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评传(上下)》由龚延明著，主要内容：出身农民的岳飞，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后期，以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所向披靡，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保卫了南方的社会，鼓舞了南宋人民的抗金斗志。不到十年，岳飞“位至将相”，成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统帅、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岳飞评传(上下)》由龚延明著，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湘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从建炎二年（1228）在阴风彤云之际遇宗泽起，不到十年，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绍兴十年（1140），正当他挥师北伐之时，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岳飞回临安后，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不久被诬“谋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岳飞评传(上下)》以翔实的史料，阐述了南宋朝政与岳飞生平和岳飞冤案平反昭雪的经过，并且论述了岳飞的高风亮节与他的军事思想、《满江红》及其文学影响，以及岳飞精神对后世的“心昭日月”般的影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生于危亡之秋

一、徽宗的腐朽朝政

二、童年时代

三、从军征辽

四、靖康之祸

五、初上抗金战场

第二章 初期抗金活动

一、上书遭罢官

二、第四次从军

三、渡河战太行

四、阴风彤云之际遇宗泽

第三章 转战江南

一、宋金战争的严峻形势

二、苦谏杜充守东京

三、守钟山以忠义励卒

四、转战敌后

五、收复建康

六、任命为通泰镇抚使

七、冒死救援楚州

第四章 讨伐军贼游寇

一、宋金对峙局势的形成

二、讨伐军贼游寇

第五章 奉命弹压农民起义

一、农民奋起反抗南宋朝廷的残酷剥削

二、奉命镇压农民起义

第六章 收复失地

一、收复襄阳六郡

二、长驱伊洛

三、抱疾出师援淮西

第七章 强烈反对宋金和谈

一、和谈之前的宋金形势

二、强烈反对宋金和谈

三、从“乞谒陵寝”到“请解军职

第八章 指麾中原大举北伐

一、金国毁约南侵

二、挺进中原

三、北伐势如破竹

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五、尾声：再援淮西

第九章 千古奇冤“莫须有”

一、明升暗降解除兵权

二、挺身而出，保护韩世忠

三、横遭罢官

四、捏造“谋反”罪名父子下狱

五、罗织“莫须有”罪状

六、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七、朝野万马齐喑

第十章 高风亮节旷世贤将

一、节俭廉洁谦虚敬贤

二、教子从严奉母至孝

第十一章 论岳飞忠孝观

一、克尽事亲之道——岳飞之孝道

二、尽忠报国——岳飞之忠

三、驳岳飞“愚忠”论

第十二章 论岳飞的军事思想

一、两种战争观

二、治军思想的特点

三、战例简析

第十三章 《满江红》及其文学影响

一、《满江红》真伪争论的由来

二、岳飞诗词的文学影响

三、“有诸葛孔明之风

四、力斫余地的书法艺术

第十四章 碧血丹心心昭天日

一、沉痛悼念与平反昭雪”

二、昭忠绵绵无尽期

三、鲁迅、毛泽东论岳飞

四、新程万里驾长车

附录

一、岳飞生平大事年表

二、岳飞平反昭雪后的官衔

三、岳飞仕履编年与考释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1103)，岳飞出世了。岳飞的幼年、少年、青年时代，恰好处于宋徽宗在位时期。他未能遇上太平盛世，而是遭逢朝政腐朽、内外交困的战乱末世。

艰难时势，使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岳飞受尽磨难，同时，也给志向远大的岳飞提供了施展抱负、叱咤风云的机会。

一、徽宗的腐朽朝政

元符三年(1100)春，二十岁的宋哲宗赵煦病故。哲宗无子，谁来继位？仓猝之际，宫廷内顿时风起浪作，乱作一团。宰相章悖力主立君之长，由申王赵侣嗣位。皇太后向氏则执意推举神宗赵顼十一子端王赵估为帝。赵估行为不端，在宫中早有传闻。章悖从公与私利害计，坚决反对赵佶继位，当着向太后面，直陈：“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然而，在关键时刻，一些大臣见风使舵，倒向向太后一边，章悖势孤力单，端王赵佶终于被召人宫，当日即位于哲宗灵柩前。可悲的是，被章悖不幸而言中。这位“轻佻”皇帝赵佶，昏庸当政二十五年，最后把北宋王朝推向深渊。

宋徽宗是一个沉迷于声、色、书、画的风流天子，政治上无能的昏君。他能吟诗、作画，书法、踢球更为精通。在游赏玩乐方面，谁能投其所好，谁就有机会得到重用。听差高俅，靠着一次送篦子到端王府的机会，在赵估面前显示了蹴鞠“好手脚”，从而获得赏识；赵估当皇帝后，高俅步步高升，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禁军统帅——殿前都指挥使，还授予“使相”的高阶。以徽宗赵佶的能耐，当一个画家、书法家，还是一块料。可是，把这样一个视国家权力如同儿戏的风流才子，推上君临天下的皇帝高位，又如何能做到“任贤使能”，组织起一个公正廉洁、富有效率管理国家的政府班子呢？历史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一)蔡京集团的形成

宋徽宗在位期间，长期所宠信的、掌握国家军政最高权力的大臣，全是一班弄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史称“六贼”。

蔡京以擅长书法，并在政治上善于逢迎，赢得徽宗赏识，遂于崇宁元年(1102)，即在岳飞出生前一年，就当上了右相。此后四次当相，把持相权十七年之久。以权谋私，成了蔡京的专利。“蔡京拜相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并利用手中权力，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无德无能之辈，通过向蔡京“输货、僮仆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

王黼因长得风姿美好，并在侍候徽宗时，善卖弄风情，“(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谑浪语”，博得徽宗欢笑，而受到宠信，爬上了相位。他在相位五年，极尽搜刮之能事，“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家中蓄养姬妾成群、所藏金银玉帛山积，可与皇帝相比。

宦官童贯与苏州大商人朱勔，迎合徽宗喜好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在江南设立应奉局和造作局，大肆搜刮珍异花木、江湖异石，用“花石纲”(每十船组成一纲)经运河源源不断运往京城开封，以供侈修皇家花园，因而得到徽宗嘉赏。童贯，不过一个宦官，竟超擢节度使、使相、领枢密院事，手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朝中辅弼、地方长官“多出其门”，“流毒四海”。宦官李彦，在北方汝州置供奉局，“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

宦官梁师成，迎合徽宗好礼文符瑞，“得君贵幸”，凡徽宗发号施令之“御书”，“皆出其手”，成了徽宗代言人，权势薰天，拜官至节度使、太尉。执政官、侍从官多出其门。京师人视他为“隐相”——幕后宰相。

由这样一班奉承拍马、营私舞弊的弄臣窃取国家要职，麇集在皇帝周围，朝政怎能不黑暗？国家怎能不败亡？

身为宰相的蔡京，不思治国，而是挖空心思博取皇帝欢心。徽宗想粉饰太平和嗜好玩乐，他就借用《易经》“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的话，提出“丰亨豫大”的口号，说宋朝的礼乐制度和宫室规模，都同国家的富强和徽宗君德之隆盛不相称，需要扩建，装修成无比富丽堂皇的宫室。他又怂恿徽宗应“享天下之俸”。其子蔡攸在徽宗面前唱和：“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何必“徒自劳苦”，让生命的有限时光白白流逝。这些劝进，正中徽宗下怀。

P4-7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我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在学习和钻研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过程中，深感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操在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维护国家统一和尊严中的分量之重。

岳飞，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八百多年来，一直在感染和鼓舞着后来人。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已成了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廉洁奉公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的正人，以身殉志、宁死不屈的英雄。他，与中华民族的大禹、孑L子、诸葛亮、李世民、杜甫、包拯、文天祥、林则徐等等，已成为有口皆碑的历史巨人。

20世纪以来，岳飞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邓广铭先生《岳飞传》的问世，奠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岳飞的基础。1984年，由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室主任为徐规教授)、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岳飞墓庙文保所(所长贾荣发)共同发起的岳飞研究会，正式成立。岳飞研究会，以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为顾问，杭州大学教授徐规任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上海师大教授朱瑞熙和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任副会长，杭州大学教授龚延明任秘书长。会员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河南、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山西、陕西、四川、福建、黑龙江等三市十一个省。由国内外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徐规担纲的岳飞研究会，吸引和团结了国内广大岳飞研究工作者和宋史工作者，从而把我国岳飞研究推上了新阶段。岳飞研究会，已举行了五次学术研讨会，其中两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其中两本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岳飞研究系列丛书如《岳飞部将与幕僚》、《岳飞诗词注释》、《岳飞墓庙》、《岳飞小传》等多种。这些成果，既及时地交流了海内外岳飞研究新动态、新成果，又反映了目前为止岳飞研究的总体水平。

我有缘忝列岳飞研究队伍。有机会参与了岳飞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随着岳飞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对岳飞的整体形象，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也许是一种缘份，一种机遇，1999年冬天，在宋史界同行方健和吾师徐规教授引荐下，南京大学中国思想研究中心蒋广学与申屠炉明两位先生来杭，约我撰写《岳飞评传》。为岳飞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件大好事。我慨然承命。于是就有了这一本《岳飞评传》。

在《岳飞评传》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在宋史研究的道路上，是他给予我诸多的鼓励和奖掖，大大增强了我的学术勇气和奋勇前行的力量。先生已逝，先生的长者风貌、大师的气度，将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我还要感谢吾师徐规教授，他一生追求学问，淡泊名利，然而对于学生，则不遗余力地予以指教和培养，使我在宋史研究和岳飞研究中少走了不少弯路，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本《岳飞评传》也算是交给先生的一份作业吧。最后，特别要提出的是，责任编辑俞润生先生对后几章，尤其是对第十三章《(满江红)及其文学影响》与第十四章《碧血丹心 心昭天日》，补充了许多宝贵资料，并在文字上加以调整和润饰，可以说，这两章是我们合作的结果。在此深表谢意。

岳飞，一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光辉名字。他已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并已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是来自对鬼神的迷信，而是出于对民族英雄岳飞精神的敬仰。岳飞精神，岁月的冲击不能磨损，政治的风雨难以摧毁，因为它代表着我们民族传统的浩然正气，代表着我们国人优秀的情操与素质。我愿《岳飞评传》能为弘扬岳飞精神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龚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