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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司空图评传(上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分类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作者 王步高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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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司空图评传(上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王步高所著,司空图,晚唐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倡导诗应有“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又提出了“思与境偕”的著名论断,还在《与王驾论诗书》中对唐诗的发展作了最早的系统归纳。他对诗歌理论更大贡献在于其运用上述“三外说”,“总结唐家一代诗”而创作了《二十四诗品》,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里程碑性质的经典著作。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司空图的生平经历作了系统考订,多有新见。书中以较多篇幅对陈尚君、汪涌豪“《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的观点提出反驳,并首创《诗品》为唐诗总集《擢英集》各类后之赞词说,论据较充分。书中对司空图的思想体系、文艺理论体系作了系统分析,多有创获。书中见解独到,是一部体大思深的研究著作。

内容推荐

司空图是晚唐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倡导诗应有“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又提出了“思与境偕”的著名论断,还在《与王驾论诗书》中对唐诗的发展作了最早的系统归纳。他对诗歌理论更大贡献在于其运用上述“三外说”,“总结唐家一代诗”而创作了《二十四诗品》,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里程碑性质的经典著作。

《司空图评传(上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王步高所著,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司空图的生平经历作了系统考订,多有新见。书中以较多篇幅对陈尚君、汪涌豪“《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的观点提出反驳,并首创《诗品》为唐诗总集《擢英集》各类后之赞词说,论据较充分。书中对司空图的思想体系、文艺理论体系作了系统分析,多有创获。

《司空图评传(上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写作中认真学习继承了古今学者对司空图及《二十四诗品》研究的成果并作了归纳,在各方面均提出了自己较精到的见解,是一部体大思深的研究著作。

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时代风云

一、政权的频繁更迭

二、宦官干政

三、藩镇割据

第二章 家世出身

一、司空图的生卒年

二、司空图的籍贯

三、司空图之家世

第三章 宦海浮沉

一、中进士的前前后后

二、入王凝幕

三、欲“量可为而为之”的官场岁月

四、卢携之死与黄巢之乱

第四章 八征不起

一、退隐故山的前四年

二、往来于长安与虞乡的朝野生活

三、寄居华阴

四、烈士暮年

第五章 思想经纬

一、司空图的儒家思想

二、侠义思想

三、“自作深林不语僧”

四、“取训于老氏”

第六章 《诗品》真伪

一、关于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二、从王官谷考察看《诗品》之真伪

三、论《诗品》与司空图诗文用语句法之相似

四、亦论所谓《诗品》用宋人诗文

五、《诗品》乃《擢英集》赞语或引语之假说

六、关于《诗品》真伪考的其他几个问题

第七章 《诗品》探微

一、《诗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诗品》的形式

三、《诗品》的意象批评

四、“总结唐家一代诗”

第八章 诗论鸟瞰

一、亦论司空图的“味外说”

二、司空图的“意境论”

三、司空图的唐诗论

第九章 论司空图对后世的影响

一、论宋、金人眼里的司空图

二、司空图在元代的影响

三、司空图对明代文坛的影响

四、司空图对清代文坛的影响

主要参考书目

索 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试读章节

佛教自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传人中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便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月支国使臣口授佛经。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与沙门和佛徒共作斋戒祭祀。相传明帝也曾派使臣往西域求取佛经。东汉末,佛经已大量翻译。佛教分为安息系统(小乘),月支系统(大乘)。曹魏时相传曹植创造了梵呗,歌咏佛迹。西晋时佛教由着重斋祀向义解转化。东晋时,南北分裂,佛教大兴,北方出家人众多。佛图澄立寺授徒;释道安整理众经、制立宪章;鸠摩罗什传播中观学派,翻译经论;厨宾禅师的东来,使佛教更为兴盛。在汉地佛教以三论学说为宗,而北方则以印度新兴的瑜伽学派建起地论师学说。虽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周武帝宇文邕之灭佛之厄,佛教还是在隋唐时期达于鼎盛。

隋文帝杨坚执政以后恢复佛道二教,营造经像,翻译佛典,并设译经院,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初盛唐时期,佛教各学术思想便逐渐演变成为八大宗派:以智觊为代表的天台宗,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窥基大师为代表的慈恩宗(唯识宗),以法藏为代表的贤首宗(华严宗),继承北魏菩提达摩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以道宣为代表的律宗,以不空为代表的密宗,后被推为祖师的善导代表的净土宗。

自隋王通主张儒佛相调和以来,唐代统治者一直奉行此道。中晚唐时曾出现德宗的禁止造寺度僧和武宗会昌五年的废除佛教,佛教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的。文坛上韩愈、李翱等彻底否定佛教,而更多的文学家如司空图的同乡柳宗元及刘禹锡等还是主张以儒为主,融会佛老。司空图对佛教的态度与柳宗元相似。

《泽州灵泉院记》一文,较为集中地表明了司空图对佛教的看法:

严饰祠宇,乃助教之方。

凡制经楼斋堂,若干间架。又塑罗汉洁峻之相,以渐化服;而后日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汉江北渡以至魏晋之郊,其俗坚悍难诱,今则悉为佛人矣。且善教童孺者,虽指摘其书,而必以言。反覆晓谕,当自释矣。若典教积于前,鞭笞骇于侧,彼将窜匿之不暇,讵肯悦而从命哉!律,刑书也;经,诰誓也。禅乃诱劝之宗,先驯其性而后入人耳!故其道至隐,其功至博,不可废也。

《全唐文》载此文之末有“天祐二年岁次乙丑七月望日记”。天祐二年乃公元905年,下距司空图去世仅三年,乃其垂暮之年所作。从上引文字看,司空图显然并非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他在武宗会昌灭佛之后,站在国家或统治阶级立场上,十分冷静、清醒地看到佛教的教化作用,他反对“典教积于前,鞭笞骇于侧”的治国方法,认为那只能使人“窜匿之不暇”,而“禅乃诱劝之宗,先驯其性而后人人耳”,他还认为“其道至隐,其功至博”。作者显然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不可废也”则是结论,也是对会昌灭佛行动的否定。

P152-153

序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徽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卜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慨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沦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发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市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没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后记

乙亥春,吴调公师病,荐我代之撰此书,得吴新雷先生首肯。余驽钝,学识浅陋,初治德文,后转攻诗词,虽亦立雪名门,于古文论终未入门。故此书反复磋磨,历十一年始成。

己卯秋余携门生刘林赴晋南司空氏故里寻访,于古蒲州、虞乡访耆老,考遗迹,并于王官谷小住。人于谷中,步贻溪之上,天柱矗立,飞瀑如练,修竹处处,莺鹤交飞,皆《诗品》中之实景也。又得乡亲盛情,书之以条幅,拓之以古碑,古道热肠,虽千载之下,犹感表圣之人格魅力。此非今之桃花源乎,余怦然心动,有终老之意焉。

其问,又适逢《诗品》真伪讨论,余亦置身其间,且与陈尚君教授三次谋面,聆其教诲,亦曾飞鸿传书,互通信息,余终信《诗品》不伪,而视尚君先生为诤友矣。

其间亦得祖保泉、张伯伟教授相助,赐教良多。南大思想家中心冯致光、蒋光学、巩本栋及许结诸教授,省教院周明教授,或督促帮助,或精心审读,更当顶礼相谢。

程千帆师云:“年愈老而胆愈小。”是乃真言。余年近花甲,胆愈小矣。读书渐多,而益知当读未读之书更多;著书渐多,而知天下高明如林,恐贻笑大方,故心常惴惴。愿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王步高

200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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