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出版界数十年,集出版家、评论家、专栏作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俞晓群作为一个“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真懂且爱文化”,他对出版行业的机敏洞见,点滴萃语汇总成“经”,真知灼见俯拾皆是。说人论书,林林种种。同样的配方,新鲜的材料,实实在在的“干货”,亲切有味,开卷有益。
俞晓群搜集两年多专栏文章结为这本《我读故我在》,追忆过往为书往事、阅读经验与自身的出版经历,尽抒痴书之爱与出版情怀。内容耐看,掌故纷多,任性敢写。犹如江湖百晓生,逸闻轶事,如数家珍;英雄相见,各显神通,令人眼花缭乱。你可以把它当作做书“秘笈”,看门道;也可以把它当出版八卦,看热闹。
全书搭配特色书影若干,书为图说,相得益彰,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有温度的情怀地图。宛如穿越一条“封面”流变的河流,按图索骥,可让情怀安放在书本之中。
“我读故我在”源自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读”和“我思”是对应。
著名出版人俞晓群搜集两年多专栏文章,除后记外共计九十九篇文章,结为此集。《我读故我在》全书从出版人、名作者写到媒体人、书装者;从论选题、约稿写到书出版、逛书店。书人江湖,逸闻轶事,皆亲切有味,涉笔成趣。其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出版业细节趣闻,“在场”的记述、特色的点评和解读,无不体现了一个出版人的“书之爱,出版之爱,文化之爱”。
肆拾玖 伟大的奥玛(上)
两年前,台湾出版家吴兴文来到我办公室,他将一本《鲁拜集》放到我手上,引起我出版该书的欲望。尤其是桑格斯基为《鲁拜集》制作的特装版《伟大的奥玛》,它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也知道,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有人叹息:“《伟大的奥玛》啊,总会有厄运相随。”那么,厄运何来呢?我的这一番追随,是否也会遇到厄运呢?下面,容我一一道来:
《鲁拜集》是一本奇异的诗集。他产生于十二世纪的波斯,一位算学家、哲学家奥玛·海亚姆之手。那诗句浪漫而华贵,倾诉着人世间及时行乐的快慰。他轻视神的妄想世界,主张人要自由自在地生活。结果海亚姆的放荡不羁惹怒了教会,认为那是一些“亡命之诗”,文字像蛇一样邪恶,充满了罪恶感。海亚姆感到了生命的威胁,他来到麦加,向神祷告,决心不再写那样的东西。
其实也不必再写了,现有的存在,已经决定了奥玛的伟大!尤其是十八世纪,又一位伟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出现。他发现波斯文化中海亚姆的诗集,并且将它们译成英文。菲氏翻译不单是再现,更是伟大的再创作,一个“死亡与享乐的混合物”,随着优美的诗句流淌出来,《鲁拜集》很快引人关注,吸引着艺术家们蜂拥而至,画家为它画插图,装帧家为它做版式,出版家不断推出各种版本。
二十世纪初,英国最优秀的装帧设计家桑格斯基,同样没能逃过《鲁拜集》的诱惑。他深深迷恋波斯的艺术风格:浓密的藤蔓盘绕,紫色葡萄的醉意,低垂着长长羽毛的孔雀,羽翎上闪亮的斑点,不就是人们梦中的满天星斗,或魔鬼的笑意么?桑格斯基一生追求,要把它们刻画到《鲁拜集》封面上。他先做一只孔雀的版本,羽翎镶上宝石;再做两只孔雀的版本,版面镶满宝石;当他做到三只孔雀时,装帧艺术的表现,渐臻登峰造极,每一颗宝石的色泽与镶嵌,都有了生命的感觉,一块块真皮拼接的画面,像上帝创造女人皮肤一样,不断走向极致!此时,艺术已经化为一种诱惑,让桑格斯基与波斯人思想吻合……我想象,每当夜幕低垂时,每一块宝石,都是一只魔鬼的眼睛,闪啊闪,五光十色。天堂中的那一条蛇也来了;还有一把波斯古琴;还有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被镶嵌在书的封三上:断落的牙齿,深陷的眼窝,原本恐怖的存在,四周却铺满妖艳的罂粟花!
英国人为桑格斯基的《鲁拜集》——《伟大的奥玛》陶醉!美国人立即开出八百英镑高价购买。但是,当奢华走向极端时,上帝惊动了,天使与魔鬼都来围观。厄运像梦中的微风一样,无声无息,悄悄降临:去美国拍卖,由于税收的争议,未能入境;回英国拍卖,遇上经济危机,只以四百多英镑卖给美国人;书被装上去往美国的邮轮,又赶上工人罢工,邮轮停运;最终这本《伟大的奥玛》,被装上那艘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几天后,书随着大船沉入海底;三个月后,设计者桑格斯基为了救人,也不幸溺水身亡,时年只有三十七岁。
船沉了,书落入海底,桑格斯基也去了。就这样,一点点积小厄成大厄,常言“自古才命两相妨”,真是这样么?谁知道呢!关键是《鲁拜集》的诱惑还在,厄运还在继续相随。
P146-148
一个“三○后”的想法
沈昌文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是个十足的“三○后”。我具有“三○后”的种种特色。
像我这种“三○后”,最痛恨的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目睹那时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蒋经国、王云五……在我们那时的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长大以后参加出版工作,不久就碰到胡适思想批判。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做责任编辑。但眼看批判他的文集一本一本出来,相信这胡某肯定是个大坏人。那套书的编辑刘大哥,中午共餐时常给我讲些故事,让我长些知识,是我的一位恩师。一天他说起这套书要改用三联名义出书,我听了莫名其妙,不知上面究竟有什么意图。因为那时用三联名义出的书都是低人一头的。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慢慢懂得,对事情要全面分析。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过去认定的坏人坏事都变成好人好事,但好者未必一切都好,坏者不是一切都坏,都要一一具体分析。
我说过,帮我具体认识王云五功过的是俞晓群。我退休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编印“新世纪万有文库”,便使我好好地学习一下王云五。我于是懂得,五十年代金灿然前辈他们把“一划二垂三点捺”改为“划一垂二点捺三”,有其高明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晓群兄现在把对民国出版史的研究逐步扩大,他这位“五○后”的这种研究路径我非常欢迎。
还顺便说说,俞晓群现在关于出版史研究的种种构想,我以为都根源于他在二○一二年说过的一句话:“文化是出版的终极目的。”为这句名言,我这“三○后”甘愿当他这“五○后”的“粉丝”。
二○一六年五月
点题
我在《深圳商报》开专栏,已经有整整四年了。那还是在二○一二年初,我开始以“可爱的文化人”为题,一篇篇写起来。一写就是两年,有了近百篇文章,结集成册,在岳麓书社出版。二○一四年,我换了一个题目“我读故我在”,继续写下去,到现在又有两年多的时光,又有将近一百篇文章完成,也有出版社约好,即将结集出版。此时,我却想到,应该说明一下,我为什么用“我读故我在”作为专栏题目。
我想只看字面,看官当然知道,这个句式来自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但你知道,是谁斗胆,将它转变成如今这样的么?是我的师傅沈昌文。那还是在上世纪末,沈先生陪伴董乐山来沈阳,参加辽宁爱书人俱乐部第一期讲座。当时董先生讲座的题目是“语言的次殖民化倾向”,在《沈阳日报》发广告时,此题目还受到质疑。而沈先生讲座的题目,正是“我读故我在”。那时沈先生已经不做三联书店总经理,但他的名字却与《读书》杂志,以及后来的《万象》杂志紧紧联系着。他用这样的题目,自然会引起读者极大兴趣,那天在中国医科大学,能容纳三百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人们被沈先生幽默的话语打动,发出阵阵笑声。我记得当时沈先生说,前些天他也是用这个题目,去一所大学演讲,结果一个大学生站起来说:“沈先生,如果按照您的办法,去套用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认为‘我色故我在’更为生动。”沈先生反应机敏,他笑着回答:“食色,性也。但帕斯卡尔还有一句名言,叫作‘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我思与我读,不是最好的对应么!”
那时沈先生六十几岁,正值壮年,气韵十足,声音朗朗,谈笑风生。现在转眼之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连我也到了花甲之年,所以说,我以“我读故我在”作为专栏题目,一方面是转用沈先生的智慧,另一方面确实有向老辈们致敬之意!
其实我在使用这个题目时,确实也有过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改一个字,题日“我编故我在”,似乎更符合我的社会身份。因为我身处出版界,所见所闻,文中讲的故事,涉及到的人物和书籍,几乎都与我的职业相关。没有这个职业,我也不可能为读者奉献那么多有趣的书籍。几经思考,又觉得不能改,只是这一字之差,我的职业行为就会发生变化,由偏重文化而变成偏重商业。不是么?当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编辑书稿时,我们的文化生活就会充满情趣。比如沈先生,我向他学习最多的不仅是如何编辑书稿,更是如何体验编辑职业的文化意义。他的观念不单是在“编”,更在读作者,读书稿,读生活。诸如他总结的“编辑二十字箴言”,还有“不做知识分子,只做知道分子”等等名言,都是一个“读”字在起作用。
你知道,多年来我有记笔记的习惯,而且记有多本笔记。其中有一本寻常日记,是流水账;还有一本编辑日志,记载所得,已有《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面世。其实还有一本秘闻,其中许多文章秘不示人。比如一篇文章题日《沈公的伪桃色新闻》,标题党,内容健康,不敢发表,怕得罪师傅。这里透露几段提示:你知道沈公与白大夫谈恋爱,谁是介绍人?答:党支部书记。你知道当初沈公在《读书》领导一群女兵打天下,有人说,他们都是弱女子,就你一个男子汉。你知道沈公怎么回答吗?呵呵,我知道,但不敢说!
补记:
及此,在“我读故我在”名下,已有文章一百篇。完成此文后,我将“战况”告诉梁由之,他坚持还是九十九篇为好,以示“文运长久”。我不信命数,却喜欢文人种种雅趣;尤其尊重朋友的关切与温情。而这“第一百篇”内容,恰好是在说明此番写作的缘起,因此将它作为整部文集的后记,也是很好的方法。
最后感谢张万文兄多年支持与关注。
完稿于丙申年立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