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生于仕官家庭，父亲郦范作过青州刺史，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出任尚书郎，以后历任颍川太守，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看来他一生在政治上还是有所建树的。孝昌三年任官右大使时，在阴盘郦道元驿(今希临潼附近)为雍州刺史萧宝寅杀害。郦道元一声生勤于读书和著述。

陈桥驿编著的《郦道元评传》为其评传。

《郦道元评传》：公元五世纪末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生活在这一时代中的郦道元是当时最著名的地理学家，而他的著作《水经注》则是当时最杰出的地理著作。郦道元不仅是个地理学家而且是个渴望祖国统一的家国主义者。通过对《水经注》的研究，我们可以获悉他的许多高尚思想和高贵品质。依靠他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和高度的写作技巧，《水经济》成为一部文字生动、内容丰富的不朽历史名著。历来学者对此书的不断研究，终于形成了一门包罗宏富的学问——“郦学”，这就是郦道元为后世留下的一宗宝贵的文化财富。《郦道元评传》由陈桥驿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郦道元生活的时代与地理大交流

 一 大时代

 二 北魏

 三 地理大交流

第二章 郦道元及其家世

 一 郦氏家世

 二 郦道元

第三章 家国主义者

 一 大一统思想

 二 “中国的自然之爱”

第四章 地理学家

第五章 “酷吏”

第六章 《水经注》中的郦道元思想

 一 人定胜天

 二 不信鬼神

 三 鞭挞厚葬

 四 反地战争

 五 疾恶扬善

第七章 郦道元的治学方法

 一 资料占有

 二 资料分析

 三 野外考察

第八章 郦道元《水经注》的贡献

 一 总述

 二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三 地名学

 四 语言学和文学

 五 其它学科

第九章 郦学——郦道元留给后世的财富

 一 郦学的形成与学派的发展

 二 近代以来的郦学研究

 三 港台郦学研究

 四 国外郦学研究

第十章 《水经注》的错误和学者的批评

 结语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两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从秦代以来的民族和版图的格局，至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从秦一统以来到西汉王朝发展到了顶峰的这一个汉民族建立的广袤的大国，由于晋室南渡而一分为二。从此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南方仍然是汉族人的领域，而北方(包括四川)，许多少数民族先后登台，建立了所谓“五胡十六国”。这是一个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

早在先秦时代，从事农业的汉民族，其农事活动，土地利用，耕作方法，已经达到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程度。春秋战国之际，列国内部和列国之间，都修筑了广狭不等的道路以利交通。一般的交通利用马或驴拉的小车，即所谓辅轩。在军事行动时，则使用几匹马拖拉的战车，战车中站着头戴铁盔，身披铁甲，手执长矛的武士。“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就是彦种在战车上为君王效命的武士。国家的军事实力，即以车乘均数量作为标准。“万乘之君”就算当时实力雄厚的大国。

以上说的是汉民族的情况。但当时北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民族，其文化水平和发展程度完全不能和汉民族相比。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与汉族也大不相同。他们不从事定居农业，没有固定的居地，而是逐水草而移动他们的帐幕。“围耩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他们并无占据汉族土地的愿望，因为屋宇和耕地对他们没有意义。但汉族的粮食、财物和人口，却是他们所需要的。特别是在遇着严寒、干旱和其他殃及草地、牲畜的自然灾害时，为了维护部落的生存，他们常常以侵入汉族境内，掠夺汉族的物资来拯救自己。他们在马背上奔驰，穿着紧身衣服，用弓箭作武器，轻装快骑，对汉族采用抢了就走，打了就跑的方法。汉族所有的行动迂缓的战车和负担沉重的武士，对他们这种来去像一阵风似的战术，实在毫无办法。早在西周之末，周幽王曾因犬戎的快速入侵而败亡。自从春秋以至战国，凡是与漠南草原毗邻的列国，都把对游牧民族的防御，作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而主要的方法，就是用人工修筑一道赖以防守的城垣，即人们称为“长城”的工事。战国的燕、赵、韩、魏、秦等列国，都为自己修筑了这种长城，而秦始皇又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把这些战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增修和巩固。《水经·河水注》所记：“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万里长城”。《水经·河水注》又引杨泉《物理论》说：“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日：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所花的代价确是骇人听闻的。

秦始皇当然是个武功卓著的皇帝，他降服六国，进军东南沿海和岭南，直至今中南半岛，敉平所谓“百越”之地。但这是对于中国内部和南疆而言。对于中国的北疆，看来历史还应该对他作不同的评价。他修筑“尸骸相支拄”的长城，残暴达于极点，而智勇实属末流。他以长城阻遏北方的游牧民族，实际上暴露了他对汉族北疆的最低愿望。所以从他对汉族北疆的开拓和经营来说，他是一个眼光短浅，缺乏战略思想的弱者。他用千千万万生命的代价，为汉族修建了这样一条萎缩不前的北方疆界。假使没有后世的民族交流、融合和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中华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则我国的北疆会成为怎样一种状况．人们或许不难想像。

对于秦始皇在北疆开拓、经营上的不智不勇和缺乏战略思想，当然不是与他的后人如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相比，而是和他的前人，也就是本书必须提及的一个伟大人物，战国的赵武灵王相比。赵武灵王是一位汉族的国君，赵国的疆界与游牧民族毗连，对于这些轻装、强悍、快速和出没无常的草原骑马民族，他有过长期的周旋经验和细致深刻的观察研究。这位眼光远大，见识卓著的汉族杰出领袖，于其在位的十九年(前307)便断然决定：“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措施。据靳生禾先生《赵武灵王评传》所述，当时曾受到朝野人士的竭力反对。守旧派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赵俊、赵燕、牛赞等为首，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他们以举国上下反对胡服骑射之民意相要挟。他们提出：“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但赵武灵王一一予以驳斥，他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又说：“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由于赵武灵王的真知灼见和深谋远虑，终于说服了许多反对者，使他的这种惊人改革，获得朝野一致的赞同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赵武灵王的长城和秦始皇的长。

当然，他同时也重视长城的修建。《水经·河水注》说：“城很不相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比秦长城要偏北得多，特别是他修筑长城在战略思想上具有远大的见识。《水经注》所谓“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这就是说，他修建长城是在“既袭胡服”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不久即击溃盘踞漠南、长期为患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东胡，即所谓“三胡”。在大片游牧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从内地移民实边，从事垦殖。《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说明一大批由大夫将军率领去到九原(今包头市以西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实边屯垦的人，官民一体，也都是穿着胡服(貉服)的。赵武灵王在这样的开拓过程中修建长城，尽管这条长城也具有阻遏外敌的功能，但是它绝不束缚自己前进的脚步。赵武灵王长城与秦始皇长城在战略思想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汉族疆界的终点，而是向北开拓的基线。

赵武灵王的确不愧为战国一代中的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国君。可惜他的事业后继无人，包括秦始皇在内，在对付草原骑马民族和开拓北部疆域的事业上，都是那样地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以致贻误了许多开拓疆域的机会。否则，元代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局面，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我们历史上的北疆，在成吉思汗以前多少个世纪，就早已面临了北冰洋。P3-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