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是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的杰出代表，从事教育事业50余年，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过重大贡献。本书是他的教育口述史，讲述了其从事教育事业50余年间的一些琐忆。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这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受难史；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这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

两年以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就约我写口述史。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教师，虽说工作了五十多年，但也就是备课、讲课、写作，都是一般老师要做的工作。只是因为当几了几年副校长，参加了一些会议，知道一些学校以外的事情。但也觉得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记录。出版社很把它当做一回事，刘生全同志又找到我的研究生签约，让她和我谈过去的陈年老账，于是就有了这些琐忆。对我个人来说，倒也是一次很好的回顾，但对别人来讲，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第一章 我的求学生涯

 走进教育百草园

 我在南菁中学

 北上求学

 留学苏联

第二章 我与北师大

 在师大附中

 “文革”开始

 王文宁之死

 “文革”中的逍遥派

 当校长也要有点威严

 创建教育管理学院

 创建特殊教育专业

 筹办北师大燕化附中

第三章 我与比较教育

 一个愚蠢的笑话——我对终身教育的认识

 我和《外国教育动态》

 　我和比较教育学科

 我与比较教育研究会

 我与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第四章 我与新中国教育改革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

 教育立法刻不断容缓

 关于学制问题的讨论

 参加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工作

 中小学教材审定工作

 我与教育技术学

 关于教育现代的讨论

 我与中国教育学会

 教师要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与《教育大辞典》

 我为什么呼吁废除“三好学生”的评比

 我和研究生

第五章 参加总理的教育座谈

第六章 国际交往

 我与横山宏先生

 我与埃德蒙·金先生

 我与菲利浦·库姆斯先生

 我与许美德教授

第七章 教育见闻

 日本教育见闻

 北美教育见闻

 苏联教育见闻

 欧洲教育见闻

 韩国教育见闻

 台湾教育见闻

尾声

后记

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最后一个学年的暑假，教育工会组织的一次横穿克里米亚地区的徒步旅行。旅行队一行十多个人，有莫斯科地区的中小学老师，也有师范院校的学生。我毅然报了名。说是徒步旅行，实际土也只有一小段，约二百多公里路程，但都是山路。我们先坐火车到塞伐斯托波尔，那里设有一个营地。在那里一面参观，一面集中训练了几天，包括徒步旅行需要的一些知识，准备一些用具，还进行了一次演习，来回走了十多公里。

正式出发，我们背着背包，带着必要的食品和饮水，由一名向导带领，第一天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第二个营地。这一天走的路不多，才约三十公里，大概是为了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太累。在营地住了两天，游览了附近的峡谷，参加了集体农场的劳动，还组织了一次晚会。第三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这次背的东西很多，因为前面再没有集中的营地了。一天中翻过了两个山头，走了约五六十公里的山路，到了一座山下，在一个农产家里取出了帐篷、炊具，再次上山。走到山头已经天黑了。大家立即动手把帐篷支起来，搭灶做饭。山上一片漆黑，而且雾很重，我们靠一盏油灯照明。我有一次站起来，只见后面一个大黑影，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灯光把我照到雾上，雾好像一张大屏幕，人影照上去显得很高大，像什么野兽扑过来，真有点吓人。山上很冷，一个帐篷里可以睡两个人，我们都睡在睡袋里，倒也很暖和。

第二天一早起来，把睡袋帐篷收拾好，放在原地，山下的农产会来取走，供下一批旅行者使用。我们又走了一天，到了另一个山顶，那里有一些古迹。晚上就住在一个山洞里。第三天又走了一整天，翻过几个山头，到达了克里米亚半岛上最高的山顶，名字已经忘记了，据说海拔有1000多米，那里像一个小市镇，有一座小旅馆，几爿小商店。我们就在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山高天寒，夜里很凉。

翌日下山，因为此山很陡，靠海的一边几乎是直上直下，因此半天就走到黑海边的小镇阿洛波卡。

阿洛波卡是一个美丽的小镇，也是旅游休养胜地，有美丽的海滨浴场，还有经人工精心设计栽培的植物园，景色如画。小镇十分宁静舒适，充满着俄罗斯情调。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真舍不得离开。

离开阿洛波卡，我们又步行到克里米亚最美丽的小城雅尔塔。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曾在这里聚会，签订了著名的“雅尔塔协议”，小城也因此闻名于壯。那里也是一个休养胜地，附近布满了苏联政府的高级别墅，有点像我国的北戴河。我们在那里参观了雅尔塔会议的会址和其他一些名胜古迹。徒步旅行队也就在此地解散。每个人获得一枚徒步旅行者纪念章，作为完成一项体育运动的标志。

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一路上欣赏了俄罗斯大地的自然风光，而且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是高山峻岭，没有道路，有些地方十分险要。这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长在江南小城里的人来说真是不小的考验，但更让我佩服的还是旅行队里的俄罗斯姑娘们，她们居然能穿着高跟鞋爬上上千米的高峰。旅行队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舞，克服了不少困难，五天内走完了二百多公里的崎岖山路。队里有一对夫妇是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教师，我们建立了深厚友谊。当年十月革命节假日我们曾到他们农村作客，他们用藏在地窖里的香肠、奶酪、上豆款待我们。这种友好的情景，虽五十多年过去了，但至今仍恍如昨日。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特别吸引我的是这种活动的形式和组织。我觉得这是对青少年极有意义的一项活动。它的组织安排也十分周密：旅行是在大自然中，路途并不长，是一般青少年完全可以承受的；沿途设有几个营地，在那里可以休整和补充食品；每个小队有一名向导，他领着大家走，虽然走的都是崎岖小道，但向导是很熟悉的，哪里可以休息，哪里有泉水，天黑之前一定会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旅行之前还有几天训练和准备的时间，如果不适应，中途可以退出。(周蕖曾经也是这个旅行队的队员，但走了第一站就坚持不下来了，那时她正患着关节炎，后来在第一站营地里遇到一位苏联将军，就用吉普车直接把她带到阿洛波卡。)我在想，这种活动我们中国不是也可以组织吗?共青团可以组织这种活动，旅行社也可以组织这样的活动。当然要从教育着眼，光从赚钱考虑就难以组织得好。

我们学校有很多国家的留学生，仅我们班上就有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的同学。第一、二年宿舍里住的是朝鲜、蒙古的留学生。第三、四年住的是德国、匈牙利的留学生。我们友好相处，正如一个国际大家庭。

我在苏联留学的五年是中苏关系最好的年代。苏联百姓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特别是我们刚到苏联的1951年，我国志愿车把美国人打回“三八”线。苏联老百姓把我们留学生当英雄看待，处处给我们最优惠的待遇，例如购买电影票可以免排长队。当时学校旁边有一个俱乐部，我们常去那里看电影。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一有新电影，就给我们留学生最好的座位。这五年享受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但据说现在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不太受欢迎，这固然因为时代变化了，俄罗斯也变了，民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但恐怕我们的年轻留学生也变了，不像我们当年那样认真读书了。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当然希望大环境能够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我们的留学生也要学会自尊自爱，发扬老一辈留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这是题外话，但是有感而发。

1951年8月到1956年7月，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留学生在苏联生活了整整五年，这是一个在中苏合作时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难得和重要的机会。P27-30

两年以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约我写口述史。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教师，虽说工作了五十多年，但也就是备课、讲课、写作，都是一般老师要做的工作。只是因为当了几年副校长，参加了一些会议，知道一些学校以外的事情。但也觉得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记录。出版社很把它当做一回事，刘生全同志又找到我的研究生签约，让她和我谈过去的陈年老账，于是就有了这些琐忆。对我个人来说，倒也是一次很好的回顾，但对别人来讲，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感谢出版社的热心、研究生李敏谊的辛苦。

顾明远2005年暑假识于北京求是书屋

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致敬

我的导师顾明远先生生于1929年，是成长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的杰出代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尝尽了动荡的战争年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的洗礼，参与和领导了改革开放后的各场变革。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这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受难史；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这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洪流中，有的人在各种压力下湮灭了：有的人却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放出绚丽的人生之花，我的导师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新中国的“脊梁”，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们身上的道德风骨、精神追求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光大。

一、顾明远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s)一词是俄国作家彼德·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并从俄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辞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而国外学者则从功能上去定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推动和传播知识以及阐明其特定社会价值观念的人们”。还有高尔基令人震撼的定义：知识分子——“这是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们”。

对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是外来词，这个词的意思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孔子曰：“士志于道。”“道”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就是一种价值准则。从屈原到曹雪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成丁关于责任和人格的传统，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先天卜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疾首砭时弊，挥汨书民情”。顾明远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内心的真诚与人格的坚挺让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他们既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也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他们是有理想的一代，但现实对他们也是残酷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挤压着他们，使得他们变形、分化，经受着坎坷的历史命运。他们是奋斗的一代，尽管奋斗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他们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勇往直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是光荣的一代，因为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打好了基础；他们是有梦想的一代，有着一颗奔腾的心，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呕心沥血。尽管他们历尽劫难，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可以说，这一代知识分子堪称新中国的“脊梁”。这一代知识分子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振兴中华的进行曲。

顾明远先生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基斯洛夫斯基曾经说过：“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透过典型人物的命运，我们可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感受到社会历史的变迁，正如“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会长，顾明远先生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亲历了和领导了改革开放后多次重大的教育讨论和变革，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如果从顾明远先生1948年当小学教师开始算起，那么可以说先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把他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虽然这当中有好几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苏联的列宁师范学院求学，但是先生始终没有离开教育这个大领域。50多年以来，顾明远先生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中学校长、师范大学的教师、系主任、学院院长以及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务。可以说，顾明远先生经历了学校教育的各个层次。既教过节，又做过教育行政工作；既做实际工作，又从事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后，顾明远先生更是通过理论研究、实地调查、上书直言等多种形式参与和领导了多场教育变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这些精神都需要我们这些后来者传承和发扬光大。

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顾明远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白手起家”的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交给他们的使命，义无反顾地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则任重而道远。

当代中国不仅面临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同时面临着知识经济和后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机遇。这是一个众神狂欢、群魔乱舞的时代。正如狄更斯面对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代状况，曾作了坦率和真诚的表述：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反思当代知识分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尼采曾经说“上帝死了”，利奥塔则声称“知识分子死了”。所谓“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官僚统治一切、市场逻辑无孔不入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失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忘掉了自己的灵魂、道义、价值、根本归宿和存在意义，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感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世俗化与功利化成为他们的主导价值观。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跨越。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他们身上所背负的“道德十字架”以及建立于其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身份感，在这个迅速的转型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转型所带来的疼痛感和断裂感。这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命题的现代性翻版。

如果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既不能成为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也不能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那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看看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所走过的道路吧！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没有哭哭啼啼，他们就是要有为，就是要改变世界。顾明远先生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还是一位“胸怀祖国，走向世界”的社会活动家。他在身体力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作为一位“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的博学者，顾明远先生已年逾古稀、耄耋在望。但他还在为中国教育的明天而奔走，还在不知疲倦地默默耕耘，真可谓“烈士暮年犹赤子，书生逸气在青衫”。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无缝连接”，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人生真谛。布迪厄曾经在《走向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当代世界中知识分子如何从特殊走向普遍，从捍卫知识的自主性，进而介入社会，也就是“入世而脱俗”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作为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将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并赋予超越的批判性意义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我们如今又处在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对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的使命是用知识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走与人民生活相结合的道路，体悟人生的真谛，以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尽心。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三、顾明远先生和我

当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就读本科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坐在当时校长颜洋贤教授的旁边。颜校长可能对我这个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有点印象，很关心地问我毕业的打算。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豪情壮志在我胸。我表示要考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特别是想读顾明远先生的研究生。我还记得当时颜校长皱了皱眉头说，好像顾明远先生现在已经不带硕士了。我当时真是无比失望，但是又在心中暗暗给自己加油，我一定要努力考上顾明远先生的博士。结果2003年真是天遂人愿，我非常幸运地投身先生门下，得到他亲身的教导，耳濡目染先生的道德文章。其实从2000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来，先生就给我们这群研究生上课。那时候研究生人数还不多，先生都认得我们。有一次先生因病住院，我跟着硕士导师去探望先生，先生一眼就说出我们谁谁经常在所里看书，真是让我们这些小辈们诚惶诚恐，更不敢造次了。

进入师门后，我真的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教育的百花园，先生为所有学生打开了一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大门。先生的大师气象，先生的“自主且入世，入世而脱俗”让我们这些学生终身受用。有师兄曾经这样描述先生：“他有菩萨的心肠、佛祖的胸襟、大师的眼界、先生的气度，宽容学生个性，包容晚辈奇想，使我的自由心灵得到了灌溉和滋养。”我将用一生的追求和创造去回报这种无比宝贵的心灵自由与宽容。

在先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多优秀弟子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也是资历最浅的。能够参与这个事情首先要感谢顾明远先生对我的厚爱，让我这个空有满腔热情的“初生牛犊”担此大任。其次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教授和编辑刘生全老师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张斌贤教授在着手筹备阶段，从专业角度给了我很多的真知灼见，让我如虎添翼。另外还要感谢师门所有师兄师姐对我的帮助。最后要感谢《科学时报》记者李晨和滕珺同学的“拔刀相助”。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是在“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对我本人而言，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精神洗礼。说真的，当初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确实是仰慕先生是教育界的泰山北斗，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对于泰山北斗是怎么“炼成”的，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直到能够拜读先生门下，特别是能够有幸聆听先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那真是一个“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艰苦历程，原来泰山北斗的“炼成”要经历如此的“沧海桑田”！这也让我更加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我是跟随改革开放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我们是享受战斗成果的一代。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当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国家要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这一代人正是40出头、风华正茂的建设者。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的经验和教训，铭记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传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看到我协助先生所整理出来的口述史，我真是心中有愧。先生考虑到我博士论文的压力，在关键的时刻喊停，怕耽误我的学习。我非常希望这仅仅是故事的序幕，我愿意继续“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如果文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肯定是因为时间仓促，我整理得还不够细致，请大家批评指正。

李敏谊

2006年10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