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编著的《蔡元培评传》介绍了：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1868－1940），字鹤乡，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著名学者。张晓唯编著的《蔡元培评传》以求实求信的科学态度及平实晓畅的文字，对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新学风、新学府的开拓者，作为“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沟通者，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奠基者，以及作为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学贯中西的“通人”的杰出代表，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独到的描述和评价。读后使人对蔡元培这位“国学大师”“人世楷模”将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也使人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捩盛况有一个基本了解。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言

第1章 从绍兴到北京

 1.1 平和少年

 1.2 科场得意

 1.3 在翰林院

第2章 办学·革命·留洋

 2.1 办学之初

 2.2 沪上革命

 2.3 留德四年

第3章 在民国最初的年月里

 3.1 首任教育总长

 3.2 在民初政争中

 3.3 变动不已的旅欧生活

第4章 主持北京大学的六年

 4.1 学术至上

 4.2 兼容并包

 4.3 五四前后

 4.4 欧美之行

 4.5 不全作！

第5章 党国元老和学界泰斗

 5.1 元老参政

 5.2 学界泰斗

第6章 著述概观

 6.1 《中国伦理学史》

 6.2 哲学、美学与美育

 6.3 《石头记索隐》

 6.4 暮年倾向民族学

第7章 家庭、品格及交游

 7.1 家庭生活

 7.2 人品及交游

第8章 最后的岁月及其他

 8.1 长眠香港

 8.2 蔡元培研究概述

附录一 蔡元培生平学术年表

附录二 蔡元培与东西文化融和

后记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一户世代经商的小康之家，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母亲周氏。

山阴与会稽两县城只一河之隔，明清两代同属绍兴府，1912年废府，两县遂合为绍兴县。蔡家祖居诸暨陈蔡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迁至山阴，最初以伐售柴木谋生，后来转而经商，主要从事绸缎运销，曾远至广州。到蔡元培的祖父一辈，已是世居绍兴的第六代人了。其祖父名廷桢，字佳木，相传其“夏夜读书，无法得避蚁烟，竟置两胫于瓮中”，颇具志向。早年在典当商行学徒，渐次升为经理，以平生所得积蓄，为祖宗置祭田，并在县城笔飞坊购置宅院，与子孙合居一处。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人习武，一人从合居一处。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一人习武，一人从文，其长子即蔡光普。蔡元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人丁兴旺、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乳名阿培，两岁前后由奶娘陈氏抚育。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小阿培天性祥静平和。一次，女佣携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楼梯高且陡，须由女佣抱下，女佣先抱堂兄，留阿培在楼梯口等候，岂料女佣抱堂兄下楼后适遇他事，忙不迭中竟忘记了阿培。小阿培不哭不叫，端坐楼口静待多时，直到被家人发现。

童年，往往是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梦幻的温馨岁月，这对于生活在古城绍兴的蔡元培来说尤其如此。素以人文荟萃、国学隆盛著称于世的绍兴，自远古至近世留下了多少君王先贤、文人墨客的生命印迹，真可谓俯拾即是，斑斑可考。而每一处斑驳的遗迹，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悠远而生动的故事，昭示着那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天下人们瞻顾凭吊；曾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矢志再起，还有那与他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和忠诚悲烈的文仲大夫，即分别生于斯、葬于此；空怀报国之志的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唐琬，写下缠绵悱恻传诵千古的《钗头凤》词。且不去备述撰著《论衡》的王充、“乡音未改”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大器晚成的史家章学诚及令郑板桥赞佩得五体投地的徐渭（徐文长）等名家与绍兴的渊源关系，只以蔡元培家居的笔飞坊笔飞弄来说，即充盈着关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似真似神的美妙传说。蔡元培自述：我家所在的“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可以想象：在暑热难耐的夏夜，长辈们坐在蔡家台门里，手摇蒲扇，讲述多彩多姿的越乡故事，会启迪蔡元培幼小心灵中怎样的好奇和思智啊！家乡特有的文物优势，使书本上和口碑中的空灵载说变得真切可感；举目即见、抬手可触的人文环境，又令人产生贴近文化精萃的优越心理和近距离感受。耳濡目染于如此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对蔡元培日后的发展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何况，他18岁以前不曾离开故乡一步，而在此生活的时日竟超过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

1872年，虚龄6岁的阿培进入自家延师开设的私塾破蒙读书了c按照兄弟辈的排名，正式定学名日元培，家中唯一从文的六叔为他取字鹤卿。塾师是一位姓周的先生，元培跟从他诵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开蒙读物，随后便接读四书五经。在读五经之前，先生并不讲解，只要求反复诵读，直至背熟为止。此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种功课。比起那种机械而枯燥的读书方法来，与现今的造句颇为相近的对课更能激发元培的学习兴趣。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须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并且要词性相近。诸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作诗为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对应而又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颇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日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其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11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蔡光普病逝。光普为人宽厚优容，供职钱庄往往有贷必应，对拖欠者亦不忍索还，以至家人常以“爱无差等”相揶揄，而友人则赞其“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这一秉性对元培影响至大。父亲的去逝，使元培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人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辞却。她凭藉乡人主动还回的欠款，并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某些改变：看着母亲愁苦的面容，这个少年内心隐隐生出家道中落的哀伤，此时，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中附读一年，其后又入李申甫塾馆读书。这位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苛责体罚，来此受业的学生几乎都领教过其责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竟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日后科举考试赖以显达的专门功夫一八股文。两年之后，14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路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P4－6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充分利用已刊资料，参考和借鉴现有成果，不带偏见地、“历史的”记述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是我一年前决定承担这项写作时所抱定的主旨。此刻，书稿写竣，就自我感觉而言，既有贯彻初衷的快意，亦不乏限于时、力的抱憾。我期待着真诚的反应和评论。

业师高平叔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项写作，多方给予指导，书稿草成，悉心审读，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并欣然赐序，使我获益良多；此书责任编辑钱宏先生，从约稿到详解丛书编辑思路，令人真切感受到一位出版工作者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感，老实说，没有他的策励，此书就不会写成。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忱！

我还要感谢董健莉女士，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誊录书稿，付出许多辛劳。另外，夏波君和辜燮高先生亦先后慨然惠助，特一并鸣谢。

有人说，一本书也是一个生命。其实，变幻万端的大千世界已不在乎一本小书的有无。不过，私意以为，这本小型传记倘能有助于世人客观了解蔡元培的生命历程及其社会影响，那便是对我的一番劳苦所作的极好报偿，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敝帚自珍吧。

作者

1992年11月10目

于天津复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