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编著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黄仁宇的回忆录，共有36万字，自述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经验。书中虽是历数作者的种种经历，但不乏设问，留给后人很多作者未解之谜。黄仁宇的回忆录共有36万字篇幅，自述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经验，并具小说叙述的技巧。全书定名为《黄河青山》（YellowRiverandBlueMountains）；分为两大部分：“自己的浴室”、“我所付出的代价”；书前并有多幅珍贵的个人及历史照片。

黄仁宇编著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他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编者说明

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隋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人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1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j寥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享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或田纳西·威廉斯，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已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P3－7

黄仁宇先生以三年的时间完成本书，他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撰写，1983年9月底完成，其间经过不断修改与重写，最后的定稿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定稿之后，即束诸高阁，未做任何增删，因此，本书所述人事，仅止于1983年。

1996年8月，黄仁宇先生向我提及这本自传，但言明必须在他逝世后才能翻译出版。2000年元月8日黄先生去世后，黄夫人格尔（GayleHuang）女士随即寄下书稿，我们委请张逸安女士开始进行翻译。在做最后校订时，格尔女士不幸于11月20日逝世，终未及见本书之问世。

黄仁宇先生在1980年离开教职后，戮力撰述本书，追忆个人平生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并阐明历史观点之形成与演进。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既细腻又壮阔，风格独特。读者当可藉由这本回忆录，进入黄先生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竟。

看到黄仁宇用英文写的回忆录时，第一个反应是：“翻译这本书的人好可怜”。外国人写中国东西也就罢了，翻译成中文后就算洋腔洋调，反正是外国入嘛。但中国人用英文写回忆录就不一样了，中文翻译流不流畅，一看便知。

何况这个人叫做黄仁宇，是以《万历十五年》名扬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有名到根本无需作任何介绍。读者已熟知他的文笔及语调，如果换成一个后辈写的白话文（而且恐怕还不是很通顺），怎么看就怎么别扭。

没想到，后来我就成为这个可怜的人。黄仁宇的中英文俱佳，对译者更是莫大的压力，有时不免想到：如果他能自己用中文写回忆录就好了。

除了口气不像黄仁宇以外，翻译本书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一大堆人名及组织名，找资料时才深刻体会到，何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由于时间有限，最后仍无法确定的人名只能以音译表示，对相关人士只能说抱歉，并寄望方家指正，以后有机会再行修补。

本书所以能顺利出书，友人马耘居功厥伟。马耘年纪轻轻，但仿佛像黄仁宇时代的入，对当时的人事、单位组织及习惯用语了若指掌，简直是从中国现代史书中飘逸而出的精灵。此外，友人杨惠君也查到若干人名，同样价值连城。如果没有他们的热诚，本书绝对会贻笑大方。其他朋友的关心、鼓励及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在此也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的协助。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林载爵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审阅本书的部分章节．显见对本书的重视。纵使这一译本仍不尽理想，但仍希望成果不致辜负他们的指导。

也希望这译本能对得起黄仁宇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