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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余世存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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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无论是非常道,还是常言道,这些中国话语的主人,都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中国男。

《非常道》作者余世存最新力作,近现代四十一位“非常人”列传。

余世存如是说:

曾国藩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以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李宗吾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

内容推荐

在书中,作者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本书区别于作者以往书籍最明显之处,在于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本身。近现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然所有变化之主体、参与者、推动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不,从内省的弘一法师、闻一多,到外观的徐继畲、严复……作者用四十一种人,串起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目录

序:“中国男”的群像

衰人第一 龚自珍(1792-1841)衰世中的男人

过人第二 徐继畲(1795-1873)把名字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

士人第三 曾国藩(1811-1872)圣王们的游戏

士人第四 武训(1838-1896)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强人第五 张謇(1853-1926)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

译人第六 严复(1854-1921)男儿怀抱谁人知

才人第七 宋恕(1862-1910)罪己与问人

牛人第八 吴稚晖(1865-1953)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悲人第九 光绪(1871-1908)苦命的英雄皇帝

寡人第十 吴虞(1872-1949)人格分裂不可理喻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1874-1939)秀才武夫,学者军阀

畸人第十二 杨度(1875-1931)世间仍有杨皙子

奇人第十三 张静江(1876-1950)人杰开辟新世纪

怪人第十四 李宗吾(1879-1943)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觉人第十五 弘一法师(1880-1942)性命呈万有

神人第十六 蒋百里(1882-1938)形势与人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1882-1913)三十仍狂谁家子

贤人第十八 范旭东(1883-1945)企业家的现代含义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1884-1968)十力功德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1887-1911)革命者的侠骨柔情

侠人第二十一 王亚樵(1887-1936)革命者的突围

智人第二十二 丁文江(1887-1936)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达人第二十三 杜月笙(1888-1951)帮派优则仕

书人第二十四 王云五(1888-1979)商人一失足成战犯

狂人第二十五 刘文典(1892-1958)狂与真

完人第二十六 卢作孚(1893-1952)在富无私

史人第二十七 蒋廷黻(1895-1965)权宜的人生事业

毒人第二十八 戴笠(1896-1946)男儿事业有戴笠

学人第二十九 傅斯年(1896-1950)阳气不足的上层知识表英

真人第三十 瞿秋白(1899-1935)历史的误会

诗人第三十一 闻一多(1899-1946)诗人的多面相

顽人第三十二 张学良(1901-2001)浊世公子成人难

义人第三十三 何凤山(1901-1977)男人一生能做多少事

赤人第三十四 蒋光慈(1901-1931)当文学遇到了革命

述人第三十五 张荫麟(1905-1942)历史学家的识见

高人第三十六 林同济(1906-1980)“蓝色”宁馨儿

天人第三十七 吴清源(1914-)天才少年乱世际遇

逆人第三十八 殷海光(1919-1969)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仁人第三十九 张思之(1927-)一生从未胜诉的大律师

隐人第四十 高尔泰(1935-)自由之美

哲人第四十一 王康(1949-)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试读章节

对文明衰败的感受是近六七百年以来中国天才们共同的感受,除了明清华夏变夷之际带来的挑战而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个人的匆促应对外,中国一流男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生活在梦中,汤显祖临川四梦,曹雪芹红楼大梦,容若公子的浮生一梦,等等。这些天才们在文明的铁屋子里无可展示才华,苦闷无已,只好在梦中成全自己。不能做梦的人只有痛苦、变态、偏执。朝政、士林、世风、文明方式的衰败导致了一流的天才们转移、升华、自杀。西方“黄金时代”后期的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最为人惊异的就是可以移用东土来解释我们文明中的男人。历史的诡异还有,最早叩开国门的不是道德文章,而是礼仪信仰,是食货贸易,是文明模式的对话可能性以及背后的硬实力——炮舰。文明的对话,在相当的意义上,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流行语——“见光死”,那些把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到极致的文明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见到文明的人性之光即会死去。

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皓首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二十一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

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可以,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了他一生自豪的法典《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并遭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二十三岁,就完成了《明良论》四篇,其二开篇即是“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描述的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其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不材(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以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则“起视其世,乱亦竞不远矣”。P3-5

序言

余世存的近作《中国男》,为读者编订了一本用话语涂绘的人物肖像画册。这些正在被人逐渐遗忘的面孔,重新浮出时间的水面,成为世人缅怀或反省的对象。

这种类似《史记·列传》的司马迁笔法,并非由余世存发明,但是他所选择的,却是不同寻常、富于争议、被误读、矮化或忽略的人物。毫无疑问,“平反”成为本书的一个显著的内在动机。它揭示了作者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

全书包含着皇帝(光绪)、政客(曾国藩和吴稚晖)、军阀(吴佩孚)、官吏(蒋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严复、蒋光赤和熊十力)、科学家(丁文江)、商人(张謇)、革命党人(宋教仁、林觉民和瞿秋白)、僧侣(弘一法师)、刺客(王亚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训)等等。这个庞大的四十一人的阵营,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写本。

耐人寻味的是,本书选用了一种古怪的“人类学”分类标准——“非常人”,在剔除了那些“正常人”之后,纳入了衰人、过人、士人、圣人、强人、译人、才人、牛人、悲人、寡人、军人、畸人、奇人、怪人、觉人、神人、志人、贤人、德人、痴人、侠人、智人、达人、书人、狂人、完人、史人、毒人、学人、真人、诗人、顽人、义人、赤人、述人、高人、天人、逆人、仁人、隐人和哲人,由此编织出独特的人物谱系。

书中被用以界定人物的旧式语词,源自文言话语体系,跟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令整部人物志弥漫着民国时代耿介学人的气息,但它又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寻租关系。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余世存本人就是这复杂人格体系的当代镜像。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

余世存就此对人物展开价值背书。他首先利用标题对每个肖像进行分类,并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进行价值估量,判定他们在历史空间里的非凡意义,甚至高声喊出自己的激越声音。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假如以叙事方式作为标准,这场运动大体可分为“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勘误,而后者则试图在既有史料基础上进行意义的重新阐释。这两种方式恰好构成互补的格局。

余世存的《非常道》大致属于前者,而《中国男》则应属于后者。他独自囊括了两种文体,俨然是一个古罗马的骑士,站立在两匹马的战车上奔驰,检阅着现代史的人物阵列。《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籍此对人物进行话语审判,而这些经过选择和勘误的人物,则有望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人格镜子。

世存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和志愿者,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却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职业和生活的剧烈变动,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一信念。这是大多数当代学入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有一些人背叛了这种社会属性,沦为世俗势力的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着公共谎语;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做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阴郁的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喊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的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寒夜里面对浓酽的好酒。

2010年1月6日,严冬之夜记于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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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3 8: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