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万斯同评传》(作者方祖猷)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

万斯大与万斯同兄弟世称“二万”，是清初浙东学派的双杰。《万斯同评传》(作者方祖猷)以万斯同评传为主，附以万斯大评传。

万斯同是著名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以史学名世。但他的一生只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他的著作也未有完整的考定，他的经学瑕瑜并存，而其史学近年来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本书对他的生平作了系统的介绍，对他的著作予以全面的考述，在评论他的经学、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和史考时，尽可能发掘出他的未被人知的一些成就，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和失误的教训。

《万斯同评传》对万斯大的生平，他在《礼》学和《春秋》学上的贡献，其经学的特点以及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作了一定的评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时代特点和时代思潮

一、“天崩地陷”的时代特点

二、经学思潮

三、史学思潮

第二章 万氏世传和家学

一、三世四忠

二、儒将万表

三、复社名士和著名遗民——万泰

四、万氏八龙

第三章 万斯同传略

一、童年、青少年和参加文会时期(1638—1666)

(一)榆林三载

(二)参加文会和化安山访师

(三)策论之会——史学思想的萌芽

二、参加甬上证人书院和授徒时期(1667一1678)

(一)从证人之会到讲经之会

(二)自上证人书院的高弟

(三)授经会稽——史学思想的形成

(四)潘平格引起的风波

(五)昆山之行

三、京师修史时期(上)(1679—1689)

(一)蓝溪辞行扣西郊送别

(二)“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

(三)私修明史的准备

四、京师修史时期(下)(1690一1702)

(一)私修明史的失败

(二)主讲经史之会

(三)与刘坊、方苞的长谈——史学思想的成熟

(四)晚年的知己李□

(五)一代风流尽

第四章 万斯同的哲学史著作——《儒林宗派》

一、体例特点

二、学术倾向

三、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第五章 万斯同的经学

一、《诗》学

二、《礼》学

(一)《礼》学的成就

(二)《礼》学的实质——以史视《札》

三、经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第六章 万斯同的史学思想

一、民族思想及其在史著中的反映

(一)民族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

(二)民族思想的分析

(三)反映在史著中的民族思想

二、经世思想和经世史学

(一)《与从子女一书》及其史学经世思想

(二)经世史学的特点

(三)总结、探究、劝惩——史学经世的三大内容

三、民本思想中的新因素

(一)民本思想

(：)对农民起义的同情

(三)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四)对海商和市民斗争的同情

(五)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四、论西学东渐和对科学进步的重视

(一)会通中西而折其衷

(二)重视自然科学的进步

五、其他

第七章 万斯同的历史编纂学

一、编纂史著的原则——“事信而言文”

二、编纂人物传记的客观标准——“论世知人”

三、编纂人物传记的主观要求——“平心”

四、编纂史著的主要方法——以《实录》为指归，

参伍以野史

五、编纂明史的特殊方法——宁繁勿简

六、反对官局修史

七、关于史表

八、提倡会通

九、方志编纂法

第八章 万斯同的考证学

一、经学的考证——《古文尚书》考

二、历史文献的考证

(一)对宋吏的考证

(二)对南宋六陵遗事的考证

(三)对庚申君遗事的考证

(四)关于建文自焚说

(五)昆仑河源考

(六)“石鼓文”考

(七)汉魏石经考

三、万斯同的考证法及其得失

(一)经学考证法

(二)史学考证法

(三)考证失误的原因

结束语

附：万斯大评传

万斯大的经学及其历史地位

一、万斯大传略

二、万斯大的经学

(一)《礼》学

(二)辨《周礼》非周公作

(三)《春秋》学

(四)经学考证法

(五)经学的特点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附录

万斯同年表

万斯同著作考述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如果说明朝末年，浙东地区与华北、华中相比，“天崩地陷”的大地震仅属余波的话，到了清顺治年间，这一大地震在浙东也爆发了。浙东士大夫和人民始则在顺治二年(1645)奉鲁王监国于绍兴，与清军划钱塘江而守，史称“画江之役”。继则在清军席卷浙东后，或在王翊领导下在四明山结寨抗清，或在张名振、张煌言领导下，联合郑成功部，在舟山和沿海一带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清廷则以屠城(如慈溪)、洗山(四明山)、禁海(尺板不许下海)、迁界(迁舟山及沿海人民于内地)等予以残酷镇压，并大肆逮捕抗清志士，在宁波就有所谓“五君子之难”和“浙中通海案”等等。浙东地区抗清斗争自顺治二年起至康熙三年(1664)七月张煌言被捕牺牲，才潮息烟沉，长达二十年，超过其他地区，其斗争的激烈和残酷，也不下于其他地区。可以说，以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的抗清斗争，是当时“天崩地陷”形势的典型反映。

自北宋庆历年间出现一股疑经思潮后，到明中叶王学的兴起而达到高潮。王阳明提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的命题，使心学支配了经学。此后，王畿、李贽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李贽并把六经与童心对立起来，这对冲破六经的思想束缚自然是极其猛烈的，粪土六经成了晚明一时的风气。

但粪土六经造成了伦理的虚无主义和学术的浅薄，于是王学中另一部分人如王艮提出“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的比较温和的主张；他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也不同意“谓六经注我，不复更去讲究”的风气，认为应该“信古敏求”，从六经中可以“明心见道”，在“吾心”和六经之间，重心开始向六经方向倾斜。  在王学之外，开晚明实学思潮之端的罗钦顺，也提倡为学应“取证于经书”，反对“师心自用”。继他之后的杨慎，进一步主张恢复汉儒的训诂之学，他运用小学考证法来探求经中的含义。而王学阵营中的焦□和陈第，却认为汉儒的传注歪曲了经的本意，主张在治经中强调主体的“悟”，即独立思考的作用，才能把六经的注释从汉儒传统中解脱出来，但他们也主张用“小学一段功夫”来考证经文。这样，在当时经学复兴运动中。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两种主张。

继杨慎之后的为归有光。他力主区别讲经与讲道，并认为道既在经中，何必讲道。东林学派的顾宪成更以“经，常道也”的命题，代替了王阳明六经为“吾心之常道”的命题，一举把“吾心”两字抹去。这反映了经学历史上一次重大变化，即从主观的阐释回归到客观的求证，已成为一部分^的自觉。

到了启祯之际，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以经世为特点的实学思潮开始高涨，经学经世的目的十分明确，出现了以“复兴古学”为宗旨的复社。它的重要人物钱谦益对宋明经学作了初步总结，公开提出“以汉人为宗主”和“正经学”的口号。复社另一重要人物方以智作《通雅》，集晚明考证学之大成。他在经学考证中提倡知古必须疑古，疑古必须考古，考古不能泥古，不让古人才能不泥古。这种不盲从墨守的独立思考精神，显然是心学思潮影响所致。但他又反对“粪扫六经，师心杜撰”，这又是受实学思潮影响所致。所以他的经学，实已启王学与实学相结合的趋向，他的治经思想为黄宗羲所继承和发展，他的治经方法为顾炎武所继承和发展。

清初，由于明亡的教训，实学已成为主要思潮，但心学却结合于实学之中。经学中的这种情况，可以举顾炎武和黄宗羲为例来说明。

顾炎武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八股和王学两者，使经学与实学都被废弃，而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所以主张“不坐讲席，不收门徒”，不讲性命之学，以经学代替理学，这是他“经学即理学”命题的本意。他在经学上的重大贡献就是他的名著《音学五书》，发展了晚明的小学考证法，对以后乾嘉学派产生重大的影响。P4-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81年，我从江苏泰州调回故乡浙江宁波。少小离家老大回，欣喜之余，发现桑梓先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古代著名学者，其著作之繁富、学术之广博、思想之敏锐，实站在同时代学者的前列。无可否认，清初浙东学派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串宝贵的珍珠，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幸运的是，我在同年得以获见当代硕果仅存的清初浙东学派早期研究者、原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他鼓励和指导我研究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我们都觉得所有这几位浙东学派的先哲们，只有万斯同的著作和思想，仍如一片初垦的土地，尚待进一步发掘和考证。于是训慈先生和我商定合作编著《万斯同年谱》。这一艰巨的工作，经八年之久，三易其稿，终于在199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不幸的是，训慈先生于同年五月在杭州溘然长逝，致使他未能目睹其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对此，我是极其内疚于心的。

就在《万斯同年谱》第三稿行将完成时，我突然接到我的同学、杭州大学沈善洪兄来信，他介绍我参加由匡亚明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学术事业，撰著《万斯同评传》(《附万斯大评传》)，我自然欣然接受了。这封信是对我的鞭策，要求我对这一领域继续深入耕耘。尤其是经学家万斯大这块园地，我实在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它迫使我从头学习我生疏的学术领域。我不得不挑灯夜战，终于在今天向读者呈交了这一份劳动的成果。

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少年时期处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以学术史讲，则处在从宋明理学和宋明经学到乾嘉专门汉学的过渡阶段，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既丰富多彩而又有相当的复杂性，从而使得对他们学术的评价自古至今众说纷纭。特别是万斯同，今天仍有一些问题引起学者们的不同看法。我在本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作一些分析，不是简单地指出其成功和失败之处，而是分析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这对才疏学浅的我，自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工作，我是否能正确地把握，希望广大读者作“评”中之评。

此书能出版，要感谢善洪兄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潘群先生、南京大学出版社黄继东先生及诸位学者的鼓励和帮助。记得黄宗羲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我在写作过程中深感“著书难，搜罗著书之资料尤难”，所以我也要在这里向给我大力提供资料的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宁波市图书馆、宁波市伏跗室藏书楼和宁波大学图书馆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