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茅盾作品总集。新版《茅盾全集》由茅盾之子韦韬先生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会理事钟桂松主编。新版《茅盾全集》由韦韬先生新增多幅珍贵照片,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补订而成的,目的是使《茅盾全集》更全、更完美。新版全集共41卷,再加一卷附集。1至9卷为小说;10卷为剧本、诗词、童话;11至17卷为散文,其中13卷为“游苏见闻”专集;18至27卷为中国文论;28卷为中外神话研究专集;29至33卷为外国文论;34卷为“古诗文注解”;35至36卷为回忆录;37至39卷为书信;40至41卷为日记;附集卷收有关资料。这是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总集,是研究茅盾著作的十分完备的参考材料。
本书是《茅盾全集(小说九集9)(精)》。
《茅盾全集(小说九集9)(精)》收作者茅盾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三十四篇。其中除八篇未曾编集外,余均先后收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泡沫》(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印象·感想·回忆》(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烟云集》(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一九三九年八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耶稣之死》(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及重庆建国书店出版的《委屈》(一九四五年三月)等集。后作者又将其中的大部分分别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七、八、十卷(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九七九年又全部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上、下集(一九八○年四月)。
篇目排列,除《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据内容集中编排外,余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现据《茅盾文集》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短篇小说集》进行校注后收入本卷。作者为其中外文版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跋附于卷末。
赛会
下午四点钟光景,天空的乌云愈来愈浓。隔十多分钟,就有雷声,隆隆隆地,好像顽皮的孩子在楼板上拖凳子。
可是没有风。狗都吐长了紫黑的舌头,躺在没苍蝇的地方喘气。苍蝇全是红头金身的,懒懒的都钉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远看就像一堆乌金色的牛粪。
有些红翼蜻蜒满空乱飞,团团地打圈子。
小摊上喝“凉粉’’的人们一面揩那不住钻出来的汗水,一而望着天窄说:
“要下雨呢!”
孩子们摆出心事很重的嘴脸,看见有人从街西来,便攒住了问道:
“今夜出来么?不会下雨的罢?”
这镇上因为天旱,就由镇西区的居民开头迎神求雨。照例是“周仓会”。昨夜已经出过一次,如果不下雨是要连来三夜的。
卖“凉粉”的人很正经地把两只手掌弯圆了,接成长管似的,罩在右眼上,又闭了左眼,仰脸朝天空“打着千里镜”;嘴里轻声说“靠不住”。忽而他放散了“千里镜”,就拍着摊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光头,大声说道:
“金官!你说下不下雨?”
“不!”金官怒声回答,像是命令人不准下雨。
“哈哈哈!依你金口!”
卖“凉粉”的汉子笑着说,旁的人也都笑了。
金官倒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跑进了自家店里。这“凉粉”摊子摆在金官家的店门口,少说也有三五年了,金官和那卖“凉粉”的汉子是好朋友。
金官家的店是卖杂货的。说是“店”,实在不过是大一些的摊子。平常时候,有金官的爸爸和妈妈一对儿也尽够招呼主顾;三月和十二月略微忙些,金官就充了临时学徒。现今这七月里,生意最清,金官的爸爸吃过了午饭就不在店里,只留了老婆坐在那里扎鞋底。
听得大家笑,金官的妈妈放下鞋底,隔着柜台问道:
“阿虎!还剩几桶凉粉?——今晚上还摆夜摊么?保不定要落几点呢!”
卖“凉粉”的阿虎伸三个指头一扬,仰脸看看天空,苦笑着。
天色更黑了。乌云像山峰一样,重重叠叠,慢慢地移动。雷仍在远处响。淡弱的电光偶尔一闪,雷声便像近些。
女人们都把当街口晾着的衣服收起来,很嘈杂地说:
“可不是周仓老爷有灵?昨夜抬出来一趟,今天就有雨了!”
金官听得人们都说要下雨,就觉得讨厌。他想:阿虎还不收摊子,也许这雨不下也没定。然而阿虎等等再没有主顾,也就收了摊子,剩下来的三桶“凉粉”就寄在金官家的店里,说:
“今夜生意做不成了!搁到明天也变做了水,张家嫂,你们要喝就喝,莫客气!”
金官的爸爸张老四也回家来了。七岁的女孩子阿珠骑在爸爸的肩头。
“要下雨了。今夜周仓老爷不出殿!”
张老四放下了女孩子,抹着额角上的汗,一面说,一面拎起瓦茶壶来,嘴对着嘴,骨嘟嘟地直吞。P1-3
这一卷所收短篇小说,就写作年月而言,上起一九三四年,下迄一九四四年,约计十年的时间。也分为二辑,番号从第七卷排下来,即第三、第四两辑。一九三四——三六年写得比较多,共十七篇(其中《秋收》、《残冬》、《赛会》等三篇收在第七卷,理由是,从题材上看来,这三篇收在第七卷比较有联系)。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写得很少,仅十篇,而且大半很短。一九三七——四一年,好像是空白点,但事实上也不是无所事事,不过短篇小说方面没有收获。
这十年时间,还写过《牯岭之秋》和《烟云》两个中篇,前者事实上并没写完。这两篇自己很不满意,又太长,不值得浪费纸张再印,所以这里不收。一九四二到四四年间,除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也写了不少的杂文和“特写”,但短篇小说仅此十篇,其中两篇,即《虚惊》和《过封锁线》,实在只能算是“特写”,搁在这里是很勉强的。这两篇是真人真事:五个“客人”是廖沫沙、叶以群、胡仲持①和作者夫妇,事情是我们在东江游击队的大力保护之下从沦陷了的香港通过敌占区到桂林——这一旅程中的片段。想来读者也知道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占了香港后,沦陷于香港的文化人约一、二千,东江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组织力量,布置工作,帮助这一、二千人陆续由香港进入内地;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工作!我除写了《虚惊》和《过封锁线》而外,又曾写过报道体的《脱险杂记》②,纪念这一件抢救文化人的大事。
《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取材于基督教的《旧约》和《新约》③,都是香港脱险后小住于桂林的期间写的。我为什么要写这两篇呢?有小小的一段因缘。沦陷在香港时,为的要瞒过敌人(日本的特务)的眼睛,身边不带其他的书,却带一部《圣经》。这部《圣经》后来一直带到桂林。因为,从老隆到桂林那一段路是蒋区,仍然用得到《圣经》来迷惑蒋家的特务。在桂林小住之时,熊佛西①弄到了办杂志的许可证,办一个叫做《当代文学》的月刊,约我写稿。当时文网甚严,国民党的检查官看见文稿中有“人民”、“解放”等字样就要大削大改,甚至低能到把“妇女解放”改为“妇女复兴”,贻笑中外。(因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通令,不许写“民族解放”,只许写“民族复兴”,那些低能的检查官看见“解放”二字就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改为“复兴”,这才闹了个“妇女复兴”的大笑话。)在这些检查官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淫威之下,当时有许多文章被弄得似通非通,前后矛盾。《当代文学》创刊号总不能不给读者一个好印象,以便打开销路,因此就得设法迷惑检查官的眼睛,使文中有刺而他们又无词可借以进行他们那“拿手戏”的削改。那时候,我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正想不出好办法,恰巧看到那一本从香港带来的《圣经》,于是就想到借用《圣经》中的故事来一点指桑骂槐的小把戏,《耶稣之死》是这样产生的。至于那时的读者看了这篇以后,是否也有个会心的微笑,那我就不知道了。《当代文学》的主编熊佛西是看了出来的,他还怕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但结果是居然逃过了;于是在熊佛西的鼓励之下,我又写了《参孙的复仇》。
这些所谓“背景材料”,本来可以不写;但为了凑成一篇《后记》,似乎说说也不妨,所以就顾不得读者厌烦,拉杂写了那么一大段。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