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2日。早上8点出门去鲁汶大学国际办报到。路上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他们走路的步子很舒缓，书包也不重，说着笑着幸福着。我下意识看看表，8点15分。鲁汶的孩子应该是9点才到学校的吧，家庭作业也不会多吧？
的确是9点才开始上班，国际办也是。我早到了15分钟，就在院子里逛了一下，不想有了个大发现。这里有个一层小房，名为“怀仁厅”，厅前居然是刻着龙纹的天象仪模型。原来是纪念300多年前来华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1988年，在南怀仁逝世30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向鲁汶大学赠送了这座天象仪模型。1640年，17岁的他推开鲁汶大学厚重的大门，走进了艺术学院。1658年，35岁的他推开紫禁城的城门，走进了康熙帝的世界。此后30年，他一直致力于传播西方的文明与科学，曾任清廷的钦天监，直至1688年终老于北京。历史画卷在怀仁厅前缓缓打开。传教士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前的认知。我来之前，并不知道鲁汶早在300多年前就和中国有了交集。好奇之下，在谷歌里查询KU Leuven singy(鲁汶大学的汉学)，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鲁汶的汉学系出类拔萃，成果丰富，著作多达数十种，甚至还有人专门研究信奉基督教的明朝官员杨廷筠。“杨廷筠是杭州人”，我每次给学生讲授“中国翻译史”的课程都要附带这一句，现在杭州中山北路的天主教堂就是当初杨廷筠捐地建造的。
鲁汶总是这么缓缓的，从不大声喧哗。孩子们舒缓的脚步、办公室厚重的大门，还有怀仁厅前的天象仪，仿佛都在默默呈现一种淡然安详的格调，这种格调不同于美国人历来的进取，也不同于中国当下的浮躁，它只属于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鲁汶小城。
4月里的一个星期二，走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几乎每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大大的垃圾袋，整齐划一的咖啡色。犹记得国内电视里经常播放的公益广告：“垃圾分分对，厨房归一类。习惯成自然，一点也不累。”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到。在比利时，垃圾分类是很严格的事，网上是这么说的：
鲁汶垃圾要分类，大体来说，生物垃圾(一切有机垃圾)扔绿色垃圾袋，可回收垃圾(塑料瓶、铁皮罐、易拉罐等)扔蓝色垃圾袋，废纸和其他不可回收垃圾则扔咖啡色垃圾袋。为了督促大家环保，咖啡色垃圾袋价格昂贵，其他几种垃圾袋则便宜得多。分类做得越好，咖啡色垃圾袋用得就越少，也就越省钱。咖啡色垃圾袋(周二收)和绿色垃圾袋(周五收)都是每周收一次，蓝色垃圾袋及废纸每两周收一次(周三收)。收垃圾的时间安排一般房东处都有，不同的城区可能时间不一。
怪不得，今天家家都把存了一周的垃圾拿出来了。如果这一周忘了，那就糟糕了，还得继续存一周。
的确如此。找好房子，交完定金后，宿舍管理员交代了几件事。其中一页纸上写得满满的，这是介绍垃圾分类，很长很详细。单就玻璃制品来说，玻璃瓶可以扔，但是从镜子和橱窗里拆下的平板玻璃不行、玻璃线不行、石头瓶不行、灯泡不行、瓷器不行、陶器不行、派热克斯玻璃不行、层合玻璃不行，扔个瓶子还得是化学家！扔瓶子声音不要太响，以免破坏周围的安宁环境。最后一点，扔瓶子的官方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间，其他时间不准扔。
我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看到车站旁有两个蒙古包模样的大塑料罐，一绿一白，比人还高，肩部有个大孔。我寻思着这东西的用处。等车的i0分钟里，听到好几次哐当哐当的声音，原来是有人用布袋装着一堆瓶子来扔，先是拿出几个扔在绿罐里，后又拿出几个扔在白罐里。细想之下，她的确遵照了纸上写的每一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瓶子扔下去声音太大，破坏了我所处的安宁环境。P2-5
2012年至2013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度过的岁月，是我过去35年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如今回国来，依然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我称之为“鲁汶美好的一年(A Good Year in Leuven)”。“美好的一年”来自同名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位伦敦证券师在阳光灿烂的法国普罗旺斯收获爱情并领悟生命真谛的故事。比之普罗旺斯，鲁汶的阳光没有那么热烈，但那份悠闲和诗意则是只多不少，更何况，鲁汶还弥漫着浓浓的书香。
我去鲁汶，也是缘分。因为当时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我便联系了研究领域内的专家，想去国外进修，开阔一下眼界。机缘巧合的是，联系的教授欣然同意，其工作单位恰是鲁汶大学。在这之前，我对这所大学所知甚少。按照国内学界的风气，访学似乎不是去牛、剑，就得是哈、耶，我并没有这般情结，误打误撞就进了鲁汶。
国人对于英美等国了解颇深，而对比利时的印象似乎只限于巧克力和啤酒。得知我要去比国，朋友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会比利时语吗？殊不知，比利时根本就没有比利时语。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有三种：弗拉芒语、法语和德语；其中，弗拉芒语是荷兰语的一种变体。比利时境内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语言分界线，北部法兰德斯地区是弗拉芒语区，南部瓦隆地区是法语区，邻近德国的部分地区则是德语区。弗拉芒语和法语的分界线东起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西迄伊普尔，一直延伸至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这一语言分界线从11世纪就已大体形成，延续至今。比利时人，特别是操弗拉芒语的北方入，常常为多语者，除精通上述3种语言外，英语的熟练也不在话下。小国多语，可谓是比利时的国情。
在比利时，语言问题常会衍化为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初，比利时尚未独立，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统治。1824年，国王把官方语言由法语改为荷兰语，而当时比利时大部分的上层阶级都讲法语，这一语言改变引起了比利时人的强烈不满，当时的一位学者写道：
在一个以法语为文学、新闻、交谈和司法语言的国家里，国王竟随心所欲，下达命令，说从此以后，法语不再是国语，而比利时人必须忘掉他们自己的语言，改变他们和他们子女的语言器官来使用荷兰语，实属太无政策远见了；他不顾实际情况而又蔑视文化，实属太专横武断了。
研究所里长吁短叹的无解，孤灯夜雨幽馆枯坐的寂寥，语言不通方向莫辨的迷茫，铁路罢工行程中断的窘迫，在平时看来那种种不便与无望，然因其在鲁汶，这样的一切，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于是在鲁汶期间，我又重新捡起了小时的文字梦，一行行，一篇篇，写下来，想着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当有会心一笑的喜悦之感。写作对于在鲁汶时的我是一种精神的慰藉。“比利时光”的文字曾在比利时华人论坛“鲁汶心情”上登载，也曾获得读者的好评，有些网友的评论我至今都还记得，并引以为励：
读了楼主的文字，对文字不能被现代科技(如图片、语音)取代的信心又有所增加。那份神韵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是无与伦比的。
好一个风雅的才子，江南才子与欧洲小城的碰撞，考据夹着遐思，火花伴着愁绪，怀古裹着吟今，善感透着性情。文字既悠情，也入世，谢谢你，曾带给我阅读的快感与美感。会记得，鲁汶小城曾空降过一名中国夫子，来过，爱过，晒过，叹过，吟过，生活过，矫情过，真好！
这些评价给了我信心，或许我的文字能够把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和大学带入国人的心中；或许我的所感所思会对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有昕裨益；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交代，因为自打离开鲁汶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心儿遗忘在了鲁汶。
《比利时光》是作者邵斌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学期间，慢慢积稿而成的比利时深度人文游记。从比利时社会、历史、人文、旅游、生活细节，以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展现比利时文化与鲁汶大学情况，以及作者对其的哲思，文字优美，所涉知识面广。既是优秀的游记类文学作品，也可作为深度旅游或留学指南。
《那慕尔的蜗牛》、《布鲁塞尔花毯节》、《安特卫普的诗》、《无烈日的列日之行》、《墓园小城伊普尔》、《南法小城》、《西班牙双城记》、《意大利双城记》、《巴黎的鳞爪》、《水上之城：阿姆斯特丹》、《卢森堡的堡》、《布达佩斯之恋》、《马斯特里赫特的圣诞市场》、《天鹅堡和国王湖》、《杂拌儿》……《比利时光》是作者邵斌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学期间，慢慢积稿而成的比利时深度人文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