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林编著的《1937年大灾难与大牵手/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是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之一种，书稿呈现1937年前后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以及大敌当前，中国面临危亡，民族深陷危难之际，国共两党以抗日大局为重，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抗战局面。

中华民族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历经109年的艰难转折，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马长林编著的《1937年大灾难与大牵手/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在叙述这段“人世之巨变至异”的历史的时候，也试着去诠释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爱好者的共鸣。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第一章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的转变

 二、从劝谏到兵谏

 三、周恩来出面谈判

 四、“三位一体”的解散

第二章 从战场对手到兄弟阋于墙

 一、第一次接触

 二、秘密接触在几条渠道同时开始

 三、一波三折的谈判

第三章 七七事变

 一、卢沟桥的炮声

 二、日本全面侵华方针的确立

 三、蒋介石和宋哲元的应对

 四、平津失守

 五、蒋介石决心抗日和国民政府抗日体制的建立

第四章 华北抗日烽火遍起与根据地创建

 一、红军军事战略的转变

 二、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

 三、大片根据地的创建与扩展

 四、根据地建设

第五章 淞沪战场的激战

 一、大战前夕

 二、空中搏杀

 三、正面较量

 四、桂军参战

 五、无奈的结局

第六章 罕见的工厂大迁移

 一、工厂内迁的提出

 二、冒着战火的拆搬工作

 三、内迁路上

 四、在武汉的短暂停留和再度内迁

 五、对重庆工业发展的贡献

 六、对后方工业建设的影响

第七章 台儿庄血战——一场振奋人心的大胜仗

 一、日军在滕县受挫

 二、激烈的台儿庄之战

 三、大捷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八章 风起云涌的抗战文化浪潮

 一、文化抗战从上海开始

 二、抗战文化主战场转向武汉

 三、声势浩大的抗战宣传活动

 四、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活动

第九章 汪精卫投敌和汪日密约暴露

 一、低调俱乐部的叛逆之举

 二、重光堂协议

 三、汪精卫出走

 四、高、陶与汪精卫决裂

第十章 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与起伏

 一、民主政治的开端

 二、第一次宪政运动

 三、中间党派的崛起

 四、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示范

 五、第二次宪政运动

第十一章 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历程

 一、战争生命线——滇缅公路

 二、远征军人缅第一战——同古之战

 三、野人山的苦战

 四、反攻滇西北的关键之战——密支那之战

 五、惨烈的腾冲之战

 六、中印公路的打通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面临历史命运的大转折。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引起中国各种政治派别高度紧张，国际社会也极度关注。这次事变将会引来什么结果?中国将走向何处?人们心中无底。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大敌当前之时，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各种政治力量竭力斡旋，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局出发，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为后来应对日军的全面入侵兴起全民抗战的局面，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一、张学良的转变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地区，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到达陕北。9月12日，蒋介石将专门负责指挥围剿红军的“武汉剿匪行营”关闭，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让张学良担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西北“剿共”事务。张学良主张抗日，对这次调动，心中并不情愿，但他手下几个智囊却主张他接受去西北的命令。他们认为，在西北可以与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必要时可以与蒋摊牌，实行分治割据。“剿共”是蒋介石的国策，张学良难以改变。要“剿共”就要打仗，对于东北军来说，只有打胜仗才能保存实力。张学良判断：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装备又差，是十足的弱兵，而他以lo倍之众人陕“剿共”，取胜是没有疑问的。由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要他主持西北军事的任命。

张学良抵达西安后即率东北军主力，加上陕、晋、宁、甘、绥等省的地方军队，约10多万人，对中共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①在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看来，陕北原有的红26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剽悍的红25军虽然已到达陕北，也是疲惫之师。所以用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围剿”这一支七八千人的红军，一定可以稳操胜算。如果在陕甘“剿共”取得“成绩”，他们就可以在陕甘暂时立足，对蒋介石亦好交代。

但是，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剿共”战争心存疑虑。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们亲身受到亡省亡家的痛苦，内心充满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受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三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他们的抗日要求日益强烈，所以很不愿意同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

蒋介石组织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其目的是打算消灭陕北红军。这次是南攻北堵，以东北军为主力，加上晋、陕军和马鸿逵部骑兵等第一线部队，共动用了16个师，约15万人。9月15日，王以哲部占领肤施(后改名为延安)。但在16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17日决定成立红15军团，约7000人，决定南下攻击王以哲部，打破第三次“围剿”。红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先围甘泉，10月1日在崂山设伏。此战王以哲部第¨0师师长何立中重伤逃走，死于甘泉，参谋长范驭州阵亡，两个团长杨德新、裴焕彩，一个自杀，一个被俘。10月25日，红军又消灭了在榆林桥筑碉固守的王部第107师第619团及配属的一个营，俘获了团长高福源。这惊动了张学良。仅对红军一次“围剿”，东北军就损失兵力近两个师，折损了师长、参谋长、团长10人，这是东北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使张学良想靠打胜仗保存东北军实力的幻想破灭了。

10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的心情很不好。对于此前东北军在“围剿”红军时所遭受的损失，蒋介石对他既没有什么安慰，军政部长何应钦还要对东北军减发军费，取消两个师的番号，他挨了红军的打，受了中央的气，所以临来之前，心里很不高兴。到了南京，飞机场上冷冷清清，只有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同以前他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每到南京，总有何应钦、宋子文等一大群高级文武官员前来迎接的场面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11月下旬，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第109师全军覆没、牛元峰师长阵亡和第106师也受到损失的消息，这更使他又气又急。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下去，要不了一两年，东北军岂不就全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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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问，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 O()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问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歆动中国人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人彼和自浅人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人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1860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1860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1860年相比，1895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1895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人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人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1901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问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柢，立宪与革命相角柢。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1937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年、1860年、1895年、1901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与19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19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19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人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问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扦格。由于是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扦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30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170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170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170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