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是一座具有4000多年文化积淀的历史古城。作为一个在绍兴古城开展文博工作的领导，如何充分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如何把握全局、精心规划，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发展，高军同志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工作思路。《岁月回眸》所记录的，就是这些思考的内容、思考的过程，以及在世纪工作中的贯彻实施。其中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分析，也有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

《岁月回眸》就如何充分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如何把握全局、精心规划，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发展等问题作了充分的阐释。

文物的事，既是一种工作，但其实更是一种事业，而且是一种传之后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业。越中是一处文物汇萃的宝地，本书的作者，曾任绍兴市文物局长的高军先生，全心全意把事业放在文物工作中。《岁月回眸》所记录的，就是在世纪工作中的贯彻实施。其中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分析，也有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显其身手。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依于生活

向后看，更是为了向前走

回忆父亲

知行的实践与记录

文化遗产本体价值的认识与意义

由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改版所想到的

历史中间物的责任

学者本是平常人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一脉相承的“质朴”

话说车马神仙画像镜

笔精墨妙人书俱老

力农小记

象玄堂记

重建安康寺记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宋代名园——沈园兼及陆游书法浅识

澳、新之行

保护·利用·发展

送晓敏赴任

文精墨妙珠联璧合

风流艺海看今朝

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

悠悠富春水绵绵春竹情

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态度

鲁迅书法——无意于佳乃佳

书法之乡的传承人——沈伟

遗墨千古飘幽香

珍惜城市历史的厚度

心香一瓣寄遐思

八百年的沈园一段情

经典范本“王字”风

文物保护任重道远

访美见闻

访德观感

绍兴古戏台的文化建构

对绍兴博物馆事业发展及其对策的思考

精神物化与承前启后

越国青铜剑

太羹有味是诗书

“难忘一刻”

永乐·青花大盘

稽山毓秀鉴水流芳

访王金发故居

爱我绍兴

做足兰亭文章

水乡桥都绍兴城

谒王充墓

话说应天塔

绍兴吼山·东堡窑址调查

附录

东厢房里的守望者

积雪凝寒香溢奇特

古城“珍宝”的守望者

后记

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绍兴市人民政府准备举办“陈桥驿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近日，市政府有关方面向我约稿，我不假思索地将任务接受了下来。

我与陈先生既非师生之谊，亦谈不上莫逆之交。但十多年来的交往，陈先生为人处事的点点滴滴，在我的心里都变成了美好的印记。作为一个晚辈同乡在一个大学者那里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并总是在最不经意间念想着他，心里常常感到快慰。此生得以与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长辈乡贤交往，并且时间长达十多年，虽说是一种缘分，却并非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一种福份。但当真的要我将其问的故事和感触用文字记录下来时，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绍兴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城市的声望由一代又一代的乡贤承传着、叠积着。陈先生作为当代乡贤，其学术成就在绍兴、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仅“海进海退理论”就足以成为近百年绍兴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我个人以为，继鲁迅之后，绍兴在中国学术史上给家乡争足面子的人，非陈桥驿先生莫属。作为一个大学者，陈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无力研究，但作为一个德隆名重的乡贤，陈先生在我心中的高度却是由几件小事构筑起来的。

第一件小事是，1999年6月，绍兴市组建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文物局合署办公。之后不久，为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公司、文物局领导班子研究后决定，想让国内研究越文化的权威专家来绍兴作专题讲座。领导班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陈桥驿先生。但说实在，当时心里不免担心：陈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否会为了一个小单位的讲座专程来绍兴？于是，我把这个想法求助于浙江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在鲍局长的帮助下赴杭州邀请陈先生，当我惶恐不安地敲开杭大宿舍陈先生的住所大门见到陈先生后，我才知道原先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陈先生不仅平易近人，对家乡来的晚辈更是温情有加，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十多年过去了，当时陈先生引经据典、深人浅出、风趣幽默的讲座内容我还记忆犹新，讲座的题目我也还记得清清楚楚，叫“漫谈越国文化”。

第二件小事是，2003—2005年，绍兴市文物局组织编写《绍兴文物志》，记得2005年7月，书稿基本就绪，编写组同仁商量需有一篇镇得住的序言，我想到的当然又是陈桥驿先生。当时正是所谓的“七月流火”，那年的夏天又特别热，把这样一个要求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提出来，我的心里忐忑不安，缺乏勇气，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向陈先生开了口。一周后，我又惊又喜地接到了陈先生的电话，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陈先生在电话里告知我，“序言”已完成。这怎么可能？原本想两个月后天气凉下来，动笔一个月后写就，没想到陈先生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所以接稿后惊喜无比，但接下来就是无尽的自责和愧疚了。

第三件小事是，2010年1月，为纪念绍兴建城2500周年，市政府责成绍兴市文物局编纂出版大型文献图集——《文明的记忆·绍兴历史图说》。这一年，陈先生已是米寿，我真的是很难再启齿让他为我们写东西了，况且时间紧，又逢天寒地冻的一月份。想到五年前的大热天，因为不懂事，让陈先生挥汗作序，心里总是过意不去。想不到5年后的寒冬里又要让陈先生作序，对一个88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似乎有点残忍，故心里不免隐隐作痛。但转念想，市政府任务来得急，建城纪念时间已定，作为绍兴历史的整体展示，除了陈先生还有谁能写这篇序言呢？所以再次专程赴杭州向陈先生汇报编书的想法，看到陈先生精神矍铄又对编书一事说了“深得我心”的话，于是我乘机再一次鼓足勇气向陈先生开了口。大概半个月时间，陈先生寄来了序言。我吓了一惊，“序言”洋洋洒洒六千字，字迹工整，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出来的，这在电脑时代里几乎是一个奇迹。想到因我之故让一个88岁的老人在寒冬腊月的日夜爬格子写序言，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最后，还有一件小事：因受咸亨酒店宋金才先生之托，勉为其难地试着给陈先生打电话，问可否给咸亨酒店即将付梓的一本画册——《百年咸亨》写一点文字。陈先生不仅爽然允诺，且又是以谨严隽秀的手稿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文章寄来。这一回，因为写的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文字，而是忆及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件琐事，所以读来不仅生趣盎然，且因字里行间都满蓄着陈先生对家乡的爱，读毕，不禁为陈先生深深的乡情所打动。事情是这样的，90年代初期，一次国际酒文化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的组织者——日本学者要求陈先生会后陪同代表们参观绍兴，同时，指名要到绍兴咸亨酒店用餐。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绍兴乡镇企业兴起，随之带来的后果是城内城外的河流污染严重。咸亨酒店前面的那条河更是混浊不清，乌黑发臭。陈先生了解家乡的情况，为了不使家乡在外国客人面前现丑，于是建议调整行程，改为赴余姚河姆渡参观，且故意在余姚河姆渡磨磨蹭蹭拖延时光至薄暮。客人们到绍兴咸亨酒店已是月上柳梢了，臭水沟因天色昏暗而得到了巧妙的掩饰。陈先生竟然不敢在阳光下带日本人观瞻他那魂牵梦萦的故乡，而选择一暗遮百丑的夜色里匆匆看一眼自己从小深爱着的家乡的小河，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掩卷闭目，想来真是妙趣横生，不禁感叹大学者原本是个平常人，有平常人的藏拙遮羞，用平常人的“绝办法”，可见陈先生的爱家乡爱得多么用心良苦呵！

我以为，所谓大师和大学者如果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作支撑，都会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大师和大学者如果仅有学问而没有高尚的内心质地作支撑，也不可能成为他人生命价值的座标；大师和大学者学问了得又品德高尚但缺了一颗平常人的赤子之心，总觉得仰之弥高而失去了现实的指导意义。我在陈桥驿先生身上既看到了学识的渊博，又看到了道德的高尚，更看到了作为平常人的生活的态度和本色。在我看来，绍兴市政府做的这件事意义非同寻常：就隆重庆贺陈先生九秩华诞本身而言，这是市政府将真正的关爱乡贤、尊崇乡贤落到了实处；就举行“陈桥驿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而言，这是市政府将中央“文化兴邦、文化强国”政策的核心精神落到了实处。让陈先生的学术和人格彰显出来，正是对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和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的尊崇和彰显！唯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才有希望；唯有如此，绍兴的文化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P52-55

高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读了他的书，确实让我这个年逾九旬的“老绍兴”溯昔抚今，百感交集。高军先生为绍兴的文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我虽然是喝绍兴水、吃绍兴饭、受绍兴教育而长大的，却毕生漂荡在外，没有对生养我、哺育我的家乡作出什么贡献。现在已经到了“行将就火”之年，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说的“悔无及也”。

作者自谦，把书名题作《岁月回眸》，当然有其寓意，而且书名理应尊重作者自己的旨意。但是对我这个得见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却认为或许还可以有一个副标题：“越中文物札记及其他”。当然，学者著书立说，书名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我无非是节外生枝，在此饶舌罢了。

文物的事，既是一种工作，但其实更是一种事业，而且是一种传之后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业。越中是一处文物汇萃的宝地，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显其身手。人生几何？我确为作者感到欣慰。

我对文物是门外汉，但因生长在这个文物之邑，不仅见过不少文物，而且在这些年头中，也目睹和耳闻越中文物破坏与复兴的过程，同时也看到不少文物工作者冒着风险而坚持这项工作。我对越中文物素所自豪，所以对年轻时习见的文物受到破坏而深感痛惜，而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则愈益尊敬。

我在绍兴熟悉的第一位文物工作者是方杰先生。方先生是江苏常熟人，但他毕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落实在越中的文物事业上。可惜他虽然鞠躬尽瘁，但很有一段时间，消磨在生不逢时之中。我们很早就已认识，而且彼此在思想言语上也很投机。在当时的政府编制上，似乎还没有文物局这个机构。他或许是量才录用，名义上主持一个都昌坊口附近的一条称为禹迹寺前街上的“文管会”里。大概是1962年吧，我为了杭州大学地理系高年级学生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田野实习的课题，反复多次地在佑圣观前一带寻觅明会稽太守戴琥的《水则碑》原碑。最终发现此碑已经被夯人一堵绍兴人称为泥墙的墙内。我掇拾附近的碎瓦片尽力括擦，终于微见碑形。于是立刻奔走相告，方先生也对此非常兴奋，随即雇工把这块立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的《水则碑》取出，并修补泥墙。即此一端，已经花了他这个机构的全部财力。但他不仅因这项收获而无比快慰，而且一再感谢我在这方面的“功劳”。大概也是这一年，经他的介绍并陪同，我在火珠巷胡宅梵先生家中读到《山阴都图地名细号亩分额南米科则》及《会稽都图地名细号亩分额南米科则》的传钞本各一册。二书内载有山阴、会稽二县地名各一千余处，对地理学中的聚落地理研究至关重要。我以后所写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都是方、胡二位为我提供了重要数据。

可能也在这些年代，我考虑如能为家乡作点贡献，则把我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绍兴地方文献完稿成书颇有必要。但其中尚有几种文献必须与金汤侯先生商量一番。我向方先生提及此事，他立刻主动地陪同我去到蕙兰桥他所熟知的金汤侯先生寓所，畅谈颇久，获益不浅。当年，方先生与我确实相当莫逆，我对他提出的要求，只要他力所能及，莫不全力以赴。可惜当时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的工作不仅都不能名正言顺地站在这个“纲”上，而且还有不少“阶级斗争”的忠实奉行者频加干扰。方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对绍兴的许多破坏文物和环境的蠢货，例如填塞城内河流，破坏桥梁等，实在深恶痛疾。但这辈人的凶滔恶毒，并有极高的后台，所以他何敢启齿。

实际上，尽管他这样谨慎从事，还是有些中毒极深之辈，在改革开放时代，仍念念不忘他在“破四旧”中的绊脚石行径。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从西安以西的“丈八沟行宫”开会回杭，即得通知参加省内文物工作者的职称评审会议(因为我是评委)。我当然首先翻阅绍兴的材料，因为按规定各地是要送上全部评审原件的。在绍兴的材料中，方杰先生的副高职称申报，竞被当地否决。我实在非常气愤，作为评委，我必须忠实责守。我就提出：我刚从豪华的陕西“丈八沟行宫”开会回来。这二十多年中，行宫别墅各地皆有，如杭州的刘庄(今国宾馆)之类。现在有不少已经开放为高级公用场所，“丈八沟”即是其例。但对于历代相传的名胜古迹，不仅任其破损，有的还作为“破四旧”的对象而加以消灭。例如绍兴兰亭，这不仅是绍兴一地的名胜古迹，而且也为全国甚至世界有识之士所共知。但二十多年来一直让它破落败坏。改革开放以后，修复兰亭当然是越中要务。此事，论责任还该属于方杰，但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仅经费短缺，人员调配也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毅然自己背起铺盖，住宿到兰亭，指挥有限的工人，从事修复工程。终于让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著名古迹，恢复得稍具规模(固然不能与当前相比)。像这样一位勤于职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自己带铺盖住宿到名胜地指挥修复的人，竟被当地排斥在副高职称之外，这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提出建议，按评审章程，当地不通过，但省评委有权通过。方杰应该得到副高职称。我所说的这一席话，获得几乎全体评委的赞同。所以方杰的副高职称，是省评委会否决了绍兴的原议而由省里通过的。这以后，我和方先生仍多次见面，我当然不会把此事的过程告诉他。

我在家乡熟悉的第二位文物工作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曾任绍兴市文物局长的高军先生。与方杰先生一样，他也是全心全意把事业放在文物工作中的。只是他的机遇远远地超过了方杰先生。方先生是在“逆境”时代承担这种工作的，到“顺境”来到不久，就因年龄而退休了。当然，这里说的“逆境”和“顺境”，是一种时代概念。在“逆境”时代，不仅是做文物工作的，其他许多文化人，也都面临了各种厄运。如我在《水经注校证》卷首“代序”中所说的：“原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读书有罪、读书人有罪的时代。”高先生的成就，其一是他与方先生完全不同的方面，因为毕竟年轻了一个档次，没有趟上方先生的“逆境”时代。其二是他与方先生相同的方面，就是他有文物工作的深厚功底，并且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博专家。而对于越中的文物工作，他有高度的事业心。他能投入绍兴的这项事业，应该说是越人之幸。文物工作，做的大都是古人的、死人的事。他在其大作中的一个题目：《向后看，更是为了向前走》，这个在当前让大家都不胜钦佩的题目及所记叙的内容，实在是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功底和抱负。但这些东西假使在“逆境”时代抛出来，那还得了！当年，我们国家的文学领导，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在她晚年恍悟以后所写的《思痛录》中就说：“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在她的书中，有《记周扬》篇，写到当年的宣传领导到晚年也恍悟了。他当面对韦君宜说：“你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周也是要写书“思痛”的，可惜当韦君宜出书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了。

为此，对于“顺境”之中的高军先生，我不仅为他本人庆幸，而且更为家乡的文物事业庆幸。我在前面所说的“越人之幸”，绝非言不由衷。我完全赞同妙华居士在此书附录《积雪凝寒香溢奇特》中所说的“高军乃是绍兴古城文物保护与恢复的守望者”，这实在也是我想说的话。妙华居士当然是一位文物高手，而我则是一个文物的门外汉。但在这个观点上，我尽管不想抬高自己，而事实上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当年，我的研究生们把《绍兴文物志》和《文明的记忆——绍兴历史图说》称为绍兴的“双绝”。这些早期的研究生们，有的是河南、山东人，有的现在已经定居国外，但他(她)们一直把绍兴看成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双绝”对他(她)们的印象已经极深。但现在，绍兴的文物事业，已经从“双绝”到“八佾舞大夏了”。《绍兴文化遗产丛书》的八大类，一卷又一卷地出来，只能用一句话可以表达：“叹为观止”！这些都是“会稽天下本无俦”的最过得硬的物证。

高军先生是把已定好《岁月回眸》书名的这本书稿当面交给我的。书名对他自己确实寓意很深，而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书名应该尊重作者旨意的话了。但尽管他在此书封面上没有“文物”的影迹，但只要随手一翻，就会看到他露出的“马脚”来的。且不论前面我在一个文题《向后看，更是为了向前走》上说过他的“功底与抱负”的话，再翻几页，又可看到《永乐·青花大盘》一篇，无非是一只青花瓷盘，却能写出这样一篇内容精细、考证翔实的文章。最后下了结论：“有别于宣德瓷器的特点，故确定其为明代永乐年问的产品谅无疑问。”

这一篇，不禁让我回忆起，当“顺境”刚刚来到之时，由于二十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一旦开放，大量外国学者蜂拥而来，其中就有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有名的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他曾在埃及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陶瓷碎片中，亲手触摸，选出了中国陶瓷一万二千片，从而撰写了《陶瓷之路一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名著。由于“开放”刚刚开始，人境的手续还很复杂，审查也很严格，而且入境的第一站必须是北京。因知道这七八人的代表团都是学者，多数都能说英语，省里又到杭州大学找我接待，见面之下，三上先生立刻发现我夫人的日语也说得很流利，于是随即取出他的这本名著，签上名送给我夫人。当时，此书已经出到第十一版，各国多有译本。但中国和日本虽然一衣带水，却还是第一次看到。尽管他没有提出此书能有中译本的话，但实际上是深抱这种希望的。正值当时我的一位朋友，陈布雷先生的小儿子陈砾先生担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长，知道我正在从事外文书的翻译工作，所以常常求我有译著让他们出版。这次获悉三上先生的这本名著，立刻专程赶到杭州，请她从速译出来由天津出版。三上先生则从天津方面了解到此事，立刻寄来了《中译本序》和不少增补的照片。《中译本序》文字不长，但最重要的一句是“希望中国诸君的指教”。

1985年，我应聘在日本国立大阪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三上先生知道我们夫妇都在大阪，为了答谢我夫人的翻译，请大阪大学中我们的熟友斯波义信教授陪同，到东京去参观他所经营的“出光美术馆”，并宴请我们。他在日本是一位资力雄厚的学者，“出光美术馆”是一座气派非凡的四层大楼，每层都陈列着各利-陶瓷器，而中国陶瓷独占了一层。在整整一天的聚会中，他主要是要求我们对他的这本著作和馆中收藏的中国陶瓷器提出意见。他是很谦虚诚恳的，可惜我们夫妇都是“陶瓷盲”，除了说“佩服”和“好”以外，实在无词可对。现在读了高先生的《永乐·青花大盘》一篇，才知道陶瓷之中有这许多学问。可惜三上先生已经走了多年了，当年他如能读到《岁月回眸》中的这篇大作，必然会邀请高先生到东京去的。

我在前面曾经提出我个人随意虑及的意见，说到此书，最好附带着一个《越中文物札记及其他》的副标题。“越中文物札记”不必解释了，对于“及其他”一语，这是因为全书中确有好几篇与文物无关的文章，但却是发人深省的。为了节约文字，我只举两个例子。第一篇是《回忆父亲》。因为此文让我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我在省立绍兴中学念初秋二的这年，由于杭州沦陷，绍兴已成前线，不少教师远走高飞了。绍中校长沈金相先生是一位上任不久就让此校在全省会考(当时的制度是毕业班要进行省教育厅的统一考试，称为“会考”)中获得第一名的著名校长。我们夫妇在香港还与当年的绍兴会考状元胡鸿烈大律师合影留念过。但他面对这样的局面，也感到束手无策。我们初秋二就安排不出国文教师，结果是请了一位陈建功先生的堂房侄子陈介先生前来代课，他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但由于沈校长聘请教师非常严格，陈先生虽然年近不惑，但还以代课教师名义来校。绍中的多数课程是用教科书的，他按课本一篇篇地讲授，同学也比较满意。这一天，他进课堂，翻开课本，先说一句：今天讲朱自清的《背影》，随即掩面而泣。同学们都感到十分吃惊，从来没有看到一位教师在课堂上掩面哭泣的事。接着边泣边说，他在别校讲课，都是避开这一篇的。但省立绍中是名牌学校，尽管这一篇对他有切肤之痛，但他还得照讲不误。当时幸亏有一位较年长的同学站起来说，我们在一年级时，国文教师也并不是逐篇讲授的，反正我们都看得懂，陈先生就不必讲这一篇了。

《背影》确是当时的名篇，也是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所以我们虽然不了解他边泣边说的“切肤之痛”是什么，但必然是回忆父亲的事。在中国文学界，回忆慈母的文章确实不少，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之类，大家都很熟悉，但回忆父亲的文章确实很少。《背影》能成为一代名篇，或许也有此因素在内。所以我很欣赏作者在其文集中收入这一篇。特别是其中提及的“父爱是山”。当年陈介先生假使能看到这一篇，领受“父爱是山”的深意，不知能否缓解他的“切肤之痛”，现在当然无法追忆。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作者能写这一篇，实在是意义深远的。

另外一篇是《爱我绍兴》。这或许是因为我也是绍兴人的缘故，但我认为此文对一切热爱家乡的人都有重要意义。记得1982年，我应邀到南美巴西讲学。晚上十点以后了，由于圣保罗大学的一位教授热诚邀请，在该市一座高级酒店的屋顶花园边吃边谈。巴西的国语是葡萄牙语，但英语也很流行。我不谙葡语，所以双方用英语交谈。我告诉这位教授，中国的面积比巴西要大，而我的家乡是全国富庶中心的一个历史名城绍兴。却想不到我的话音刚落，邻座几位用葡语热烈交谈的先生们中，有一位突然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且热泪盈眶地用英语说：“今天终于见到同乡人了，真是上帝的恩赐！”一边立刻要服务员添上茶点。他告诉我，他也应算绍兴人，是他祖父做“油纸扇”(这三字他用中文发音，其实就是褶扇)生意从绍兴到葡萄牙的，他父亲才从葡萄牙移民来到巴西。他们在巴西很发达，但毕生引为莫大遗感的是，父子二人都没有去过中国绍兴。他非常诚恳地要我与这位教授当晚住到他们圣保罗郊区的庄园中去，让他父母也能与同乡人谈谈(估计母亲是葡萄牙人)。这一点我只好婉谢，因为次日一早我要坐飞机到首都巴西利亚大学讲学。时间已过十一时，我们要走，他送我下电梯到酒店大门口，热烈地拥抱我，并向我发誓：毕生一定要到绍兴去一次。

圣保罗是城市人口仅次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大城市(墨西哥城当时是三千万人，圣保罗当时是一千五百万人)，在那里当然会有中国人，但恰恰这偶然相逢，是从我们的英语交谈中获悉而邂逅的绍兴人，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三十年后忆及那晚上这位同乡人惊喜若狂的样子，所以对于此书中的《爱我绍兴》一文，我不胜感慨。那晚上的这位绍兴人，他虽然满腔爱乡热情，但不过是从他祖父和父亲口传的一些，其实并不了解绍兴。所以我感到高先生在此文中有两句话，普天之下的绍兴人都值得牢记，一句是“认识绍兴，了解绍兴”；另一句是“爱我绍兴，振兴绍兴”。现在，省里不是正在提倡“浙商回浙创业”的号召吗？那天晚上热诚邀请我去他庄园的绍兴人，曾约略告诉我他们庄园的豪华概况，说明他们在巴西的事业确实是很发达的。这样的绍兴人，普天之下实在不少。他们大多都是“爱我绍兴”的，就不能号召他们，邀请他们参加“振兴绍兴”的事业吗？

为高军先生的《岁月回眸》作序。除了对此书的赞赏以外，有没有意见呢？答复是肯定的：有！什么意见呢，即是由于此书中有提及关于我的事。我的意见是，对于我，高先生的文章实在是“溢美”。我是绍兴人，当然热爱绍兴，但是我感到对不起家乡的，就是对“振兴绍兴”的事业毫无作为。这是我长期来耿耿于怀的内疚，但高先生却对我如此“溢美”，这实在是更增加了我的心理负担。同乡朋友，用不着客气，所以在这篇繁琐的序言中，最后不得已提出我对此书的意见。

陈桥驿

2013年7月于浙江大学

《岁月回眸》收录了我参加工作以来所写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我在不同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思，其中的许多文字如以今天的认识来看，未免幼稚和肤浅。但对这些文字我还是不作任何修改，将它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编入，用文物工作的话来说，是“保持原状，整旧如旧”，只为最大程度地真实记录我的心路历程。

一般来说，岁月回眸会有两种情状：一种是人到暮年的回忆，多发思古之幽情；另一种是人在经历了某些特殊的日子后，作一次人生旅程的阶段性小结，从而引发承前启后的思考。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老实说，我确实不知道“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天命之谓性”，那么，我的理解是：人，总得听凭内心世界的呼唤，并努力地去做自己认定的有价值的事。你努力了，也就无愧于这一回的生命。至于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世间许多事，最后的结果都是由不得自己的。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文物部门工作，生命经历极其单一。因单一，我的行为，于世情、于世相总是格格不入。从十八岁参加工作到如今，这半辈子几乎只与文物打交道、结缘分，日积月累中与那些文化遗产建立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产生这种情感的同时，几乎使我失去了其余的生存本领，以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会有许多自讨苦吃的体验与经历。面对当今的滚滚商潮，他人可以游刃有余，于我则是毫无感觉。几度迎面而来的“转型”机遇，都让我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为此，许多亲朋好友都为我可惜。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时风面前，我确实自愧无能，但我还是甘于坚守清苦的文博园地而无怨无悔。这或许就是命吧！既然命运里有这样的暗力，那就认了这个命。我对自己说，尽管年届天命，今后依然老老实实地朝着这条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这碗饭，总得有人吃吧！

近六七年时间里，我相继主持编纂出版了《徐生翁先生作品精选》、《文明的记忆——绍兴历史图说》、《文物春秋·绍兴文物工作三十年文集》等；绍兴文化遗产丛书——《石桥卷》、《馆藏书画卷》、《遗址·墓葬卷》、《陶瓷卷》也是在这个时段里完成的，时间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悄无声息地过去。虽然上述书籍耗去了我许多的精力，但正是因为静下心来做着一些自以为有意义的事，所以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所有的疲惫和委屈也就都被抛在脑后了。

前些日子，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捧着书稿去杭州拜访陈桥驿先生，希望他能为我的书作序。当我向他提出我的要求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最让我感动的是，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接到了陈先生的电话，说序已写好，让我去取。当我取回陈先生的序言，再看我的书稿时，令我大吃一惊，书稿里有许多陈先生所画的条条杠杠，还给我改正了文中的一个错字，并附上小纸条，指明这个字的出处。原来陈先生竟然认真地审读了我所有的文字。对此，我是既感动又不安，陈先生已九十高龄有余，在酷暑里我还向他提出要求，实在于心不忍。我心里很明白，以我的文字，离陈先生的要求差距是极远的，但陈先生或许更认可的是我的工作，是我微不足道的工作业绩得到了陈先生的首肯。从陈先生所撰序言的背后，我看到了一位越乡巨贤对故乡真挚的爱和对晚辈的深情厚望。读着这些温暖的文字，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感谢我的老领导，浙江省文化厅巡视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鲍贤伦先生多年来对我关爱有加，在盛夏酷暑里为本书挥毫题签；感谢我的夫人，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研究馆员蒋明明同志一直来默默无闻，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琐事，使我得以在工作之余进行一些肤浅的思考和写作，同时为我整理、打印了全部文稿；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帮助本书出版的朋友们，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使此书得以问世。

需要指出的是，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有些内容难免超越了我的专业范畴，同时还因我对文物工作的过于热爱，有些文字不免带有个人的偏爱，敬请方家指正。

高军

2013年立秋于绍兴市文物局

文物的事，既是一种工作，但其实更是一种事业，而且是一种传之后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业。越中是一处文物汇萃的宝地，我很为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显其身手。人生几何？我确为作者感到欣慰。

——陈桥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