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篡位说、合法继位说、自立为帝说，始终莫衷一是。那么，雍正继位后为什么要编写《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辩白？康熙皇帝究竟是病逝还是被毒杀？康熙遗诏是否伪造？康熙宣布遗命时为何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场？诛杀年羹尧是不是为了杀人灭口？本书作者将在书中有他个人的见解。

雍正继位是三百年来的历史疑案，本书作者清史专家将给出最新的解说。

本书主体部分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包括：即位之谜的由来、三种继位异说，争夺皇位的角逐，继位异说析疑、盗名改诏之个案研究和继位事件的影响。

继位之谜的由来我的叙述方法

三种继位异说

争夺皇位的角逐

 太子见废储位虚悬

 允裉结党 君父绝情

 允祉希冀鲜能无奈

 允襁出征君意何如

 允祥允构 储贰无缘

 胤稹谋求 高深莫测

 统观全局 成败渐明

继位异说析疑

 病逝毒杀

 末命有无

 康熙遗诏

 当夜正常

 授珠待孙

 改诏盗名

 征召不到

 屠戮灭口

 弑兄屠弟

 心虚惧鬼

 自立质疑

 辟谣效果

 继位我见

析疑续篇——盗名改诏之个案研究

 允题改名

 雍正名讳

继位事件的影响

 清朝秘密立储制的建立

 雍正“严猛”政治的实行 

 除弊兴利的典范——田文镜抚豫

 除豁贱民 施行仁政

 打击朋党与加强皇权

 查嗣庭案与隆科多案

 曾静投书案——储位、皇位之争在观念形态领域的“终结”

 储位之争与对康、雍的评价

 嗣位疑案的研究方法

附录一 台湾版序 

附录二 雍正嗣位史主要原始史料书目 

附录三 雍正嗣位史部分著作目录 

附录四 雍正嗣位史部分论文索引 

附录五 有关雍正的部分文艺作品目录

储位之争与对康、雍的评价

长期以来，康熙以仁慈、有为君主的形象树立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人，而雍正被扣上谋父逼母的罪名，这种事关伦常的人生大节，如有违犯，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具备了，还有什么其他是非可言。其实，在储位之争中，康熙和他的儿子们虽是一家人，但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杀气腾腾，什么骨肉之情，君臣大义，大部分抛弃了，充分暴露了他们信仰的纲常伦理的虚伪性，因此就不应当以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道德作为标准衡量人们的行动，判断人们的是非，也就是说不能用传统伦理评论康熙朝储位之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一个人。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从康熙起，到废太子，以及参与党争的每个皇子都有他的不是，责难任何一个人就显然不公平。康熙缺乏善处皇太子的方法，第一次废太子多少失于轻率，以至废立相循，终于没有善策；痛恨允禊结党则可，一度不顾其死活，未免有点刻薄寡恩；他看不起汉高祖、唐太宗在立太子方面的无能，其实他比他们没有高明之处，唐太宗立高宗李治，至少没有发生皇室相残的事。允扔暴戾下仁，实为乱阶。允提、允禊不择手段争夺储位，是野心家。雍正杀害、囚禁手足，虽有斗争形势的需要，然亦反映其残忍成性，难逃残暴不仁之咎。允祉、允唐、允题也都是谋求储位者，手脚也不干净，不必因为他们是失败者而给予同情。还需指出，在结党谋位的情况下，嗣君是康熙指定的，是自立的，抑或是篡夺的，他的上台，包含有谋求成分，都不高尚。

说了具有方法论意思的一番话后，回到储位之争与康熙、雍正评价的正题上来。孟森说太子事件，是康熙的“圣明之累”，评论中肯。康熙是了不起的帝王，在位六十一年，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扫清漠北，稳定西藏，修治黄河，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社会政策，巩固与发展清朝统治，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盛，有功于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用传统的话说他是“盛世明君”。他的缺陷主要有二，一是如同孟森所讲的，皇储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了政治混乱，也使他自己身体耗损，威信下降；二是与第一点相联系，晚年倦勤，对败坏的吏治睁一眼闭一眼，对准噶尔本部只能采取守势。康熙不能保持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实由于储位问题把他搞得精疲力尽，以病体之躯难于进取了。储位问题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康熙明君形象。

储位之争，给雍正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给了他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以便治理国事；另一个是为显示继位的正当，急于有所表现，急于求治。正是在这两种意念支配之下，提出严猛施政的方针，兴利除弊，实行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改革，解决或试图解决前朝遗留下的弊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造成那个时代所能有的比较清明的政治，促进国力的强盛和国家政局的稳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并为乾隆时的鼎盛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促成清代社会的持续发展。所以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匕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

储位之争使雍正学习到很多东西，影响他的朝政，也有坏作用，如反朋党扩大化，涉及面广，伤害人多，累及无辜。贝勒延信在西藏立有军功，被牵连到允题案、年羹尧案中，竟圈禁致死。下令处罚陈梦雷，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稍慢，即被降职。这使当时人产生一种恐怖感，使雍正的政治形象很不好。又如雍正自视洞悉下情，而轻率妄动，给政事带来一些损失。诚如雍正自诩，他有四十年的阅历，但下情岂能悉知！自信太过就吃亏了，对有些事情调查研究不够，做出的决策就不合实际。下令推广官话，如果广东、福建士子在期限内不能讲说，就取消科举考试资格，改变语言谈何容易，届期闽粤士人仍不会说官话，又不能真的不许他们考试；实行铜禁，不许民间用铜制器皿，现有的要以破铜卖给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能收上多少铜，制钱原料依然不足。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雍正情况了解的不够，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加上他又有急躁病，恨不得什么都改革，结果犯了一些轻举妄动的错误，政治上召来一些损失。

P225-228

这篇序言要交待的事情，是本书与题为《雍正继位之谜》的北京版、台湾版的关系，本次大量增订、修饰的状况：新增的内容、某些新见解和相当数量的配图，自以为比原著有了不同的面貌，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一部新书，因此友人建议把书名改作《雍正继位揭秘》，我初听颇有切题之感，继而觉得不合适，因为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之嫌——我并不能把雍正继位之谜的谜底真正揭开，只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再商之友人，他说既然你有顾虑，叫《雍正继位新探》如何章 我想此次改写，是在篡夺说、自立说新论迭出，合法继位说相对沉寂，尤其是21世纪开始之际的《康熙遗诏》档案展览引发的沸沸扬扬热闹之后，网上朋友热烈关注之后，令我感动，我因而再次进行研究，在原书的基础上确有了一些新的探讨成果，就用此名，多少给人一点新鲜感也好，也还算符合书的实际。就以此命名吧，亦是感谢友人关心的盛情。

原书《雍正继位之谜》草稿写成于1989年，次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印行，1991年台北云龙出版社重新梓刻，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在于为后者增写了《台湾版序》，并将原先为人民大学版制作而未被容纳的三个附录续加进去，而对主体部分未作任何改动。

如今对旧作进行较多的改造、增新，主要是对主体部分作出加工，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对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有关讨论作出回应，换句话说是随着继位之谜研讨的深入开展，本书不能纯以旧貌出现，理应与现今的研究状态相适应，对新近提出的观点和对我的批评，我要继续作出辨析，并将近年搜集到的合法继位说新证据呈现出来。第二是专题论证，如为深入回答易名改诏篡夺说，增设原先所没有的第五节“析疑续篇——个案研究：允穗改名；胤稹名讳”。第三是将原书储位斗争历史影响的内容大为扩充，即加进雍正初年与储位之争有密切关系的政策、案件的评述，如“除弊兴利的典范——田文镜抚豫”，“除豁贱民施行仁政”，“查嗣庭案与科甲朋党案”，“储位、皇位之争的终结——曾静投书案”，以期明了雍正实行除旧布新政策，屠戮功臣年羹尧、隆科多，制造一些历史大案之与嗣位相关的深层原因。此外，对附录大为扩充，即将台湾版的三个附录变更为五个。因为有了这个天津版的序言，故将《台湾版序》移动为附录一，所以还保留它，乃因它所述及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与历史关系的个人见解，可能仍有其学术价值；附录五“有关雍正部分文艺作品书目”，系原来所缺；另外三个附录，所载的书目、论文索引，也与十几年来学术界研究深入的进程相适应，作了应有的补充。

文字内容的增写之外，选择与继位之谜有关的图画、照片、书影六十幅，作为配图，希冀读者笑纳。图片有我在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陆续搜集、拍摄的，有许多取自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康熙朝卷、雍正朝卷》，另外选自《清史编纂通讯》2006年第16期二帧，《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陈熙远文一帧，在此特表谢忱。

雍正继位的历史疑案，包括我相信的合法嗣统说，不赞同的篡夺说和自立说，都缺少足以定案的历史证据，是迄今无法解决的历史之谜，因此哪一种说法都不能取得多数人的共识，更不必说定于一尊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研究它，叙述它章，无非是想把事情弄清楚，即使达不到目的，为让有兴趣的读者明了这一谜案的来龙去脉，将我的理解写出来，以便和同仁共同探讨，朝着解决谜团的方向去努力，争取有所前进。再说，康熙废储、储位之争及其余波的雍正初年政争，是康熙后期、雍正前期的重大事件，即使继位谜团解不开，也要从继位斗争去考察，也必须对它进行研究。话说回来，解谜是奢望的，只有让未来的研究回答了。因此我恳请尊敬的读者，用审视的眼光看待这个小册子，祈请批评指正。

写作争论纷呈的历史疑案，应有端正的、严肃的态度，忌讳先入为主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人物，忌带感情色彩，如若首先对某个角色有了好感，感情偏向于他，就寻觅、使用对他有利的材料和说法，而对于他不利的事情，就弃置一旁。似此做法，为我所鄙视，自然为我所不取，并时在惕励焉。我在研讨雍正继位问题之先，并无倾向性，只是阅览了大量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之后，采取了合法继位说。我的史学研究，是在实证史学观念影响下进行的，因之对所有的史料，不论对我的论点有利与否，均须作出说明，更不是有利者就取用，如康熙喜爱乾隆而传位雍正的材料，我虽然也作出分析，但不同意这种说法。对雍正窜改史料的行为，历来持批判态度，并不因为说他合法继位、是杰出帝王而不去揭露抨击他的过失。我想尽量避免感情色彩，但是能否完全做到，就不敢自信了。

我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交往有年，虽然有的老朋友退休了，或调离了，然友情常在，特别是总编陈益民、责编韩玉霞，是我多年的学友，今承他们热情将拙作重梓面世，越发感到友情对人生的重要。

冯尔康

2007年2月21日

于南开大学顾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