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发起并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言的大型学术丛书。由郑良树编著的这本《商鞅评传》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分十一章,通过对商鞅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了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商鞅评传》的内容简介如下:
商鞅是先秦法家中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充分发挥自己才干实现自己理想的少数人物之一。在他精心策划及严厉推动之下,秦由一个半封建半游牧的落后国家,不出数年之间跃登为强国,威胁山东六国。在商法被严苛执行下,商鞅虽然殉法而终,然而,他的学派及徒属依然占据着秦国的要职,在政治上继续发挥影响力,以至于商学、商法成为秦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中的主要部分,鞭策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
如果没有商学、商法,无疑,秦国不可能成为政治、军事强国,而一统天下,但秦一统天下后,面临新的文化及政治环境,这一传统和文化竟无法调适自己,终于把秦国带上了覆亡的道路。
《商鞅评传》由郑良树编著。
第三节 与戎、狄长期周旋于西陲
秦人既然生活在一个相当特殊的环境里,周边有绵诸、翟、躲、邦、亳、彭戏、冀等戎、狄部落及梁、芮等小国,另一方面,又远离华夏文化圈,隔疏于中原文化,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不得不落地生根,勇敢地走进戎人的生活圈和文化系统里。一方面放弃自己部分文化礼俗,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戎的生存技能以及应变之道,以便和周边民族周旋到底,为自己民族“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条“血路”是历尽艰辛及可歌可泣的,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重新熔铸自己的文化组合,是赢秦的惟一出路。《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载:“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不能守,退败其师徒,敌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骰之战始也。”《谷梁传》虽然从春秋大义来夷狄秦人;然而,设若华夏文化没有夷狄秦人在先,《谷梁传》作者就不会有这种敌视秦人的言论了。《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这是中原文化夷狄秦人的铁证。从另一角度来看,即知秦人早已自别于华夏,向戎狄文化靠拢,以便“以夷制夷”了。
《史记·六国年表》又载:“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为了生存,秦人向戎狄文化靠拢、学习,强化自己的精神,武装自己的文化,所以“先暴戾,后仁义”;这条生存的血路,是可歌可泣的。唯其“先暴戾,后仁义”,秦人乃克服种种挑战,在这块蛮荒之地生存下去;唯其“先暴戾,后仁义”,秦人才能挟其威吓的武装力量,东向并吞山东六国!《战国策·西周策》载:“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史记·苏秦列传》说:“夫秦,虎狼之国也。”《淮南子·要略》说:“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以“虎狼”状秦人,固然是形容秦国有鲸吞天下的野心;然而,又何尝不是概括秦人“先暴戾,后仁义”的性格呢?试问,有了“先暴戾,后仁义”以降服戎狄;再用“先暴戾,后仁义”来扫荡六国,不是相同的一条路子吗?
从秦人在西戎地域落地,一直到秦人在那里生根、茁壮,这条血路是长远的、曲折的、艰辛的。下面,我们尝试来描绘春秋时代的这段血泪历程。
一、内附周室,外联西戎
秦人始来戎地时,颇能与当地土著融洽相处,申侯在周孝王面前言及秦人先祖大骆、非子时,一则曰“西垂以其故和睦”,再则曰“西戎皆服”;其后,周室封秦号为“秦赢”,即因为秦人能“以和西戎”;可见秦人始来戎地时,与当地土著相处得相当和谐。
秦人能够与当地土著相处融洽,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秦人的畜牧出身背景,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已有“先天性的认同和契合”,所以,自能和睦相处;其次是秦人得到申侯的赏识,申侯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大骆。申侯在向周孝王报备此事时,认为“申、骆重婚”可以使“西戎皆服”。周幽王无道时,申侯曾联络了西戎倾覆西周,可见申侯与西戎关系至善;如今大骆作为申侯的女婿,大骆自然巩固了在戎人中的地位,“西戎皆服”了。这种联婚关系,自是安抚西戎及稳定秦人地位的重要因素。
除了联西戎之外,秦人当然不会忘记附周室。秦的爵位来自周室,秦在华夏文化里的地位也有赖周室的认同及提升,所以,秦人无时无刻不在这方面多下心机。秦人先祖数度被封主掌马政,可以被视为秦人内附的事件。先祖大骆被选为申侯女婿,除了可使“西戎皆服”之外,申侯对周孝王说“所以为王,王其图之”,而周王因此乃赐土赐姓赢;可见也是秦人内附的一件大事了。
内附周室最突出的例子是秦人参与周室的军事活动。《师酉毁》铭文曰:“隹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廓。公族瑛嫠入,右师酉立中廷。王呼史蓄命师酉,嗣乃且啻官邑人、虎臣、西阴夷、复夷、秦夷、京夷、舁身夷。”《询簋》铭文曰:“王若曰:询,丕颖文武受命,则乃且奠周邦,今余令女啻官嗣邑人,先虎臣,後庸、西朗夷、秦夷、京夷、繁夷,师苓侧新……”根据这两件厉王、宣王时代的铜器来考察,“秦夷”应当是一个由赢秦派出来的作战单位,以部族的形式与其他虎臣及西门夷等并列,协助周室从事军事活动。此说若可信的话,那么,秦人内附周室及认同华夏文化,于史更有征了。
二、落根华夏,面对西戎
秦人先祖通过种种方式使“西戎皆服”,实际上,民族的矛盾及利益的冲突有时也出现,威胁着秦人的基业和地方的稳定;尤其是当戎人和周室直接冲突时,秦人夹在中间,往往遭到“池鱼之殃”了。西周时有两件重要的事件:
一是,“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就是说周厉王无道,与周边民族关系全面恶化,西戎紧随其他民族叛变,最先遭殃的是秦人在犬丘的一个支系——大骆之族,竞彻底被消灭了。对秦人来说,损失不可不谓惨重。然而,更惨重的事却接踵而来。周宣王即位后,封秦仲为大夫,令秦仲诛杀西戎,秦仲接受命令,出兵征讨,在战场上竟被戎人杀死。
这件事不但挑起西戎人对华夏民族的仇恨,引起两股文化的紧张。就单以“周厉王无道”、“西戎杀秦仲”事件而言,紧接着周宣王召见秦仲之子秦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周宣王把犬丘地再赐给秦人,委以西垂大夫。后来,庄公长子世父,为报“戎杀我大父仲”之仇,誓“我非杀戎王”不可,于是让位其弟,居犬丘,报此血仇后才“入邑”。襄公二年,在与戎人激战之中,世父被戎人所虏。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秦人对西戎这些周边民族的关系可以说越来越疏远了。 二是,周幽王末年,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又“数欺诸侯”。诸侯叛变,申侯联络缯、西戎及犬戎等边疆民族,在郦山下杀了幽王。在此危急的关头,秦人不得不有所抉择了——秦襄公选择了落根华夏的路子,他救周,“战甚力,有功”,将周平王护送至洛邑,因而得到周室的封赐,列为诸侯。
这是华夏文化与西戎文化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华夏政治血统几告中断;而在此次最激烈的冲突中,秦人内附周室,表明了秦人与戎人誓不两立的决心。自此以后,秦人面对周边民族就宛如背水之战——只有前进,不许后退了。
这条路子,是秦人自己挑选的,是在华夏文化鼓励下踏上征途的。路途充满着荆棘及血泪,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于磨炼赢秦这个民族却有无上的大益。秦人本来已部分西戎化,周室本来也视秦人为周边民族,与戎狄同列,如今,秦人选择落根华夏,内附周室,自然必须与戎狄全面决裂;大骆被赐号秦赢、秦仲被封为大夫、秦庄公被委为西垂大夫、秦襄公被赐爵封国,与诸侯同列;内附落根的进程是逐渐加深的,而与戎狄全面决裂的过程也是逐步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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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