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之后，王军最新作品《历史的峡口》重磅来袭。跨越150年，本书聚焦人类规模最大的转型，钩沉历史，发力当下，论从史出。

本书以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直击中国城市与建筑历史中的大事件，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探讨中国转型的关键。本书堪称中国城市化建设转型与改革的最佳读本，助中华巨轮闯过历史的峡口。

在今天的中国，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还在进行之中，并且已到了决胜时刻——公私关系之再造、地权契约之重建，邦之本也。王军编著的这本《历史的峡口》定格这一场宏大叙事的若干镜像，聚焦晚清之北京、北洋之北京、国民政府之南京、新中国之北京以及南国水乡，试图把这些故事放在更加辽阔的背景下书写，钩沉历史，发力当下。

中华巨轮已驶入深水区，前方的峡口已透过来光亮，如何冲过去？

前言

壹 圆明园的记忆

贰 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

叁 革命风潮，向故宫荡去

肆 建筑师林徽因的一九三二

伍 梁陈方案的成本

陆 城市化转型

柒 再造魅力故乡

捌 中国城镇化的盛世危言

玖 大北京的未来

后记

千呼万唤之中，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

201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1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

2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未来五年，中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十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相比2010年58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数量增加了72％，并与2010年全年商品住房销售总量相当，共需投资约1.4万亿元，相当于2叭0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20。

这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政府推出的最大规模保障房建设计划。

“我想中央已经下了这个决心。”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交谈时说，“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再加上棚户区改造，不要走偏方向。”

提交全国两会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健全住房供应体系”中提出：“立足保障基本需求，引导合理消费，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家庭，实行廉租住房保障。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中高收入家庭，实行租赁与购买相结合的制度。”

随着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成使用，中国可望进入“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住房双轨制时代，对既有的住房供应结构做出矫正。

200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18号），提出“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将1998年确立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改变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这之后，由于过度强调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忽视了住房的保障功能，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被地方政府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以土地财政为导向的“经营城市”成为地方政府拉动投资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法宝”。

城市化的负面问题日益显现——它既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越调越高的房价。从2003年的121号文，到2005年的“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再到2010年的“新国十条”，8年之间，房地产调控如同车轮战，终难挡房价“报复性”增长。在一线城市，已冲至高位的房价即使在银行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有所回落，普通收入民众也难以企及。

“北京房价2万还是3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呢？”2010年3月，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上说，“2万我买不起，涨到3万我还是买不起。这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吗？”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滞后。2010年10月，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我国保障性住房研究报告》，指出“供给严重不足是我国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现实问题。各省市地区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为主要的供给对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计划目标中占比就严重不足”，“仅从2010年的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来看，廉租房用地计划供应总量占供地计划总量的4％，经济适用房用地占比为9％，20％为棚改房用地，商品住房用地（包括中小套型）却占据了整个供地计划的67％。对于解决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意义重大的廉租住房只有4％的份额，加上经济适用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总量也不过占计划供地总量的13％。”

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希望通过打压房价来解决民众安居，无异于将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驱赶至商品住房这根独木桥上，还为炒家压低了建仓成本。

2011年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优势包括“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

那么，如何通过良善的政策设计，以充足的流动性来适应巨大的市场需求？既往的住房政策之弊，及其累积的经济社会矛盾，已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向一决胜负的关口。

中国2002年加入世贸之后，对外出口增长迅猛，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对冲超发。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下，适时设计一个能够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并提供稳定回报的项目，是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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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我打开这一天的“地铁读物”——孙中山先生（1866—1925）的《建国方略》，站在车厢内翻阅起来。

看了一会儿，我身前座席上的一位老先生站立起来。“你在看孙先生的书！你在看孙先生的书！”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没想到你们还在看孙先生的书！”

老先生一口流利的国语，听得出他来自宝岛台湾。“是啊，我在看孙中山先生的书，他的书很好啊！”我脱口而出。

“确实是好！他的观点今天都不会过时！”老先生颇为激动，指了指身边坐着的一位女士，自我介绍，“我们从台湾来大陆旅游，这是我太太。国父的书我们从小就念，他写得太好了！可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都不念了。没想到大陆还有人念！”

列车到站，老先生偕夫人下车，我继续前行。看着他们的背影，我一时百感交集。

彼岸何在

地铁一号线从天安门前地下穿过。每年“五一”“十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都会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与高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对望。

1980年，邓小平（1904——1997）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采访，后者开口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答，“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像一度被挂在天安门上。彼时，这位政治强人如日中天，谁能料到，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之中，短短几年他就溃不成军。

天安门背后的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统治中心。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它见证了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沦陷于列强之手。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悲剧性地相遇，使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天朝上国”天翻地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额约三分之一，列各国之首。此后，一落千丈。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国的首都第二次沦陷于列强之手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总额的6％。

这一年，法国一家画报刊登了一幅石印彩画《列强瓜分中国图》，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覆盖其市场体系。

乾隆皇帝（1711——1799）对此毫无感觉，他在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的信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无意加入西方的体系，可这事儿由不得他，洋枪洋炮接踵而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逼入救亡图存的境地。内忧外患之中，体制内的改革一次次破产，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天朝帝制轰然倒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领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疾呼：“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泱泱中华犹如一艘巨轮驶入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历史之峡。峡江两侧，一壁是固有之中国，一壁是所谓进步之西方，中华巨轮被夹在其间，一百多年过去了，一次次渡过急流险滩，仍在乘风破浪。

帝制是回不去了，彼岸何在？有人说，唯西方之文明是岸。

去“中国化”，在中国内部，渐成强势。中国的过去，包括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建筑等等，皆被认定为“不进化”的标志，皆须对近代以来中国所罹受的凌辱承担责任。

西方成为神话。人们迷信，自古以来，西方就是世界文明的领跑者。

可现在的问题是，从1764年英国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1—1778）发明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算起，西方以工业革命打造的文明样式已存在250年，接下来，它会再享250年寿命吗？

在源自西方、机器轰鸣的流水线上，生产的增长与消费的增长联姻，后者又与垃圾的增长成正比，决定了总体经济的增长、就业与温饱的增长——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自身的命运交付给这样的关系，自给自足、可循环的农耕文明成为过去。

2007年，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寓居于城市，空前的城市时代来临，人类文明史书写了崭新篇章。可是，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生态危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逼近人类。

……

其中，《圆明园的记忆》试图以圆明园早期影像史为线索，呈现东西方文明冲突之悲剧，以及“万园之园”圆明园的破坏史。当年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的不欢而散，咸丰皇帝（1831——1861）对公使驻京的恐惧，所牵涉的礼仪问题，今日看似小儿科，彼时却是头等大事。因为你不按照中国的方式觐见皇帝，后者就不成其为皇帝了。这是历史的宿命。

《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试图呈现国民党北伐之后营建国都南京的规划之争，及其背后的党权、军权与人权之争。这些明争暗斗，处处把着历史大线索。20世纪2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之内，城市规划因机动交通时代来临、阶级矛盾激化，处在大调整过程中。国民政府之首都计划正是此期难得之样本，值得细致打量。

《革命风潮，向故宫荡去》试图呈现20世纪20年代紫禁城历经的两场风波：三大殿改国会之争、拍卖故宫“天字第一号逆产”之争。文中赖德霖先生提到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故宫改建计划，我曾著有专文，载于《采访本上的城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中国建筑史之新纪元》是为林徽因（1904—1955）一百一十冥辰而作，试图探明梁思成、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历史方位，梳理学术脉络，理解建筑传统。建筑乃文化之造化，中国建筑及其所承载之文化如何传承创新，仍是今日之大课题，这正是梁林之学的当下意义。

《梁陈方案的成本》试图以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城市改造中，41位居民的信访故事为线索，对彼时的首都规划之争做一观察，对梁思成、陈占祥（1916—2001）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作一分析。那场争论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城市发展影响至深，很有必要继加探讨。

《城市化转型》以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切入点，《再造魅力故乡》以广东佛山水乡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与情感纠葛为线索，试图勾勒过去十多年中国土地与税制改革趋向，探索以城市化转型推动社会转型的适宜路径。

《中国城镇化的盛世危言》试图对城市形态问题进行探讨。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小汽车成为规则的定义者，高地耗、高能耗随之而生。在全球范围内，诸多城市面对“增长的必要性”败下阵来，这向中国暗示了什么？

《大北京的未来》试图探明北京“大城市病”根源。在过去十多年里，北京的发展空间被迅速填充，人口突破两千万，深陷城市结构与资源环境之困。尽管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人口总量控制与城市结构调整之策，可是，成效不彰。在此背景之下，新设中央行政区的建议再次浮出水面，仿若昨日故事之重现，结局如何？

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此次选入，皆做了必要的修订。

我试图把这些故事放在更加辽阔的背景下书写，中国正拥有这样的历史资源，值得吾辈深入发掘，以为继续前行提供镜鉴。

静下心来，理解中国。这是我向读者奉上这一册小书的心愿。

祈福吾邦。

王军

2015年3月2日

将9篇文章结集为《历史的峡口》，实为意外之事。

这当中的一些文章，我一直希望扩为专书。比如《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写作此文时，我查阅档案，兴味盎然，期待继续探究，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大书；

再如《城市化转型》《再造魅力故乡》，其中最让我牵肠挂肚者，地权之再造、契约之重建也，我亦希望持续跟踪之，以专书承载之；

2011年，我参加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研读孙中山先生著作，被深深打动，亦惦记着为孙中山先生写一本书。

我这个人有太多的想法，计划中的那一本《梁思成传》还没有完成呢，怎么又弄出这一本书？

原因有二。

一是刻下中国的改革干钧一发，时不我待。我供职的《嘹望》刚刚刊载了韩保江先生的一篇文章，有言曰：“今天的全面改革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同，不再可能给所有利益主体或集团都带来利益增量，而是会触及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存量，无疑会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抵制或‘阳奉阴违’。因此，要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战役，还需再给力加油，需要再统一思想，进而凝聚更加磅礴的改革力量。”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摆出一些事实、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些事实和问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关乎国民福祉，极其重要，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关心，进而为改革助力。

二是这些年我主要做编辑工作，《嘹望》是一本周刊，一周一本连轴转，我脑子里的那根弦儿一直得绷着，不像过去当记者撒开脚丫子就能到处去采访。这样，我的那些太多的想法，不知何时能够实现了。那就先出这一本小书吧，作为我的“梦想录”。

这可实实在在代表了我的中国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诗句让我热泪盈眶，我必须为此做些事情。否则，真不甘心。

我把我的中国梦直白地写在了前言里，说得对不对，大家可以批评。

感谢董秀玉先生对本书的编辑与出版给予宝贵的指导和鼓励。不能忘记12年前董先生的知遇之恩，正是先生慧眼相识，一位毛头小伙儿费力写出的《城记》得以出版。如今，《历史的峡口》又得到先生指教，实是三生有幸。

感谢林洙先生一直以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的巨大支持；感谢张志军女士多年来对拙作的编辑、出版给予的巨大帮助；感谢李学军编审对书稿提出意见，正是在她的建议之下，我修改了前言，一吐心中之块垒。希望这篇前言能够为书中的文章提供一个思想体系的支撑，但愿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感谢秦风先生为本书提供无比珍贵的12帧阿理文1873年拍摄的圆明园原版照片。为了让这些照片的玻璃底片回归中国，他竭尽全力，不惜倾囊而出。能够得到他的惠允在本书与读者分享这些照片，我是何等荣幸。秦风先生身在台北，我向宝岛深揖。

学者潘维真女士、文物保护专家冈田健先生、日本美术史专家Martha J.McClintock博士及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在相关史料的收集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写作《中国建筑史之新纪元》，离不开潘维真女士的帮助。她身在海外，一次不慎跌伤，养病期间仍撑着拐杖一次次到图书馆为我查阅并复制资料，还笑日“此空闲难得”。维真女士是康有为先贤的曾外孙女，深情挂念古都北京的保护。她对梁林之学研究的支持，实是康梁情谊的续篇。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南老师、贺从容老师对《中国建筑史之新纪元》原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前辈陈国华先生无私赠我他一笔一划抄录的6万言珍贵档案；负笈英伦的莫莫女士不但在伦敦为我查阅史料，还专程赴利物浦大学为我复制陈占祥先生的论文；康乃尔大学的Thomas H.Hahn教授为我查阅并寄赠参考书籍；李靖同仁十余年如一日地为我收集相关资料；多田麻美女士、吴晓萍女士在日文资料的翻译中给予热情帮助；任思捷学友在费城热情接待，为我在宾大美术图书馆预约了杨廷宝先生赠保尔·克瑞教授的《营造法式》陶本；李郁葳女士在华盛顿协助我查阅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地籍图；林洙先生、张文朴先生、毛同强先生、李秋香老师、赵熙女士为我提供了珍贵图片；杨浪先生、方浩然先生、刘文丰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热情相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李春梅老师、郑竹茵老师给予了宝贵支持。

我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实在是感激不尽！

感谢柴真恩师给予学生的启蒙和关爱。不能忘记2010年夏在贵阳与恩师相聚，恩师强撑病体亲自下厨为学生烹炙，执意小酌几杯，与学生作竟夜长谈，纵论改革大计，心系天下。学生今日奉上这一册作业，亦是对那一夜忧国忧民的纪念。

感谢汤华前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给予宝贵指导。多年前，他如此相告：你知道新华社有一个光荣传统吗？这就是基本调研。何为基本调研？就是调查研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有幸踏上了基本调研之路。

感谢罗锐韧学长一直以来给予的关爱和鼓励。不能忘记2011年夏我从江沪一带调研归来病倒后，学长从外地拨来电话，以彼时之经历与学弟共纾心灵之困。人生就是一世之修行，信矣！

经王栋先生提示，本书《圆明园的记忆》一文，将Ernst Ohlmer之中文名，由原文之“奥尔末”改为其在华使用的中文名“阿理文”。特此致谢。  《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原文采Henry K.Murphy之中文名“茂飞”，现依其在首都计划时期公文中的中文正式称谓，改为“茂非”。特此说明。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士。感谢鼓励和鞭策我的读者。

我得到了这么多帮助和指教，但拙作中出现的任何错误，本人负完全责任。

感谢我的妈妈、岳父、岳母、姐姐、妹妹，我得到了你们那么多的爱！

妈妈不顾年迈，携儿女赴韩城祭拜太史公，在黄河之畔，以家乡人惜字之传统训儿。请妈妈放心，儿会恭恭敬敬面对文字。

感谢我的妻子刘劫。为这本书的出版整理相关资料，你付出了太多精力。每写完一篇文章，我都诚惶诚恐地等待着你的“审读”意见。我们的生活使我有了这么多成长，这是上天的恩赐！

感谢我的儿子宽宽。那天你十岁生日，你说，我们都是十年的老朋友啦！这句话，让爸爸、妈妈笑出了泪花。这些年，我们一起去了那么多地方，说了那么多知心话。我们还跟着王南叔叔测绘唐塔，跟着鞠熙阿姨调查乾隆图。每一次，你都那么开心。

嗯，是的，我们会把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

王军

201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