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时期的(公元618-公元907年)张彦远，字爱宾，蒲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他出生在宰相家庭，学问渊博，擅长书画。曾经任职官左仆射补阙、祠部员外郎、大理卿。编写的著作有《法书要录》、《彩笺诗集》和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历代名画记》。

《张彦远评传》是迄今国内外第一部对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全面、深刻评论的专著。本书由许祖良著。

张彦远是唐代杰出的绘画理论家和美学家。他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美术史著作，充分体现了他鲜明的史学意识，反映了他“书画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以及绘画的形神观、自然观和妙悟观。

张彦远是中国画史上全面论述绘画“六法”第一人。他对绘画美学范畴体系的理论建构，对绘画的审美创作论、审美风格论等的风解，都作出了独步前人的贡献，呈现出绘画理论的辉煌。

张彦远的生平资料极其缺乏，但他在的祖辈“三代为相”，在唐代颇有显赫声名。《张彦远评传》广搜远绍，细心挖掘，发现不少前人未曾涉及的资料，尤其是提出了不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

《张彦远评传》是迄今国内外第一部对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全面、深刻评论的专著。本书由许祖良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张彦远的家世

 一、“三相张家”的概况

 二、儒为本兼道释的思想

 三、“侔秘府”的书画收藏

第二章 张彦远生活的时代

 一、晚唐的社会政治

 二、餐唐的思想文化

第三章 张彦远生平概述

 一、“唯书与画，犹未忘情”

 二、仕途经历

 三、出游与考察

 四、《历代名画记》成书年代

 五、《历代名画记》的结构内容及其特色

第四章 张彦远的史学意识

 一、历史责任感——史学意识的思想基础

 二、绘画与国运共兴衰——史学意识的重要内容

 三、张彦远的史料辨正意识

 四、张彦远绘画史学意识的来源

第五章 张彦远的哲学思想

 一、书画的哲学本体论

 二、绘画的形神观

 三、绘画的自然观

 四、绘画的妙悟观

第六章 张彦远的美学思想

 一、绘画美学的实验态度

 二、绘画美学范畴体系的建构

 三、绘画的审美创作论

 四、绘画的审美风格论

第七章 张彦远的绘画理论贡献

 一、对画论史料的搜录与评论

 二、独步前人的“书画同体”理论

 三、画史上第一个全面论述“六法”

 四、绘画的“自娱”功能

 五、精辟、深邃“用笔”理论

 六、绘画的“了”与“不了”论

 七、绘画的“象人”说

 八、“口画”、“指画”和“足画”——对不同绘画手段的认同

 九、论书画的鉴定与收藏

 十、叙书画的押署、跋尾和印记

 十一、论书画的装裱

第八章 张彦远的书法理论贡献

 一、晚唐以前书论的历史性总结

 二、“一笔书”与书法本体论

 三、《法书要录》对《历代名画记》的影响

第九章 《历代名画记》的历史影响

 一、关于文人画、水墨画、写意画的理论影响

 二、美术史长河漾起的涟漪

附录

 张彦远年表

 “三相张家”五代系表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平凉会盟”的结局是最说明问题的答案：吐蕃埋兵突袭唐军，使数百人被杀，千余人被擒，副使崔汉衡遭囚，会盟使浑城狼狈逃脱。

德宗闻知“平凉会盟”的后果，“由是恶马燧。”后人曰：“马燧信尚结赞之言而为之请和，既堕其计矣；德宗又信尚结赞之间而恶马燧，而不知恶张延赏，又何也？”“马燧、张延赏以私隙误国。”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以《李晟伤国体》一文评述李晟与延赏之间的纠纷是非。清代学者王夫之更是言词激烈：“张延赏奸佞小人，焓乱天下，吐蕃劫盟之役，几危社稷，廷臣莫能斥其奸，而李晟抗表以论劾之，正也。”

和蕃失败后，“张延赏渐惧，谢病不视事。”从中可以窥见其不平静的心态了！

由于张延赏虽为宰相却无宰相的胸襟和气度，怙权骄矜之气渐盛。齐映是他在任东都留守时赏识、提拔过的。后来齐映为相，他欲干预其政事，并为所亲者求官，遭到齐映的拒绝，因此心怀忌恨，在德宗面前说齐映的坏话，遂使齐映遭贬，一直放为外官，死时只有四十八岁。清廉刚正的宰相柳浑也遭到张延赏的排挤而罢知政事。其他如京都长安的禁卫将军李异为张延赏所诬。通王府长史丁琼为张延赏所排，李晟的外甥王似打仗勇猛，“论功为神策将”，也不被张延赏所用。如此等等，故“史言张延赏妒功嫉能之罪”。

张延赏担任宰相时的另一个重大风波是“减天下官员”。这也是一场人事风波，但与前面讲的那些风波相比，则有两点显著不同：一、前者以私怨引起，属以私害公；后者为减官引起，是因公受责。二、前者只是发生在朝廷之内，后者却波及天下。

这次减官风波的起因是韩混荐刘玄佐收复被吐蕃侵占的河湟之地，所需庞大军费无法筹措，作为宰相的张延赏遂向德宗皇帝建议：“今官繁费广，州县残困，宜并省其员，悉收禀料粮课输京师，赏战士。”德宗许之。贞元三年(787)五月，张延赏拟写了《请减官收俸料资西付奏》，德宗颁布诏令实施。

据载，当时各地新任官员有一千五百人，而当减者千余人，裁减三分之二的数字是够大的，震动自然也很大。怨怒的信息不断反馈到德宗那里，朝廷内外许多官员纷纷上奏请恢复先制，新任宰相李泌也站在反对派一边，请求停止执行减官员诏。在朝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张延赏感到惧怕，请诏“诸州府停减及所留官”，德宗遂颁发《复先减官员敕》：“其先减官员，并宜仍旧。”

张延赏晚年在经受减官风波的打击后，终于病困剧甚，于贞元三年(787)七月卒于长安家中，年六十一岁。

3．祖父张弘靖

张弘靖是张延赏的长子，初名调，字元理，生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六十五岁。他有姐妹数人，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其姐夫，还有一个弟弟名谂，官主客员外郎。弘靖少时以门荫授河南府参军，后调补蓝田(今属陕西省)尉。德宗贞元五年(789)，被东都留守杜亚辟为从事，充当幕僚。

宪宗元和元年(806)，张弘靖以中书舍人知东都选事。元和四年(809)，任工部侍郎，不久改任户部侍郎。是年十二月，赴任陕府长史、陕虢观察陆运等使，赐金紫。元和六年(811)二月，宪宗又任他为检校礼部尚书兼河中尹、晋绛慈等州节度使。元和九年(814)六月，宪宗将他从山西调回长安，入朝任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在《授张弘靖门下侍郎平章事制》中，称颂他“振扬家声，一时之人，谓之才子。”“政不苛细，甚得人心。寮吏将卒，皆乐为用。清简之化，闻于京师。”“呜呼，三代为相，邦家之光，尔其敬哉，无替乃前人徽烈。”虽说是评功摆好，可还是符合张弘靖为政的实际情况的。

张弘靖在外任地方官近五年，深知各地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心有异志，构成对唐王朝极大的威胁。因此，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是他坚定的政治主张。他审时度势，始则提出“待不恭，乃加兵”的处置淮西吴元济的对策。继而力主讨伐“淮西凶党”，在宰相武元衡被刺后反对征讨成德王承宗，避免在淮西和成德两条战线同时用兵作战，耗散朝廷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以保证淮西战场的胜利。这些都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识眼光。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感叹的：“呜呼！唐至是，犹谓国之有人乎？而裴度、张弘靖、柳公权、韩愈之为人臣，亦可知矣。”

然而，唐宪宗并没有采纳宰相张弘靖的上述建议。张弘靖深感失望，遂辞去宰相职务，于元和十一年(816)离开长安赴太原担任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三年后，应诏入朝任吏部尚书，不久复任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因原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入朝为司徒兼中书令，张弘靖兼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又离开长安赴汴州接替韩弘之职。韩弘镇宣武时有“严猛”、“虐政”之名，百姓和军士皆畏恐。张弘靖来到汴州以后，与韩弘不同，用厚赏安抚军士，施政“代以宽简，民便安之”，政绩颇有口碑。

然而，张弘靖以后的路却应验了这样一句话：辉煌之时，即是危险之始。穆宗长庆元年(821)正月，张弘靖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卢龙军节度使。由于此时张弘靖滋长了骄贵之气，任用轻薄之士等原因，是年七月爆发了“幽州兵变”，他被囚禁数月之久，释放后任抚州刺史。长庆三年，穆宗将他召回长安，任太子少保，次年三月任太子少师，直至六月病卒。P10-13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当我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蓦然想起杜工部“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也颇有一点“夏夜叹”的感慨。为何？此时此种心境乃因这部书稿而生。

说来颇感愧疚，我接受撰写《张彦远评传》的任务已为时不短，可是总每每延宕而不能完稿，真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何时能了？灯下静思，个中苦楚唯有自明。且不推托说“才疏学浅”的话，就以我每日做编辑工作的性质来说，与承担这本评传的写稿内容，迥然有别，加上其他杂务缠身，只能“三天打鱼，两日晒网”，或者待到夜深静谧时偷笔写上几个时辰，岂能不“苦夜短”？

写书不同于一般作文，它更需要思维的稳定态。昼与夜的对立思维往往影响夜的书稿撰写，而传主张彦远生平历史资料的极其缺乏，又给我增添了明显突出的撰写难度。广搜远绍，爬罗剔抉，论必据迹，这就如孔子语：“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也如《颜氏家训·勉学篇》所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而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倘若不是“寂寂寥寥扬子(按：此指扬雄)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唐卢照邻诗)，不勤学又怎么能行？这遂又使我生出“苦夜短”的焦灼心态。

然而，几度春秋，夙兴夜寐，砥砺不息，在这新千年的盛夏，我终于有了“开轩纳微凉”的爽意。恰如我在写书稿时曾多次打过交道的唐代诗人韩愈所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总算把这本《张彦远评传》交到读者面前了。

掩卷沉思，心中不禁涌起颇多感绪。回想撰写书稿的过程，也是我对传主张彦远深邃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深刻的过程。这里，我以为有一点正需要认真总结，那就是怎样看待和评判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思想家思想的内在联系。窃以为，思想家的思想不是一个眩人的空壳，他们撰述的哲学、政治、思想等理论著作固然是他们思想的闪光，但同时也终究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艺术实践活动的总结。以张彦远为个案研究来说，他是一位书画家，更是一位绘画理论家和美术史家。他虽然没有写下哲学的、思想的理论专著，但他却以自己的辉煌业绩…一不朽的《历代名画记》，进发出他独步前人、启迪后世的闪光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都是相通、一致的，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注入了新鲜、生动的思想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张彦远的著作研究其思想，窥察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不是顺理成章么！

丹纳说：“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撰著正需要这样。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伟大时代，我理应鼓起理论勇气，跳出陈说，求真求新，在研究中自辟蹊径，为中国美术史理论之树注入一点生命的新绿。正是怀着如许心情，我在《评传》中对张彦远家世的介绍及分析，对张彦远生平资料的考订及绘画理论观点的铨释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与前辈学者或当代学者不同的看法和新的见解。例如对彦远曾祖张延赏晚年官场是非的分析，对“清河张贾与河东张贾”的辨析，对张彦远的“书画本体论”，对《历代名画记》是否“将气韵的观念应用到以山水为主的作品上”，对《历代名画记》存在的一个评论的失误，对“迹”与“笔迹”之辨，对绘画的“象人”说，对“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及“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玉印”的标点等等问题，都阐发了我的观点，作出了不同前人的评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实，我撰写是书之所获，并无太多的奥义，只是遵循古人所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细心挖掘而已；只是“学贵心悟，守旧无功”，“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如此为学之道，不亦常识乎！大概差别即在于是不是动真的“力行”吧！

此刻，我的心情一如陶公渊明诗所说：“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倘若这本评传中出现错误，那么，请各方学者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这里，我要由衷地表达对已仙逝的《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校长的深切思念，要诚挚地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及潘群教授、蒋广学教授、童强博士、左健先生和樊培绪先生等对我撰著《张彦远评传》的关心和支持。

本书是我近十多年来对中国美术史理论研究的一段心路历程的总结。“行得春风，指望夏雨。”“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希望明天的艺术理论星空有更璀璨的灯火！

许祖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