第七章 讨伐复辟辫子军 “三造共和”惑人心

第八章 诉诸武力“统一”梦 西原借款服毒药

第九章 皖系统治三大柱 “北洋”“交通”加“安福”

第十章 直皖争斗酿大战 皖军惨败失京畿

第十一章 段孙张同盟反直 吴战败浮海南下

第十二章 重新执政东山起 惨淡经营苦周旋

第十三章 下野津门余孽聚 终归烟消云散去

附录一 皖军大事记略

附录二 皖军主要将领传略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皖军，亦皖系军阀集团，是以该系首领段祺瑞为安徽人而得名。该军系是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乘机发展各自势力，最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裂演变而成的北洋军阀的三大派系之一的、以段祺瑞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军阀军事政治集团。

皖军的出现，是中国当时社会性质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侵略势力影响的必然结果。1916年6月至1920年8月间，皖军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背景并以此为后台，控制着北京政府。在皖系军阀集团统治期间，为进行所谓“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发动连年战争，并力图镇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在皖军皖系势力的压迫下，中国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并产生了．不利影响。

皖军的生成和消失的历史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要想了解近代中国为何得以出现这一军事政治集团势力并且得逞丁一时的历史现象，就必须首先了解皖系势力的领袖段祺瑞其人。

清末和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李合肥”(李鸿章)之外，在其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安徽合肥籍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度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政坛主角，所作所为影响及于后世的历史人物段祺瑞。有人曾说，“当晚清同(治)、光(绪)、宣(统)之际，一言‘合肥’，皆知所指为李氏也。自人民国，段氏乃继之而起，专‘合肥’之称，先后若相辉映。”以此足见段祺瑞在历史上的影响，并可以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对此，甚至连段祺瑞本人也倍感自豪，他曾写过《先贤咏》一诗，虽然是赞颂李鸿章一生“业绩”，但其诗开首几句：“昆仑三千脉，吾皖居其中。江淮夹肥水，层峦起重重。英贤应运起．蔚然闲气钟”，显然是认为合肥地灵，迭出人杰。除李合肥而外．段合肥自然也算得上一个。其诗最后两句称“国危而复安，深赖一老翁”，虽属恭维李鸿章，实则无疑也是段的自况。

段祺瑞出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江河日下、日趋衰微的年代，帝国主义势力纷纷侵入中国。“列强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沉沦；与此同时，国内危机也日益加深。农民不堪忍受封建势力的压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风起，严重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段家本为陕西淠阳人士，段祺瑞的二十三世祖始南下安徽英山谋生。清初．段家又从英山搬到寿州南乡的保义集坊；道光年间，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先迁到六安，再徙居合肥之大陶岗。从此以后，段家有四代人以合肥为家，务农为业。后来，段祺瑞功成名就，“段合肥”之称便由此生成。

段祺瑞在中华民国前期的政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袁世凯生前，他几乎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袁世凯死后．他几度执掌北京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即使是被迫下野，其资历和威望还是使各界人士敬畏不已。事实上，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中华民国历史上，段祺瑞堪称为仅次于孙中山、袁世凯等民国的重要人物的地位的说法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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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各种武装组织的总称，一般以军队为主体，由军队和其他正规的、非正规的武装组织组成。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事集团，亦称军系)的形成发展、沿革、编制体制、军费军饷等与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自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新的特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并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封建地主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为外国侵略集团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一新特点下，武装力量及军事政治集团等遂成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段历史中间，军队及军系逐渐由古代军队向近、现代过渡，并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连年的军阎混战，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军系十分复杂的变迁活动。

中国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湘军，即是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淮军则为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深感湘军兵力不足的条件下所组成的新的勇营武装，同为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1897年。清政府在论及清代军制沿革时指出：“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曾国藩、李鸿章所办湘淮两大武装集团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而形成的。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备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为纽带而维系起来的武装集团。湘军营制为“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学者王意见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湘淮军不仅营制一脉相承，其政治理念亦相当传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具有浓厚的封建忠孝义礼意识。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军民两政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其间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几乎都与湘、淮军集团紧密相关，成为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势力。

湘、淮集团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晚清，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中央政权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它所使用的相互牵制等策略还能对湘、淮集团产生实际的制约作用。因此，湘淮集团与清朝中央不仅在形式上存在着体制的联系，而且在实际上还受到这种体制的制约。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湘、淮等军系的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大的、不断进行割据和争雄的军系——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联系在一起。

北洋军军系，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湘军和淮军。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由此形成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阔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其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北洋军事集团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第二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第三是淮军旧将。这些人多生长于清王朝封建政治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未成年时即受到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具有极端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尤其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都出身寒苦，有着顽固的自强精神和极强的政治追求欲，而其在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多嫚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傺”，由于这些人在淮军中得不到重用，迁升太慢，心理压抑甚大，一旦受人提拔，印产生较浓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袁世凯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棋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

除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外，袁世凯对“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亦加以笼络和提拔，袁世凯曾语，“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在新建陆军章制中，袁世凯订立了所谓“兼充”制度，即“统领以各分统兼充。分统以各营统带兼充，冀可省官节费”，实际上袁氏却借此来控制其部属，凡是顺从和巴结他的将领便撂升兼充分统或统领。

袁世凯还通过自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培养效忠自己的军官。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等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造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鲍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广为招揽其他类型的人才。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幕府，其政治录用方式日趋多元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过封建政治文化影响的文治官员，一方面也吸引了其他政治集团的成员进入北洋集团，形成了北洋官僚集团势力。其一，袁世凯利用政治亲缘关系来网罗他的政治势力，明目张胆地将任用亲朋、乡党视为近代意义的结党。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都是亲朋、同乡、同僚、部属、门人、恩人、结义、姻亲等。如徐世昌堪称是北洋官僚集团的幕僚长，他是在同袁世凯长期合作中与袁结成生死之交的。袁资助他进京应考，后考中举人、进士，做7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将他调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以后又多次向清廷“保荐”他，使徐世昌从此平步青云。唐绍仪在袁世凯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结识，后充任袁世凯在朝鲜的翻译。甲午战争前夕，唐冒死护送袁世凯离开汉城，登舰返国。袁小站练兵后，就委任唐为营务处帮办，袁任直督后。唐一直追随左右，设立邮传部后，袁保荐他为该部侍郎，一手把持部务。袁世凯还将有亲友、同乡或家中佣人的子弟关系之人安插于政治、经济部门，以便于自己控制。袁世凯最贴身的内务总管袁乃宽，是袁的同乡，后来认为本家，被袁委任协助控制军政机要和掌管银钱的要职。周学熙、刘永庆、张镇芳等人都因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而为袁所重用。袁世凯还利用联姻来扩大政治亲缘关系网，以控制国内军政部门。其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续以官位利禄为诱饵，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为其所用。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杨士骧、杨士琦、赵秉钧等一帮文职人员即是在这官禄利诱下，进入北洋集团，而成为其重要干将的。其三，袁世凯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清末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准则已被抛弃，清王朝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袁世凯在发挥“金钱效应”上，则无所不用其极。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勋，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等清廷内重要角色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其四，袁世凯还善于利用政治投机来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清末社会，各种政治势力迭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则以“开通风气”自诩，屡屡上疏言新政，借以博取时誉，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俄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袁世凯集团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政治文化亦羼入立宪政治色彩。由于以袁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的政治文化相标榜，这一集团对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辐射力。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从目本回国后也转到袁世凯幕下，成为袁世凯宪政问题的重要参谋。

由于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势力的极大膨胀，至清未，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微、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凭借北洋军系的实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武大总统。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该军阀集团。此间，军阀集团势力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已发生了完全的逆转。中央的权威消失了，军阀实力派已经完全实现了军事力量与地方政权和财权的三者合一。因而，他们也就变得更加强硬起来。无组织、无原则则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

1916年袁世凯病死，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其内部各派乘机发展各自的势力，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利益也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北洋军阀分裂演变为三大派系：

一是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皖、陕、鲁、浙、甘、闽等省；二是英美支持的以时任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苏、鄂、湘、直、赣等省；三是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东北地区。此外，各地方的一些军阀或独立或分别依附于各大派军阀。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皖、直、奉三大军系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产生了38届内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一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皖系为实现“武力统一”目标，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

至1920年，皖系皖军已达11个师、17个混成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皖军战败，京津地区及豫、鄂、察、陕等省的皖军被缴械，仅余淞沪地区和浙、鲁、闯、皖等省的残余部队以及依附于皖系的地方军队。直皖大战后，直系军阀取代皖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此时的直军，已扩充至18个师、18个混成旅，共约20万人，占据了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实力大部消失，奉系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此时的奉系奉军乘机占据绥远和京山铁路沿线地区，兵力膨胀至5个师、26个旅，约20余万人。为争夺北京政权的控制权，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此次战争以奉军战败全都退回关外而结束。直系则大肆扩充实力，至1924年夏，陆军已达21个师、17个混成旅，共25万人。同年9月，直军发动江浙战争，皖军实力消失。

其问，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战败，奉军势力大增，除东三省外，奉军还占据了热、直、豫、鲁、苏、皖等省区。至1925年其实力达35万，并控制了北京政权。10月，直军对进入苏皖的奉军进行了反击，奉军退回北方。至此，除奉军张作霖部外，奉军还有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约20万人。而直军吴佩孚部计20万人，盘踞于鄂、豫和京汉铁路沿线；直军另一山头的孙传芳部盘踞于浙、闽、苏、皖、赣五省，计20万人。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将直军大部歼灭。为挽救失败，直奉两军阀再度联合。至1927年3月，北伐军击败了直奉的五省联军。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二期北伐，直系直鲁联军消亡，奉军败退关外，12月，奉军宣布东北“易帜”，奉军改为东北军。至此北洋各大系军阀集团覆灭。北洋军阀的统治期间，由于连年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仅四川军阍混战478次，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

中国近代军系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分支，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至北洋军阀消亡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军系发展史，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各军系的兴亡盛衰，对于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叩问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有着一定现实意义的。它不仅可以恢复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创痛的记忆，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中华民族辛酸的过去，而且可以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更好地领悟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推翻“三座大山”必由之路的深刻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将其转化为民族奋进和振兴的精神力量。

这一套丛书涵盖了作为中国近代主要军系的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化而成的北洋军，以及袁世凯死后由北洋系分裂出来的三大派军系的皖军、直军和奉军的形成、编制体制、军事实力、作战、发展沿革及其覆灭的历史。由于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清末和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逸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如果读者能从中了解一些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磨难和耻辱以及随之而来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历史，并能从中了解和掌握中国近代军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田玄 皮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