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
蔡锷的一生除了勤奋、刻苦、沉着、冷静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是被人称道的一个重要特点。蔡锷死后,还负债三四千金,不得已靠恤金和友人资助得以偿还。他反对为其后人谋取特权,因此,他的后人都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
蔡锷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谢本书编著的《蔡锷》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陶成章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和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蔡锷》是“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之一,由谢本书编著。
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
《蔡锷》翔实记录蔡锷短暂的一生,重点叙述其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反清起义,建立了辛亥云南军都督府,实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二是在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时期,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取得了重大胜利,立下了特殊功勋,被称为“讨袁名将”、“护国军神”。这两件大事,奠定了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蔡锷的一生勤奋、刻苦,性格沉着、冷静,而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更是被人称道德—个重要特点。蔡锷死后,还负债三四千金,不得已靠恤金和友人资助得以偿还。其事迹和精神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四、滇西问题,矛盾化解
滇西问题,是由辛亥腾越起义而引起的。腾越(今腾冲),在云南西部边地,自古以来是我国内地经云南通往缅甸和印度的交通要道,是滇、缅边境上的商业重镇。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腾越厅治和迤西(滇西)道署,军事上为“腾越镇总兵”的镇署所在地。因此,腾越既是滇西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又是军事上的边防重镇。
同盟会成立以后,也较为注意地理位置特殊的滇西腾越地区。1905年以后一个时期,同盟会员秦力山、黄毓英、杨振鸿等人先后来到这一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杨振鸿还介绍了在腾越地区有相当影响的人士张文光加入同盟会。后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干崖(今盈江)傣族土司刀安仁,也回到了滇西,与张文光等协同进行革命工作。
1909年初杨振鸿发动滇西永昌(今保山)起义失利,不久病逝,此后,张文光、刀安仁、黄毓英、杜钟琦、马幼伯等人继续联络会党和清军,发展革命组织。张文光、刀安仁慷慨拿出家产广泛结交有志反清的爱国志士,发展哥老会首领、新军排长陈云龙等为同盟会员,并逐步形成了腾越地区革命的核心力量。张文光、刘辅国、张鉴安、李治还出面组织了“自治同志会”,以协助清政府推行“新政”、促进“立宪”为名,发展革命势力。他们深人到南甸(今梁河)、干崖、勐卯(今瑞丽)等傣族、景颇族地区,联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
1911年3月,广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张文光等人根据孙中山的印信和革命方略,决定在腾越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因事机不密,被腾越地方政府侦知,清军腾越总兵张嘉钰和腾越关道耿葆奎决定逮捕张文光、张鉴安、李治等人。张鉴安与腾越厅同知温良彝私人关系较好,得到告急信,通知张文光、张鉴安逃往缅甸,遂免于难,但“自治同志会”却被清朝地方当局下令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文光得到消息,连夜从缅甸潜回腾越,召集革命党人在宝峰山上的宝峰寺举行了秘密会议,研究了起义的步骤和方法。他们决定通过清军中的革命党人陈云龙、李学诗、彭萁等人,夺取驻腾越陆军七十六标三营的两个连队和巡防军第四、五两个营的兵权,用军队的武装力量夺取腾越军政指挥机关。10月24日,驻腾越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利用野外操练的机会,在叠水河的五皇殿举行了秘密的誓师大会。会上决定10月27日发动起义,议定了军事部署,并通过了起义军的军纪和禁令。
10月27日晚7时,腾越起义爆发,张文光亲自率领革命党人,袭击巡防第四营,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同盟会李学诗作内应,击毙了这个营的管带曹福祥,夺得了指挥权。同时,陈云龙在新军第七十三标三营,彭萁在巡防队第五营,分别处决了抗拒革命的军官,率领队伍起义。经过一夜的战斗,起义军占领了腾越全城。清军腾越总兵张嘉钰吞金自杀,腾越关道宋联奎投降,腾越厅同知温良彝潜逃。于是,腾越起义宣告成功,腾越街头飘起了起义军的九星旗帜。
10月28日,起义军将领及自治局绅商学各界在腾越自治公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滇西军都督府,推举张文光为都督。次日,刀安仁率军从干崖赶到腾越,遂又成立滇西军第二督府,推刀安仁为第二都督。以陈云龙为起义军都指挥,李学诗、钱泰丰、彭萁为统领,以“九星旗”为军政府旗帜,并扩大军队,扩大起义成果。发出布告声明,腾越起义是孙中山革命方略指导的结果,目的是要“驱除满奴,恢复腾越”,“自今日起,同:享幸福”。同时指出,实行国民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布告宣布了起义军的暂行条例,规定起义军人不守纪律者斩;假威借势、逼迫民间财物者斩;焚劫民间财物者斩;冒充军人名义、下乡滋扰者斩;借公下乡、苛派穷民者惩治;开场聚赌者罚等。纪律是比较严明的。 (《滇事先复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15页)
军政府受到城乡各族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英缅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滇西腾越起义是云南响应武昌起义的首次起义,比昆明重九起义还早三天。滇西军都督府是云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都督府成立后,决定推动全滇革命事业。张文光决定,分兵三路,向云南尚未起义的地区进军,以扩大革命成果。以彭萁率方旭等营出击永昌,以李学诗率李干鲁、宋葆奎、李光斗等营出击顺宁(今凤庆),以刘德胜等率领一营出击云龙,计划在大理会师,而以陈云龙所率部队作为后援。
彭萁部到达永昌,驻永昌清军管带罗长庚抗拒革命,被歼灭;永昌知县毛汝霖自杀。李学诗率部进入顺宁,刘德胜率部经高黎贡山,收抚老窝、梗鲁各土司大部分地区,声威大震。起义军占领永昌后,张文光命彭萁为永昌军统领兼管民政,安抚地方;命陈云龙以都指挥名义,率部继续往大理方向前进。
陈云龙率部到曲洞耐,永平知县蒋树本投降,被陈任命为所部总参谋。这时,昆明已爆发了“重九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大理新军响应昆明行动,宣布反正。这样,云南就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云南军政府蔡锷、李根源等通电,要求滇西军政府服从省城,撤回军队,不要继续进军大理。张文光得电后,命陈云龙驻军永平,听候与省军政府的协议,不要冒昧前进。
其时,滇西起义军沿途收容会党和降军,已扩充到29个营,共3万余人,但军纪涣散,指挥失灵。蒋树本不听命令,陈云龙的部队又自以为政,仍继续东进。大理新军派出代表周霞、马骥二人到合江会见陈云龙,说明昆明已起义,大理已反正,请求军队不要继续前进,或派代表到大理谈判。但是未能说服腾越军,陈云龙、蒋树本率军继续东进,于是,大理派兵到合江一带阻止。大理军与腾越军相遇于漾濞附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连续三日,结果陈云龙军大败,死亡达300余人,始收军于太平铺。这样,滇西问题产生了。如果进一步发展,将影响全省的光复和稳定。
云南军政府为了妥善解决滇西问题,蔡锷任命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李根源,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全权处理滇西问题,滇西53州县,皆委托李根源处理。此时李根源还是同盟会云南支部长,虽然只是云南军政府的二把手,却是大权在握的,有权处理滇西任何问题。当张文光得知李根源即将来滇西时,立即致电蔡锷、李根源,表示欢迎,张文光对李根源赴滇西解决滇西问题抱有很大希望。 李根源滇西之行,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致电张文光,希望和平解决滇西问题;另一方面也作了进军永平、腾越,迫使腾越军就范的准备。所以,李根源以缪嘉寿为参谋长,带着刘祖武一个团和炮兵、机关枪队,声势煊赫地向滇西推进,于1911年12月17日到达大理。
张文光深明大义,愿以和平方式解决滇西问题。张文光的部将彭萁、李学诗、刘德胜等不仅是同盟会员,而且又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与李根源有师生之谊,加上李根源是腾越人,与张文光等有乡情。因而,滇西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很有希望的。
李根源到达大理时,张文光派代表张文运、张鉴安等九人前往欢迎,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判。李根源向滇西军政府提出了九条要求:主要是裁汰兵勇,停止捐派,军队不干预地方政治,军票即日停发,将主要涉案人员刘竹云、张文焕等交案审讯酌办,腾永公推多人到省,共同办理庶政等。张文光在收到条件电文后,复电同意。这就是说,滇西裁军,地方官由省任命,j惩办肇事将领等,滇西军政府全部接受。张文光还邀请李根源赴腾越。
1912年2月1日,李根源率兵进驻腾越,委张文光为腾越镇军门,专管腾越军务,从而撤消了滇西军政府。同时,惩办了永昌兵变的首领黄鉴铎(统领)、王太潜(营长)、诛谬叛变官兵300余人,裁兵万余人,还处理了不法官兵、惯盗、劣绅、土棍、贪官等千余人之多。李根源后来也承认,所诛之人,难免有冤情者。
李根源在滇西同时采取了一些民主性措施,增设了漾濞、弥度、兰坪三个自治县,在南甸、干崖等大土司区设立行政委员,把分裂割据式的封建土司区域,纳入新政权的统一治理之下;又大力开发闭塞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组织了四个“殖边队”,带着工匠和商贩进入怒江地区,进行开发和整治工作。李根源还派20余人留学日本,兴办了一些中、小学校。这些措施,对于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12年4月,蔡锷通过李根源,任命张文光为云南协都督,驻大理,统辖腾越、永昌、顺宁的驻防军,腾越改名为腾冲。云南军政府强调张文光有两大功绩,即腾越起义和顾全大局两端。滇西问题,滇西冲突矛盾,总算化解了,和平解决了。这样,云南两个军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存在了,全省统一了,这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对蔡锷、李根源在解决滇西问题过程中,因为多杀了一些人,历来有所指责,不过其主要的方面还是应该肯定,是顾全大局的。而张文光领导腾越起义,功不可没;其后在处理与云南军政府的关系上,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尤值得称赞。一年以后,因“二次革命”的牵连,张文光被害于新任都督唐继尧之手,那是后话,与蔡锷、李根源处理滇西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滇西军都督府第二都督刀安仁,于民国成立之后,因冤案被捕人狱,经孙中山营救出狱,半年后因病去世。刀安仁冤案至今是一个谜,不过这与蔡锷、李根源处理滇西问题,至今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有什么关系。
滇西问题的和平解决,在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中,仍然为各地解决内部危机和矛盾,树立了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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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统治的时代,爆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这就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八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十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辛亥革命开启的革新开放之门,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开启思想闸门、传播先进思想、点燃革命火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站在时代前列,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动势力宣战;他们不惜流血牺牲,站在斗争一线浴血奋战: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愈挫愈奋,在失败中不断汲取和凝聚新的力量:他们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和斗争的目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也才有了以此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最终胜利。当然,我们在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到他们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又要看到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客观条件影响而具有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这是我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应当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就是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苛求前人。
几十年来,关于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也陆续出版了大量的图书、画册等,但仍然不十分系统和完整,有些出版物受到时代因素和其它客观条件的影响,难免有失偏颇和疏漏。在即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刻,团结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本套《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重视。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既可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填补空白和补充资料的作用,同时也是对立下丰功伟绩的仁人志士的纪念与缅怀。
为了保证本套丛书的编辑质量。编辑委员会在民革中央的领导下,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特别是邀请了著名专家金冲及先生、章开沅先生、李文海先生担任顾问,;他们在百忙之中分别对本套丛书的编辑思想、人物范围、框架体例、写作要求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成为本套丛书能够高质量出版的重要保证。此外,参与本套丛书写作的。都是在近代历史和人物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既有对辛亥革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功底,又有较丰富的写作经验和较高的文字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本套丛书的出版。会对推动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重要作用,对弘扬爱国主义,提高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积极的影响。
周铁
201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