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所著的《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北宋)》选入了从三国时期晋灭吴统一全国到北宋和辽国的幽州之战共13个经典战例，从军事思想特别是战略战术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有如疱丁解牛，不仅提纲挈领、鞭辟入里，而且文笔简练、深入浅出，既适合军事科研工作者作为参考，也适于用作大中学校和青年们的普及读物。相信广大读者定会从中获取许多军事科学知识上的教益和智慧上的启迪。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所著的《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北宋)》是《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的第二卷，选入了从三国时期晋灭吴统一全国到北宋和辽国的幽州之战共13个经典战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所以选人的战例也主要是统一与反统一的战争。《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北宋)》中不仅介绍了多位少数民族将领的优秀指挥艺术，还总结了他们的失败教训，这些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晋灭吴的战争

秦晋淝水之战

东晋灭南燕、后秦的战争

北魏与刘宋的战争

隋王朝的统一战争

瓦岗农民起义战争

李渊夺取关陇和中原的战争

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

唐宪宗削平藩镇割据的战争

黄巢农民起义战争

后唐灭后梁的战争

北宋的统一战争

宋辽幽州之战

晋灭吴的战争

一、战前形势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从此打破了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对峙局面，全国开始复归统一。魏灭蜀后，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

晋当时已控制着全国大部州府，仅剩荆、扬、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尚为吴国所占据。晋幅员广阔，其控制的人口可稽者达五百三十余万，是吴国的二倍多①。司马氏灭蜀后虽有灭吴的打算，但因兵疲民劳，水师不足，代魏后内部尚须稳定，所以没有立即行动。为了加强实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向益州士民发布诏令，“复除租赋之半五年”①，以安定原蜀国民心；恢复五等爵制度②，大封骑督以上六百余人，奖励有功将士；命羊祜、杜预、贾充等名儒重臣十四人，修订律令，删减了汉、魏苛刑繁法，以利于安定社会；废除出征将领必须家属留京师为质等法令，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司马炎还注意收罗人才，不管是蜀国的归降之将，还是吴国的投附之臣，都加以任用，并令各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③，量才录用。又置谏官，听取臣下的建议，以稳定内部。此外晋还遣使与吴连和，麻痹吴国。

经济上：罢屯田官后，逐步地废弃了屯田制度，使官属的屯田户变成为自耕农户，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为恢复和发展北方生产，招募蜀人迁居北方，迁居者供给两年口粮，免除二十年的徭役；为了增加人口，于泰始九年(273年)下令规定民女十七岁，父母未让出嫁者，由长吏代择配偶。成宁三年(277年)，颍川(郡治在今河南许昌东)、襄城(郡治在今河南襄城)一带，久雨成灾。司马炎采纳杜预的建议，整修兖、豫二州水利工程。司马炎还下令禁止游食商贩，奖励督劝开荒有功的官吏等。这些措施促进了晋所辖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军事上：魏、晋一直维持着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魏灭蜀时，动用的军队达十八万人，加上守备郡县、防备吴国的二十余万军队及收编蜀降军等，计兵力约有五十万人；此外还大封同姓，使之各拥兵力，屏卫朝廷④。这是一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军队，其将领如羊祜、杜预、王溶等都是懂谋略、善治军的统军人才。但魏、晋军队历来的弱点是缺乏水师，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虽“武骑千群，无所用之”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便南下灭吴，司马炎接受羊祜的建议，令王溶在益州(州治在今四川成都)造战船，治水军约数万人，从而使晋的军队克服了原来的弱点，实力大增。

司马昭、司马炎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增强了晋的实力，为灭吴准备了条件。

吴国地跨大江南北，战乱较少，经济和军事均有一定实力。军事上，有兵二十三万人②，尤以水军为强，有舟船五千余艘。但孙权死后，其年仅十二岁的少子孙亮继位，从此宗室大臣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孙琳废掉孙亮，立孙休为帝，孙休又诛杀孙琳。统治集团纷争不已，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魏成熙元年(吴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孙休病死，宗室、大臣眼见晋强吴弱、晋军将南下灭吴，主张立年长者为君主，以利支撑危局，于是立孙权之孙孙皓为帝。可是孙皓十分暴虐，致吴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大臣人人自危，有的“以退为幸”③，有的缄口不言，有的则举兵反叛，投奔晋朝。晋泰始六年(吴建衡二年，270年)十一月，夏口(今湖北武汉市)督宗族孙秀率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晋泰始七年(吴凤凰元年，272年)九月，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东)督步阐据城降晋，虽被名将陆抗率兵平灭，却也削弱了吴国的江防力量。统治集团与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人民反抗此起彼伏。泰始元年(吴宝鼎元年，266年)十月，永安(今浙江德清县的武康)人施但聚众数千人起义，直打到建业(今江苏南京)附近。晋成宁五年(吴天纪三年，279年)夏，广州以郭马为首的将士暴动，杀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都督虞授、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市)太守刘略，驱逐广州刺史徐旗，孙皓先后调兵一万七千余人进行镇压。

早在魏灭蜀时，吴国大臣张悌就指出晋人得志，“我之忧也”①。此后，西陵督步阐建议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②，以加强对长江中游战略要地的控制；镇西大将军陆凯也指出：“北方(魏)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时耳”③；泰始三年(267年)六月，中书丞华覈上疏说：“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太半之众，欲与国家为相吞之计(吞吴)。”④这些对形势的分析和建议，大多未被吴君主及左右重臣所接受，故在晋灭吴前，吴国始终处于内争不已的混乱局面，对晋从未提出一个全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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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底，我从兰州军区部队调入军事科学院工作。初涉军事科研领域，真是白纸一张。什么是军事科学？军事科学研究什么？怎样进行军事科学研究？从何处下手？对于我来讲，充满着新奇与问号。随着我们的到来，一批批老研究员离开了自己的战斗岗位。除了同其他同志一道欢送他们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帮他们搬办公室，整理办公物品。当我有幸收拢老研究员留下的书刊资料时，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有一种丰收的感觉。为了尽快弥补自己的知识系统缺项，我开始阅读军科院发的、自己购买的和收集到的各类军事书刊，从毛泽东军事论著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一本本读下去，虽是生吞活剥，但日久也渐渐地觉出了其中三昧。然而，对繁杂浩瀚的中国古代军事史，却总感觉不得要领。一次，偶然翻检一位退休老同志留下的资料，发现了《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改版前称《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捧读之下，如获至宝，它成了我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特别是了解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终南捷径。

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对这部书的作者们也随之有了更多的了解。该书由我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第三研究室(现为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四研究室)集体编著。这些同志多是五八年建院后陆续从全军选调的文史专家，谙熟中国古代战争史、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他们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在与他们的不断交流中，自觉获得了很多教益，也更增添了我对这套书的珍重和喜爱。

在军事学术领域，理论创新一方面要与时代军事实践的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也要努力从军事史研究中去总结和提炼。这是军事科研的一般方法和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没有对春秋战争史的透彻观察，就不会有兵学经典《孙子兵法》的诞生；如果没有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深刻认识与总结，也不会形成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如果没有对西方战争史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的深入研究，就不会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如果没有对西方海战史的系统研究，也难以产生马汉的海权理论。人们从已经过去的战争历史中撷取有益的东西，以指导明天的战争，在不断发展的军事实践中把握与运用以往的经验，去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说实践是“源”的话，那么理论可叫做“流”。有过直接经验的人，像毛泽东就是杰出的代表，是源流融合，融为一体而谓之“神”，而我们这样直接经验极少的人恐怕只有先流后源，更多依仗间接经验，去努力做到流源结合。因而，在军事科研工作者看来，军事史研究不但是军事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忽略了这一阶段，军事理论的创新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为了打牢这个基础，不论是军事史研究，还是深究其中的军事思想，努力把握其中的战略战术，均可从解剖研究分析战例开始，这是我们进行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精选了从商周牧野之战到清军平定准噶尔族叛乱的战争共50个著名战例，从军事思想特别是战略战术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有如疱丁解牛，不仅提纲挈领、鞭辟入里，而且文笔简练、深入浅出，既适合军事科研工作者作为参考，也适于用作大中学校和青年们的普及读物。相信广大读者定会从中获取许多军事科学知识上的教益和智慧上的启迪。因此，当《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一书的原作者提出要修订再版该书时，作为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的部长，我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我觉得，这不仅是为表达对老一辈军事科研工作者的敬重之情，也是努力为军事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做点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