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编著的《陈寅恪评传》介绍了，陈寅恪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他的著作里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充满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视为他的学术思想的精神维度。他的学说的力量源泉，不只是在于博雅的考据功夫和深沉的家国之情，还在于义宁陈氏一族的优美家风门风。

汪荣祖编著的《陈寅恪评传》以春秋笔法对近代闻名遐尔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家世、生平、人品风骨、为学风范和学术成就，以及陈寅恪与胡适等学者名流的交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入情入理的评介。“治学为人”与“精诚为国”两条基线贯穿全书，读来使人感奋不已。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陈寅恪评传》前言

新写本前言

第1章 旧时王谢家

第2章 思想在同光之间

第3章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第4章 清华学苑多英杰

第5章 转徙西南天地间

第6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佛教史考证

第7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唐史研究

第8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诗史互证

第9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六朝史论

第10章 去国欲枯双目泪

第11章 流寓岭南

第12章 论韩愈

第13章 异代春闺梦里词

第14章 然脂瞑写费搜寻

第15章 废残难豹隐

第16章 与天壤而同久

附录一 参考书目

附录二 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

附录三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讲话

附录四 胡适与陈寅恪

陈寅恪以中国中古史为专业，其中以唐史研究之成果最为丰硕，先后出版三本专著，影响颇为深远。三书虽皆成于抗战期间，但其研究唐史，早始于战前清华园期间，如寅恪早年弟子蒋天枢所说：“是时（1931）先生授课之余，精研书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时武强贺氏所刊吴挚甫评注本《韩翰林集》甫行世，先生购置一册，于书眉细字详录有关资料，间抒己校订意见。”寅恪研究中古佛教，必然涉及隋唐；然不限于佛教之题材，于战前发表之《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及《李唐氏族之推测》等文，提出新的见解，实已发唐史研究之先声。

第一部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成于1939年，因战乱未能立即付印。此书实为若干专题的综合研究，诸如“礼仪”（附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加上“叙论”和“附论”，一共八章。全书的宗旨，寅恪在“叙论”中开宗明义，说得很清楚：“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

寅恪首先点明隋唐制度的源流有三：第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魏周。而魏齐的源流则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子，以及保存于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文化；梁陈则为南朝文化因子的总结；魏周则系鲜卑野俗加上魏晋遗风的关陇文化。这一“三源流说”是寅恪的发现，也是他写作全书的理论基础。他的理论并不是空洞的假设，而是根据事实说明这三个源头的“嬗蜕演化之迹象”。例如在“礼仪”一节中，他指出王肃的北奔实为东晋南朝前半期礼制北传的关键。不仅王肃，苏绰之遇宇文泰亦为宇文氏一代典制的因缘。何以一姓一家对礼制之消长有如此之影响？近人或疑太过强调个人的因素，但寅恪有历史之根据：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二点不可分离。

家族、地域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是由于南北朝分裂变动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王肃一族的北奔象征学术的北移，乃是由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之故”。

从隋唐官制的源流，寅恪发现旧说所谓“承袭周官遗意”的不确。他认为隋唐官制来自北齐之因子，而非北周。北周宇文泰用苏绰之议恢复周官，旨在标新立异，以求在精神上自成一系统。此点寅恪在《论府兵制》一文中已经提到。然而何以宇文泰摹古之制虽立，而其子孙不能遵行？寅恪的回答是，不合时代潮流：“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制度，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当时的历史趋势是郡县，是中央集权和统一。而集权和统—之因子，早见之于北齐的制度，即废除“汉以来州郡辟署僚佐之制，改归吏部铨授，实为隋唐一统局面的先机。是以，唯有北齐这一源流才能明确地解释隋唐集权官制的所以发生。换言之，中央集权的唐朝政体决不可能与周官有干涉。唐玄宗虽要依据周礼，编纂六官之典，寅恪认为不过是“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文饰太平而已。史家自不可为《唐六典》所惑，而作浮浅之推论。

寅恪断定隋唐的刑律亦来自北齐而非因袭北周。“北周制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与其礼仪职官之制相同。”北齐则承袭元魏，而元魏刑律不仅综汇中原士族所传的汉律，用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的魏晋刑律，更加上江左所承西晋以来的刑律，可说是集当世之大成。隋唐所因袭的当然是这一主流，而不会是北周那一支流。经寅恪指出，其来龙去脉，乃了如指掌。

不仅刑律，隋唐的胡乐亦承北齐元魏的遗风。北周虽与西域较为接近，但北齐邺都的胡人胡乐转承北魏洛阳，东魏邺都而来，音律仍盛极不衰，遂至隋代犹承遗风。寅恪对隋乐即齐乐一节有细密的考证，此为关键所在；关键既明，其间相承的关系，亦因而大白。

但隋唐的兵制却与北周有密切的关系。府兵制由周文帝时苏绰所创建，由周武帝隋文帝所变革，寅恪早年已言及之。唐代承袭府兵制，亦即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长安洛阳亦遂为唐初政治权力的重心。关陇既为权力的中心，必须有充分的经济力以支援之，当时支持这一隅的财政政策是和籴之法（即官出钱买民之粟），唐朝乃将此河西地方“和籴财政”变为中央政府制度。和籴法即使关中经济可以自给，遂改江淮转运之农产品为布帛，作为“和籴”收购的财富。但纳布代租原为南朝地方性之旧例，至唐乃变为全国性的制度。此寅恪所谓唐代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和“河西地方化”。“江南”、“河西”亦即是唐代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P86－88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