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前人《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对照《左传》、《国语》、《史记》,以及秦、汉近二十种典籍,进行改编而成的历史小说,他在改编时力求达到“羽翼信史而不违”这一历史小说的最高标准。因此,这本《东周列国志》既贴近历史史实,又不失生动优美,实在是历史小说中的翘楚之作。
《东周列国志》所讲述的,是自西周宣王晚年闻谣轻杀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止,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作者以时间的推进为经,列国的斗争为纬,为我们织就了一幅诸侯争霸的历史长卷,在这幅画卷里,各路人等生动丰满,他们或施威或复仇,或杀伐或拯救,淋漓尽致地展示着自己的个性,演绎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恩怨情仇。
《东周列国志》清晰俯瞰五百余年最富智谋的战争画卷,是集《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的全部史实为一体的历史读本。其以国家兴亡为主线,着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书中揭示出的道义与贤能原则,在今天仍为立身与立国之本。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日:月将升,日将没;□弧箕菔,几亡周国。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日:“此语何人所造?”那年长的答日:“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宣王问日:“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日:“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太宰仲山甫奏日:“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日:“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爽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爽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日:“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日:“臣观天象,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日:‘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日:“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日:“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日:“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日:“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日:“此女何在?”姜后日:“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遂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之事,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谣词又有“墨弧箕箙”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④,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
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再打听妻子消息。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那男子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往褒城投奔相识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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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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