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是活跃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特殊社会阶层，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们用富有血性的行动竭力挽回国家利权，并因应时势理性地选择革命一途，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表达了必须由民众主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政治理想。

《绅商也要革命》根据上海、苏州比较系统的晚清商会和绅商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参与的政治活动的各种资料，仔细梳理了绅商为什么要革命，绅商怎样在革命洪流中作出选择，怎样与其他阶层合力成就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的史实。本书由许冠亭著。

晚清的江苏(当时简称苏省，下辖苏州、松江、江宁、镇江、扬州等八府三州一厅)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正因为此，它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性事件中也有其独特性。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民革苏州市委策划出版了《苏省辛亥年》丛书，共计四册——《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绅商也要革命》、《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分别从政府的上层管理者、知识分子、绅商三个社会层面的活动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貌的巨大变化揭示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同时结合苏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质展现苏省在辛亥革命中的个性表现。本书是丛书分册《绅商也要革命》。

《绅商也要革命》仔细梳理了绅商为什么要革命，绅商怎样在革命洪流中作出选择，怎样与其他阶层合力成就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的史实。本书由许冠亭著。

引言

第一章 晚清绅商的形成

 第一节 晚清社会变化与绅商的产生

一、晚清社会变化

二、士绅与商贾的对流

三、绅商的产生

 第二节 上海绅商的形成

一、开埠后上海的变化

二、上海的重要商帮

三、上海的著名绅商

 第三节 苏州绅商的形成

一、开埠前的苏州

二、苏州开埠与苏州的近代化

三、苏州的绅商

 第四节 苏省其他地区的绅商

一、南通张謇

二、无锡杨宗濂、杨宗翰兄弟

三、无锡周廷弼

第二章 绅商的商会网络

 第一节 上海的商会组织

一、传统工商组织的变化

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三、上海商务总会的建立

四、沪南商务分会

 第二节 苏州的商会组织

一、苏州的会馆公所

二、苏州商务总会的建立

 第三节 商会网络及其作用

一、商会在江苏和全国的发展

二、商会的从属和协作系统

三、商会的作用

第三章 抵货运动中绅商与清廷的裂痕

 第一节 抵货运动的来由

一、美国排华浪潮

二、中美续订《工约》谈判

三、寓美华人吁请和抵货手段的提出

 第二节 上海商务总会以抵货为后盾的交涉

一、发起抵制美货运动

二、第一次交涉：对美国使领的敬告与诘驳

三、第二次交涉：向美国驻沪官商的据情力争

四、第三次交涉：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尽最后之规劝

 第三节 江苏绅商的抵货行动

一、上海商务总会宣布抵货正式实施

二、江苏各地绅商的响应

三、《曾少卿留别天下同胞书》

 第四节 清廷由默许转向压制

一、抵货运动初起时清廷的默许

二、清政府的改变与抵货运动的终结

三、绅商与清廷的裂痕

第四章 挽回利权中绅商与清廷的抗争

 第一节 路权之争与绅商自觉

一、吴淞铁路的兴废

二、沪宁铁路的排债斗争

三、绅商挽回利权的自觉

 第二节 废除苏杭甬草约的斗争

一、苏杭甬草约与杭州铁路的冲突

二、废除草约与签订正约的较量

三、苏省铁路公司的建立

 第三节 自办铁路与借款筑路之争

一、借款与筑路的分设之议

二、进京拒款与部借部还

三、继续拒款中与清廷的决裂

第五章 立宪运动中绅商对清廷的失望

 第一节 立宪之议与预备立宪公会

一、立宪之议

二、预备立宪

三、预备立宪公会

 第二节 江苏咨议局

一、吏治败坏与咨议局之设

二、咨议局与两江总督的冲突

三、咨议局支持南洋劝业会及裁厘斗争

 第三节 速开国会请愿活动

一、对假立宪的担忧

二、对真革命的恐惧

三、第一、二次速开国会请愿活动

四、第三次速开国会请愿

第六章 革命洪流中绅商的选择

 第一节 武昌首义后绅商的反应

一、革命者的理想与执著

二、江苏的商变及对革命方式的考量

三、张謇由立宪转向共和

四、苏州绅商的观望和信心

五、上海绅商沈缦云等的革命准备

 第二节 绅商与江苏光复

一、绅商与上海光复

二、绅商与苏州光复

三、绅商与无锡、镇江、南通、扬州、常州等地的光复

四、绅商与南京光复

 第三节 五色旗下的期待、失落与奋斗

一、政治期待与奋斗

二、经济改革与商会改组中绅商体制的结束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徐润(1838—1911年)，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人。徐润15岁时跟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他极其勤奋好学，又有悟性，所以深得洋行上下看重，19岁已获准人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不久，接任副买办之职。徐润在升任副买办的第二年，就为自己报捐了一个光禄寺署正的官衔，后来又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之衔，并报捐花翎。徐润通过捐纳官衔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使他在与其他商人做生意时获益，而且在他代表洋行同官府打交道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有官衔的商人才能以平等的社会地位同官员交谈。1866年，李鸿章调兵到浙江、福建镇压太平军余部，徐润用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帮助李鸿章转运军需物资，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向清政府保荐，加徐润四品衔。由此，刚至而立之年的徐润就成为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他拥有雄厚的资产，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通过蛛网般的商务关系掌握了广阔的市场和货源，并且和官场也有了一定的交往。在外商眼中，徐润是一位神通广大、能招财进宝的理想代理人。而在中国商人中，领导着同业公所，又有着朝廷官衔的徐润也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在新增口岸烟台、天津、镇江和芜湖、九江、汉口等地设立分行。徐润成为统领各分行的总买办。他预见到发展黄金水道长江的航运业将大有前途，于是购置江轮、船坞，组成一支实力雄厚的航运力量，将发展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他还将贸易活动扩展到日本的长崎、横滨、神户等埠。这个时期，宝顺洋行上海总行和各分行每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白银数千万两，盛极一时。徐润作为洋行的总买办，经手巨额进出口生意，可以按上海洋商总会规定提取3％的佣金，由此，他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风潮，很快波及上海，许多洋行破产，宝顺洋行也未能幸免。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开始自立门户经商。这时，他在洋行时所学习和积累的进出口贸易经验，与各口岸建立的商务关系，所掌握的广阔的市场、货源以及积累的资本，都为其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已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利润。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还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在经营茶叶的同时，徐润敏锐地看到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便开始放手投资房地产业。徐润用已有房地产作抵押，从钱庄和银行贷得资金，购置新产，再将新产作抵押借贷，以层层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投资房地产业。他洞悉上海租界的拓展趋向，就在未来的交通要区以低价买进土地，待经营至半开发状态便以高价售出，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购置更多的土地。至1884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200多万两白银，从而拥有地产3000多亩，其中300多亩已建房屋，共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屋2000多间，每年可收租银12万余两。他先后和华商、外商合创了上海地丰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业广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等。这时的徐润，虽然难与洋商相比，但在华商中已是“地产大王”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曾使徐润的房地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并未丧失信心，而是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又在上海、天津、塘沽、滦州、北戴河等地购地建房，炒卖地产，获利甚丰，新建成的房产每年可收取大量租银，发展前景颇为可观。

徐润在创办和经营轮船招商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局设在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1873年，招商局资金筹措尚不足白银20万两。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因总办唐廷枢兼办开平煤矿等其他诸务，一年中有大半年不在局里，招商局实际上由徐润主持。在随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时，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银，徐润本人首先附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人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普遍反响，入股者踊跃，100万两很快招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另外招徕亲友继续入股。这样，由徐润经手招集的股金占招商局全部资本一半以上，使招商局资本充实，运作自如。徐润在主持局务期间，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明确规定招商局的经营以揽载为主，漕运为次；并开办保险公司，承担营运风险。这家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在它的草创时期，不仅经受住了来势汹汹的外商联合抵制与压价竞争，而且不失时机地收买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使招商局的规模和实力大增，从而控制了长江航运、沿海航运的大部分经营权，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P26-28

“绅商”一词，据马敏先生考证，始于近代，至20世纪初年，各种报刊文献中已是不胜枚举。这说明晚清时期士绅与商贾问相互渗透、相互合流，已逐渐出现了绅商这个特殊社会阶层，清末新政中的通商惠工、发展实业等措施更促成了绅商群体的形成。而商会的建立及绅商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增强了绅商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动员能力。清廷的政治体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并无改进的迹象，弊端日益暴露。在各方推动之下，立宪之议作为新的改革举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绅商的一系列政治参与于是发生。

晚清江苏全省共辖八府三州一厅，它们分别是：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太仓州、通州、海州以及海门厅。上海县在行政上隶属松江府。无锡当时分为无锡、金匮两县，隶属常州府。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称省垣。两江总督衙门驻江宁(今南京)，称省城。江苏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江南财富甲天下，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苏州是明清时期全国最闻名的繁华工商业都市，上海则在开埠后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会，镇江、无锡等城市的工商业也相应有了起步，通州则有张謇兴办工商业，其他如江宁、常州、扬州、徐州、海州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近代工商企业。江苏传统的工商业者与新式的工商实业者结合而成的绅商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总人数为2578人，占全国总数的11.71％。他们跨居绅士和商人两大社会阶层，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成为一个活跃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特殊社会阶层。

绅商阶层的形成与商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推动的过程。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建立为国内商会之肇始。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为全国依据《商会简明章程》建立的第一个商会。之后各地商会陆续成立，江苏的商务总会及商务分会从1902年到1912年历年累计总数为67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浙江、四川两省。没有统计的商务分所远超全国，绅商的社会影响力开始从大城市延展到中小城镇。江苏的商会包括总会、分会、分所等，相互之间宗旨相同、规章一致，组成了一个层层统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地商会还有体育会、商团、商学会、自治公所、市民公社等从属系统，并包括学务、农务两大系统和禁烟会、龙会等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协作系统。

绅商在参与公共事务中，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增强，他们意识到只有取消不平等条约才能为中国的工商企业争取到发展的条件。同时，绅商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他们凭借商会动员集结力量，对政府的行为施加一定的影响，这期间也往往产生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矛盾，绅商要革命，正是这些矛盾不断累积以至于发生冲突的逻辑演绎和最终选择。

1905年中美续订工约交涉的波折，给予绅商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上海商务总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而成功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商会立即响应，绅商领导各地运动也次第展开，全国各阶层及海外华人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绅商在抵制美货运动中，与清廷的裂痕也开始出现。他们虽然在运动中十分活跃，但实际却未能摆脱政府自始至终的利用和控制，而商会对政府外交的影响最终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权衡与决策。淮安士商非常激愤：“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订约自订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苏州绅商黄驾雄也指出，“夫中国为二千余年老大之专制，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独行，国民纤芥不得预闻。内政之腐败在是，外交之失策亦在是，现今略施教育，顿使雄狮睡醒，振摄精神。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黄驾雄的观点表达了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对封建制度的反对，也表达了必须由民众主宰中国前途的政治理想。

绅商领导的挽回沪宁铁路、苏杭甬铁路路权的斗争是全国挽回利权运动的一支激流。当时，外务部在外国政府及公司的压力下往往“始争终让”甚至有求必应，导致利权丧失。绅商并非不知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发展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输入外资必根据国家的能力，并有完善的法律规章作为支持，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收回利权。外国人对中国利权的控制，除了铁路、矿山而外，无论其为农为工为商，几乎都有一网打尽之势。所以中国不想振兴实业则已，如果要振兴实业，就必须从收回利权始。江苏绅商先则谋求挽回沪宁路权，继则与浙江绅商共同进行挽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他们设立苏省铁路有限公司，坚持商办铁路，力拒外款，明知其难而不畏其难，增强了团体在困境中的凝聚力，扩大了各商埠之间的联络，促进了与各地商会和绅商之间的联合，遂使保路风潮演化出一场革命运动。

恐惧真革命的绅商更担忧假立宪。在以张謇为领袖的绅商看来，如果以宪法代替专制，并且迅速实行，就能消弭革命。于是，他们在奔走相庆清廷终于宣布预备立宪之时，开始了推动宪政的一系列行动。绅商在建立预备立宪公会、参与建立江苏省咨议局、速开国会的三次请愿活动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预备立宪公会以上海为基地，联络江浙两省及全国绅商为主体的立宪派，以筹办宪政为中心，成为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以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与各地商会及士绅联合，维护权利，认真议政。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过各省咨议局后，评定江苏第一，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隶、湖南、安徽、江西、山东诸省在伯仲之间；福建、广东未能评定。张謇提出国势艰危，建议朝廷应提前到宣统三年即1911年召集国会。为此，他发动全国的咨议局与商会、教育会等派代表到京师向朝廷请愿速开国会。清廷预备立宪的计划被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年)完成，比原来的9年筹备计划缩短了3年，但并没有满足主宪派1911年召集国会的要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绅商在革命洪流中从立宪转向共和。上海绅商首先行动，与革命党、立宪派共同完成了上海的光复。上海与苏州的绅商又推动江苏巡抚程德全“挑瓦”革命，以最小的破坏实现了苏州的光复，并加速了江苏的革命进程。江苏各地绅商在革命洪流中忙于募捐筹款，支持革命，最终武力光复南京。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清帝逊位，清朝“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结束了在全国268年的统治，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绅商在民初国家层面参与政权建设，讨论制定民国经济法规，在地方层面促进全省的政治统一，在城市管理上加强市民公社、商团等自治组织的建设。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实施，促进了工商企业的发展，一时蔚为壮观，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接踵而至的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张勋的丁酉复辟、曹锟的贿选总统诸般丑剧让绅商悲观失望，绅商的参政意志渐趋消沉，内部发生分化，逐渐被新兴的企业家群体所取代。

章开沅先生指出：“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时期绅商的活动早已画上句号，“绅商”也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绅商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参与的政治活动给这场革命加上了这个阶层的深深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尽管关于江苏绅商的历史记录已经不完整了，除了上海、苏州还保存着比较系统的晚清商会资料，其他地区的资料已经非常零散，一些绅商的经历活动也难以考证，但我们还是应该根据所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借助徐鼎新、马敏、朱英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去仔细梳理一下绅商为什么要革命，绅商怎样在革命洪流中作出选择，怎样与其他阶层合力成就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对于绅商的了解，始于故乡宜兴芳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他的父亲周文伯先生就是芳桥的著名绅商，这位清朝的秀才从土地出租转向工商经营，并且创办学校，从事地方公益事业。就宜兴来说，储南强先生被选为清末江苏咨议局的议员，在辛亥革命宜兴光复中成为民政长。后出任南通县长，与张謇交谊深厚。离开仕途后整修开放宜兴善卷洞、张公洞，被誉为“中国溶洞旅游开创者”。

1982年我就读苏州大学历史系，那时正是章开沅先生指导马敏、朱英与苏州档案馆合作整理商会档案的初始阶段，我们班级协助撰写苏州商会档案资料的文摘卡片，有的同学会对信函上的大龙邮票一声惊呼，但对绅商活动及组织的历史地位并无太多的了解。在这期间，徐鼎新、马敏、朱英、屠思华等陆续发表有关绅商与商会的论著，绅商与商会的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996年起我开始从事商会与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开始了系统的资料搜集工作。苏州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所藏资料让我对绅商的活动有些着迷，但也增添了对历史研究深不可测的畏惧。因是，到了迎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去年7月，接到《绅商也要革命》这个写作任务，也就有了近乡情更怯的那种欣喜和忐忑的纠结。

欣喜，首先是觉得的确应该通过这难得的百年纪念，较为真实地展示江苏绅商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与地位；其次是因为通过十几年的学习，对绅商的了解已从个体印象进入到了群体及其商会组织，写起来难度不会太大；再次就是身为江苏籍，身在江苏的高校，写一个江苏绅商的读物，可算是从小至今喝太湖水的一种回报，也有像跟父老乡亲拉家常似的那种温馨喜悦。忐忑，首先总感觉《绅商也要革命》的书名，似乎与其余几本的书名不太协调，如何在“也要”上做文章并统一到“革命”的目标，内容的安排让我举棋不定。其次是绅商、商会史的研究，在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已有很深人的成果，徐鼎新、钱小明的合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及相关论文，对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进行了深人研究，其提出的“绅商领导体制”为学界推重；马敏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非常出色，独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则“构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马敏、朱英的合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被国内史学界誉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怎样既博采众长，又避免重复并且一以贯之，舍与得之间难以定夺。再次，我是第一次写作有关绅商的历史文化读物，全书结构和写作范式如何定位，学术性和普及性如何兼得，在写作实际进度和写作预期目标上左右为难。

在欣喜与忐忑中开始的写作，走过许多必要和不必要的弯路，不时推倒重来，不断修修补补，常感力不从心，却又不甘放弃。好在我总在寻思着如何将那些困扰转化成写作的动力。在思考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编委会设计确定题目的周全之处，按照这个题目来确定编写全书的基本思路。徐鼎新、马敏、朱英等学者的已有研究既助我拓清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论点支撑，也为我提供了许多现成的资料，或为我进一步获取资料提供了线索。刘海女士从编辑的专业角度提出写作的指导意见，86岁高龄的吴竞老师帮我推敲细节，王玉贵、姚传德、夏冰等诸同好给予我真诚鼓励和精诚支持。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叶采《暮春即事》云：“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人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去年炎炎夏日里确定提纲，今年濛濛春雨中完成初稿，立夏之后在责任编辑帮助下反复修改，到梅雨季节终于陆续定稿。在将近1年的写作时间里，难免整夜无眠、心力交瘁，当然也不乏茶清书香、激情飞扬。

写作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对“绅商也要革命”这个命题的解读，本书还有许多误解和无解，期待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点。唐寅《流水诗》云：“浅浅水，长悠悠，来无尽，去无休。曲曲折折向东流，山山岭岭难阻留。问伊奔腾何时歇，不到大海不回头。”惟愿自己在求学的境界上能如小桥流水，桥小而精巧坚固，水流则不舍昼夜。

许冠亭

2011年7月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