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并重，倡导化繁为简，使用简体中文。创办中国第一份教育刊物《教育杂志》，手编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他就是一代出版人陆费逵！

《陆费逵自述》是陆费逵先生的自述文集。是书正文凡三编：生平自述；游记心语；教育主张。附录一编，收怀念文章两篇。书前有陆费执、舒新城二先生所撰写之先生小传作为代序。

《陆费逵自述》是陆费逵先生的自述文集。是书正文凡三编：生平自述；游记心语；教育主张。附录一编，收怀念文章两篇。书前有陆费执、舒新城二先生所撰写之先生小传作为代序。

陆费逵，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母亲出身世家，是李鸿章的侄女。

陆费逵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中华书局哺育和影响了百年国人，大家一提到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中华书局。但知道陆费逵先生的却不是很多。

今年是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也是先生辞世七十周年，推出先生自述文集《陆费逵自述》，以略表出版界晚辈同仁对先生之追慕与敬仰。

本书以《教育文存》本（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不详）为底本，校以《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年第一版）、《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二○○二年第一版）等。

陆费伯鸿先生生平略述(代序)

第一编 生平自述

 我之童子时代

 内庭趋侍记

 我的青年时代

一 我的求学

二 我的职业

三 我的生活

四 婚姻问题

五 我的政治思想

 我青年时代的自修

 我为什么献身书业

 我国书业之大概

 书业商之修养

 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

一 绪言

二 萌芽时期

三 苞胎时期

四 杂谈

五 结论

 《大中华》宣言书

 《教育文存》自序

 《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

 《中华大字典》叙

 《辞海》编印缘起

 校印《四部备要》缘起

 增辑《四部备要》缘起

 辑校《四部备要》各书大意(一至五集)

 《四部备要》说明书

一 何谓四部

二 本书刊行的缘起

附：重印《四部备要》缘起

 《四部备要》改印洋装缘起

 《古今图书集成》影印缘起

第二编 游记心语

 京津两月记

 港粤一瞥

第三编 教育主张

 论设字母学堂

 《世界教育状况》序

 我国书业之大概

 教育上一个大问题

 《中华书局月报》发刊辞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学然后知不足，做然后知不能

 《人生哲学》序

 国民教育之两大问题

一 小学校之性质及科目

二 平民教育与成童补习教育

 《青年修养杂谈》自序

 新学制之批评

 女子教育问题

 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

 敬告中等学生

一 中等学生之幸福及责任

二 人格之修养

三 常识之涵养

 实业家之修养

 教育主义

一 吾辈教育家之罪过

二 教育主义

三 教育主义如何实行乎

 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

 整理汉字的意见

 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

国音和京音

理想的国语——国音京调和普通合论理的语法

国语教育的目的

研究国音国语的方法

 缩短在学年限

 减少授课时间

 男女共学问题

 敬告民国教育总长

 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

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

 著作家之宗旨

 论国定教科书

 暑假中教育家之修养

 论中央教育会

第四编 附编

 我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业的开拓者

编后记

《时代精神》主编周宪文先生，来函嘱写自述寄刊，不论长短，以为青年努力上进的示范。我何人斯，焉敢自诩努力？不过在青年时代之刻苦自修，有可供青年借镜。兹略述梗概，聊以塞责。

我儿童时代读书七年，其中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九岁时因上年先母大病，从邻居刘先生读），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先母教育颇有暗合教育原理者，如阅《纲鉴》、习珠算、讲故事（每晨五时起身，冬季则拥被坐床上，母亲为讲历史上、小说上之有益故事）。先父长于文学、书法及治印，因曾随侍先祖于河南汤阴，对于岳武穆尤有深刻印象，岳武穆词两首曾教我诵读，至今能背诵；课余命记典故、检类书、习尺牍，故我十三岁时文理粗通，能勉强阅书报，其年是光绪戊戌，受变法影响，略阅《时务报》及新书。我要求先母不再照旧式读书，先母知我能自修，遂商于先父，从来年正月起（表面十四岁，实在十二岁半）任我自修。我自订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二小时，史地各一小时，并作笔记、阅日报（先阅《字林》、《沪报》或《申报》，后阅《中外日报》）。我阅报无论论说、新闻、广告都一字不放过，有不解者即查字典及类书，查不着则记人小册子，请问父母及亲友。记得为上海商情中之“衣牌”二字，询问许多人皆不懂，后到上海又数年，方得钱业老辈满意之答覆。盖上海钱业只有规元兑制钱或铜元之市价，其洋钱（银元）兑制钱或铜元之市价照衣庄挂牌，故称衣牌。此虽小事，但可矫正读书不求甚解之病（陶靖节当时所谓读书不求甚解，是为中年以后人读书消遣而言，非令少壮人不求甚解也），我之常识养成亦由于此。

十五岁春至十七岁夏，单日在家自修，双日往阅书报社，晨九时去，略携干粮，至五时方出。初时阅者每日有十余人至二十余人，数月之后，常到者只我一人，管理员亦由二人减为一人，与我甚相得。于是管理员将书橱锁匙交我，五间房屋之书好像是我自己的了。此两年半中，不独遍读新报新书，而古书亦阅读甚多，于常识之养成裨益甚大。

十六岁秋问，见报上广告有《笔算便览》，向先母索银一元去买，适《便览》售罄。书肆取出《算学笔谈》、《笔算数学》、《数学启蒙》三书给我阅看，《笔算数学》用阿拉伯数字，当时以为是洋文，不敢买，《数学启蒙》又太简，惟《算学笔谈》异常明白。我本有珠算根基，对《笔谈》之前数页（加法、减法）一看就懂，而售价适为一元，于是便买回家中。且恐学不成为先父责笑。于是每晨六七时先父未起床之前自习二小时。凡四十日，将整数四则小数分数开方习完，进读《代数术》。但此书编制程序不善，我对于算术之命题中分数、开方又不熟（因《笔谈》习题极少），困难异常。其时已知《笔算数学》仅用阿拉伯数字十个，并非洋文，即买来将全部二三千习题逐个演算。及学日文后，再读日文之算术代数等。

我习日文是在十七岁秋季，同学已习两月，教师吕星如先生开首对我说：“听说你很聪明，肯用功，我想多教一点，希望两星期赶上他们，以便同班上课。”第一日教字母拼音全部及会话四句。我这夜差不多没有睡，字母多读多写尚不觉难，拼音有若干读不顺，会话更觉难以上口，读了一两百遍方能成诵。但此四句会话至今能脱口而出，一字不讹。次日诵读给吕先生听，先生喜道：“我的硬教育成功了。”我读日文前后不到一年，吕先生特别多教我，所以不但能看书，且能勉强说话。

此后我一面办事，一面自修。夜间或习日文，或习英文，或编书或作论文（详后）。早问五时许起床，用洋油炉烧开水，即在此时稍稍体操、冷水擦身、喝开水（冬季吃罐头、牛奶）。约六时开始读书，每日必读二小时，八九年未间断。所读科目最多者为教育，次经济，次地理，次政治，次哲学，得力于日文书籍不少。但东涂西抹不能专精，仅粗知皮毛扩充常识而已。P21－23

先生姓陆费，名逵，原籍浙江桐乡。因其尊人芷沧公宦游陕西，故先生于民国前二十六年生于陕西汉中。七岁时，芷沧公听政江西，移家南昌，先生随往。先生幼时，只受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十二岁即独立自修。十七岁创办正蒙学堂于南昌。十九岁随其师吕星如先生赴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二十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粤汉铁路借款问题著论忤当局，《楚报》发刊仅三月即被迫停刊，先生则被迫去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约一年，二十一岁入文明书局任编辑两年，二十三岁入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长，兼编《教育杂志》及《师范讲义》。于二十七岁即民国元年与友人陈协恭、戴克敦等创办中华书局，任总经理凡三十年。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设国民参政会议，两度聘为参政会参政员。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综其一生，服务社会四十年，而服务于出版界者达三十八年，其毕生精力可称尽瘁于文化事业。其治事治学、处己待人之方固多足资矜式，其对于社会各方面之贡献，尤非一般人所能及。兹分别简述于后。

一少年苦学

先生家学渊源。太高祖宗伯公（墀）以翰林院编修任《四库全书》总校官，父亲长于文学、书法及铁笔。母亲吴太夫人善教育，在汉中时，其父亲忙于职务，先生于五岁时即由其母亲教读，九岁母病，延师教一年，以后仍由其母教导。父亲则只于其十二岁教一年。先生十三岁即读《四书》、《五经》，且能撰文。戊戌变政以后，即由其母亲令其阅读《时务报》及新书，听其自修。先生乃自定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两小时，史、地各一小时，并作笔记，阅日报。而阅报，对于论说、新闻、广告都一字不放过，有不解者，即查字典及类书，查不着则记于小册，请教父母或亲友。

十五岁后之两年半间，再定课程。单日在家自修旧籍，双日则往阅书报社阅读新书。规定每日九时去社，下午五时方出，午餐则自备干粮。新旧并览，学问大进。当十六岁秋间，见报上广告有《笔算便览》，私向母亲索一元，购得《算学笔谈》一部，但恐学不成而父亲责笑，乃于每晨五时起床，私自学习，于四十日中将四则、小数、分数、开方习完。并购《算学难题》一部，全部演习。十七岁从吕星如先生学日文，不数月即能看日文书籍。以后在南昌任教员，在汉口开书店、当主笔，在上海昌明书店、文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都是一面办事，一面自修。夜间或习日文，或习英文，或编书，或作论文。早晨五时即起床，用洋油炉自烧开水，即于其时习体操、冷水擦身，六时起读书二小时，直至民元创办中华书局时均未间断。所读科目最多者为教育，次经济，次地理，次政治哲学，故未受正式学校教育而能作主笔，且任《教育杂志》首任编辑，于教育及文化多所贡献，完全得力于少年时代的刻苦自修。

二性行一般

先生赋性刚爽，形貌魁梧。头特大，声特洪。其帽须特制，故与友好通讯，每自称“大头”。中华书局同人亦均知“大头先生”即先生。记忆力特强，所遇之人，所处之事，每每数十年不忘。平常书信不录稿，但若干年后道及，犹能记其梗概。与人谈话常娓娓数小时，演说则听众千人不假传音机而能字字听清。少年习于写作，服务文明书局及主编《教育杂志》时，固以写作为业。任中华书局总经理以后，虽事务繁纷，仍时写论文。民国二十年后因病不能常写，但对于重要公文或书牍，均亲自执笔。任中华书局总经理三十年，从未专用秘书。友朋询其故，则谓：有事时须先向秘书说明事由，再嘱其如何措辞，稿成后仍须核阅，不当意者还得修改，有如许时间则自己早已写好，何必“劳民伤财”。

先生治学治事、处己待人之特征，可以勤俭爽直、和易进取八字包括之。治学之勤已如上述；治事则初创中华书局时，凡属编辑、印刷、发行、总务各方面之事务，几于事必躬亲。以后公司发展，不能兼顾一切，但重大事务仍亲自处理。个人生活固极俭朴，在昌明书店任经理时，犹亲自洗濯衣服，数十年来从未雇厨夫。对于同人常以勤朴相勉，同事婚丧喜庆，除平日有私交者外，不许送礼，更禁发帖。复规定同人之结婚者可假厂中饭厅为礼堂，只许备茶点款待宾客。先生赋性爽直，事无大小，每一言而决不作态，不迟疑。对于友朋往往一言订交，终身如故。此类事例，凡与先生共事或相交稍久者无不知之。但对人极和易，中华书局初创时，常与同事共起居，共操作，绝无阶级观念。三十年来，对公司同人，不论公私信件，致人均称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对学生），自称弟或兄。同人致彼亦只称伯鸿先生，而不称总经理。故有人向中华书局询伯鸿先生无人不知，如询陆费总经理则反有人答不出。先生因好学博识，周知人情与世事，故时时存自强不息之心，对个人固时时进修，对公司，于民国二年一度赴日考察，归而建发行所及印刷所；十九年再度赴日，归而建上海澳门路新厂及香港分厂。于各分局，则均曾亲加考察，指导一切，且常开分局营业会议，共谋改进。

以上为其性情行为之大概。

三对于文化之贡献

先生以五十六岁之中寿，而服务于出版界达三十七八年，努力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近代事业家中实所少见。先生从事书业之动机有二：一为当十九岁时因购书不易，以为从事书业可一面自立，一面有书可读；二则以为书业关系国家文化前途至大，且预测将来必大发展，故立下决心，终身从事书业。民国前七年先生在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时，书业商会正在发起筹备，先生被推为章程起稿员，正式成立后任评议兼书记，且兼职业补习夜校与《图书月报》主任。民国后，书业商会改为书业同业公会，继续任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主席等职以至于今。先生自视书业为终身职业，故对于书业之希望最大。曾在《书业商会二十周纪念册·序》中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辛亥革命爆发，先生预料满清必覆，民国即将成立，君主时代之教科书必不适用于民主国家，乃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首先发行中华教科书。我国教科书因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同时，以中国字典多陈旧不适用，与欧阳仲涛、范静生先生等发奋编《中华大字典》，费四年数十人之力始完成，字数四万余，较《康熙字典》之字数尤多。数年前，《全国图书馆协会月报》犹评为“现在唯一之字书”。《大字典》完成之后，即继续编辑《辞海》。经百余人前后二十年之时间，而于民国二十六年完成之。先生于《序》中谓，将再以一二十之岁月，经营一百万条之大辞书，其志愿之宏，可以概见。先生太高祖宗伯公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前后二十年，且于嘉兴城外角里街建枝荫阁藏《四库》副本。枝荫阁虽于洪杨之乱毁于火，但其家本载之甚详。民国九年起之十四年间，命中华书局陆续辑印《四部备要》一万一千三百。五卷，分订二千五百册，悉出自先生之主持。又以儿时知有《古今图书集成》，壮而编书撰文常利用之，时思寻求雍正铜活字本影印之，卒于民国二十三年得陈炳谦先生转让南海康有为氏藏本，而将原书五千册缩印为八百册，廉价发售。此外，三十年间中华书局出版新旧书籍近二万种，皆先生主持之力。其一生事业固全在书业，对于书业各部门之知识，如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均能窥其堂奥，在书业界可称全能。而其对于文化之贡献，亦非一般入所能跛及。

四对于教育之贡献

先生素性好学深思，于学无所不窥，而于教育研究尤精深。当其主编《教育杂志》时，每期均有论文，而于学制方面之主张尤多。清末学制为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三年或四年，就学年限共为二十至二十一年，授课时间则初小三十时，高小以上三十六时。先生根据国民体力及社会经济情形，力主缩短在学年限及减少授课时间，于前者主张初、高小各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共计十五年至十六年；于后者则主张初小二十四小时至二十七小时，高小以上不得过三十小时。

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任教育部长，以国体既经变更，旧法令不适用，新规制又迫于时间未能颁布，乃去沪商之先生及蒋维乔先生。先生本其夙见，与蒋拟订《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一月十九日公布。其中最主要者为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加课珠算，注重手工，中学、师范改为四年，中学文实不分科及废止奖励出身等。同时公布《普通教育课程标准》，亦以先生之意见为根据。先生复同时发表《民国普通学制议》、《新学制之要求》、《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敬告民国教育总长》诸文，以提醒社会。史家对于《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两令，称为民国教育史之绝续汤，均出自先生平日研究之所得也。

先生对于教育之各方面，如教育宗旨、教科书、教育制度、国音国语、男女同学等，均有精确主张，发为论文，而于女子教育尤有特见。先生既不赞成旧日之闺秀教育，也不主张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而从女子体力以及人类互助、社会分工各方面主张“女子教育”，于民国二十年女子组织北伐队、教育界鼓吹女子为军人时，发表《女子教育问题》一文，力辟其非，而谓女子第一当养成贞淑之德、和易之风，并授以家政之智能，以期可为人妻；第二养成慈爱之性、高洁之情，并授以育儿教子之技能，期可以为人母；第三当设女子师范、女子裁缝、刺绣、蚕业、图画、音乐等学校，期可以习一业以生活。民国九年男女同等教育之说盛倡，先生复为《女子教育的急务》一文，谓女子教育的目的有四：第一，健全女子的人格；第二，养成贤母良妻；第三，在男子能养家的时代，从事无害生理、无妨家庭的职业；第四，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候代男子作国家社会一切的事。

以上是先生对于教育贡献之荦荦大者。

五对于国事之先见

先生常识丰富，对于国家大业尤为注意。武昌时尝秘密参与革命，任《楚报》主笔有敢言之名，且以言论忤当道，而报馆被封，个人出走。十九岁后虽专心书业，但对国事仍不放松。先生于地理、历史素所专精，“九·一八”后，世界风云日急，乃从地理历史之各方面预断世界必有大战，中日之战尤在目前。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草《备战》一文，发表于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之《新中华》创刊号，大声疾呼，警觉国人。先生以为战事发生之后必为长期的，我国无海军，不能与敌人立决雌雄，惟有长期抵抗，以期国防形势之于我有利，因而主张积极准备。准备分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军事方面，要运用机械化部队，首须准备汽油，谓赶快至少以五千万元购汽油，存储于稳固地方，以备战时应用；第二是军粮，除囤积米面之外，并应多备炒米炒面作干粮；第三是军衣，谓大规模最后决胜的大战必定在东三省，要免士兵冰天雪地之冻毙，不得不制御寒衣服，假定一百万人，每人一件皮袄、一条棉裤和内衫裤袜鞋至少须三十元，即须三千万元。在民食方面，则谓粮食固当注意，而长芦、两淮的产盐区，战事发生必为敌人占领，人民将有淡食之虞。故主张在二、三年中督促盐场加多制造溢额之盐，运存安全地点，以备万一。对交通方面，则谓公路虽日有建筑，但战事发生，一部分当被破坏，而汽油进口不易，且须供给军队之用，不能供给民运。故主张提倡马车、牛车、骡车、驴车，由省建设厅制造车辆，租与民间行驶。公路并许民间自行制造使用，予以种种便利。在平时可辅汽车之不足，也可减少汽油的漏卮，战时更可得许多用处。先生此文发表于八年之前，不独对于战事发生预为见及，所提议准备各事亦均简要切实，现在政府之提倡驿运及储备汽油等等，多与其意见相合。由此可见先生对于国事之远大眼光。

以上所述不过先生生平、事业、性行之荦荦大者，其他以限于时间不能详述。但先生立身勤俭、处事爽直、待人和易、执业进取之美德与其对于文化教育及国事之贡献，固彰彰在人耳目，足资矜式。同人与先生相交有年，兹就平日观摩所及，为略述其生平如上。

一九四一年八月于香港

本书是陆费逵先生的自述文集。是书正文凡三编：生平自述；游记心语；教育主张。附录一编，收怀念文章两篇。书前有陆费执、舒新城二先生所撰写之先生小传作为代序。

陆费逵，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母亲出身世家，是李鸿章的侄女。

陆费逵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中华书局哺育和影响了百年国人，大家一提到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中华书局。但知道陆费逵先生的却不是很多。

今年是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也是先生辞世七十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至此之际，我社推出先生自述文集，以略表出版界晚辈同仁对先生之追慕与敬仰。

本书以《教育文存》本（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不详）为底本，校以《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年第一版）、《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二○○二年第一版）等，谨此致谢。集中《我之童子时代》、《内庭趋侍记》等文章，皆为首次点校出版。

编者

二○一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