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知道，神和仙来到人间的都是好人，像七仙女，像织女，像白娘子，可例数《西游记》，无论是从天庭，还是从西方偷跑出来的，在人间都成了妖魔鬼怪。他们为什么都要在人间做妖怪，而不做凡间的好人呢？现如今，年龄已大的我知道了作者吴承恩的深意，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来到人间就要做妖魔鬼怪了。
从做凡人的状态来看，妖魔鬼怪不可能选择做好人。凡人的人数很多，妖魔鬼怪的数目相对如蚁凡人来说，是少数。其生存状态处于最底层，他们所受到的“大山”压迫更多，所拥有的民权不及妖魔鬼怪的“神权”或“仙权”的万分之一。“神权”或“仙权”等的获得在人看来，几乎都是从高层得来，他们都不是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才智而取得，而是借他人之力，偷他人之物。拥有了这样特权优势，他岂能下界成为一个弱势阶层的凡人。凡人本身不具有和“神权”或“仙权”抗衡的力量，只能成为妖魔鬼怪手下永远的被欺者、被吃者。
由此，凡人所拥有的幸福指数与为所欲为的妖魔鬼怪的幸福指数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人的幸福程度并不完全取决物资的丰富与否，人的幸福还与尊严、自由、权利有关。与妖魔鬼怪相比，人拥有多少的自由、尊严、权利呢？人在如来佛那里，不过是应被他教化的恶人而已。如来佛曾说：“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哪三藏真经呢？“《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惟独没有谈论人的一藏。谈天，是不是谈对天庭的膜拜；说地，是不是说对皇帝的忠顺；度鬼，是不是对幽冥的坚信。无法说清，但可以说，人是不自由的。“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凡人的人身自由被紧紧地束缚在人间，最后可去的地方是如来佛说的地狱。他们没有妖魔鬼怪那种可任意来往各地的自由，也没有可以不受他人制约的权利。能够降伏妖魔鬼怪的，都是他的主人，而惩治凡人的却有无数个。选择受制于一人，还是选择受制于无数人，妖魔鬼怪是会做出非常明智的选择。
《西游记》里，凡人只是被妖魔鬼怪吃掉的一族，并且是慢慢吃掉，绝不竭泽而渔。妖魔鬼怪似乎也懂得生态规律，一下子都吃掉了，以后就没有可吃的了。这似乎是凡间世人唯一可以存活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使他们的生活处于无限凄苦的境地。妖魔鬼怪不是仙女，仙女嫁穷汉不过是穷困、潦倒、懒惰之人一个美丽的白日梦罢了。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正常的愿望时，那他只好寄希望于一个无法实现的一个幻想，幻想中的人是幸福而快乐的。
从做妖魔鬼怪的状态来看，妖魔鬼怪不可能选择不做坏人。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是妖魔鬼怪的生活状态，也是他们逃离他们原来生存空间的一个原因。是自由，还是受管制，不需要多言。当做坏人比做好人更能获得自由、尊严、权利和更多的好处时，无疑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坏人。如果在一个坏人横行天下的制度下，这无疑地可以这样说，是在鼓励或说纵容坏人继续坏下去，继续横行下去。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君主制下，走运的人只是一些卑鄙的骗子、诽谤者和阴谋家。”其实，他们不是走运，而是这个制度需要这样的人物来支撑这个体制，没有了这样的人，没有了这样邪恶的手段，这个制度就没有了依存的载体，妖魔鬼怪是这样制度的必然产物。他们所获得的自由等诸多好处，不过是制度给予他们的一种报酬。与绝对弱势的凡问好人相比，他们的生活状态，那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一个个大小妖魔鬼怪成了那个地盘的大小不一的君主，而这样的君主“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就必须学会怎样不做好事情，并且必须学会视情况的需要与否，采取与之相应的措施。（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所以无数这样的君主，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断的变化着自己的身段。妖魔鬼怪的一个最大的外在特点，就是善于变化，而变化能让他们处于得势状态。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里，说“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这样的门径，对妖魔鬼怪是永远敞开的。
当然，来自上界的妖魔鬼怪，在颠覆了其主子的利益之时，主子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过，出手总是温柔的一手，然后领回了上界。这是共识，不需多言。如此的温柔出手，并不一定是顾惜往日的情感与效命，更多的是数量可观的妖魔鬼怪，已经成为了能弘扬上界法力无边的宣传者或反面教材：服从还是背叛，逃离还是归顺，都在我们的手心里。不过，比起凡人，妖魔鬼怪他们拥有的实在太多了。
我要是妖魔鬼怪来到人间，还能做其他的选择吗？
【原载2008年7月20日《本溪日报》】
P10-13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1915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7－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2012年11月10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当代合集之七》收录了马亚丽、潘旭澜、韩少功、骆爽、王开岭、窥花宝典等14位杂文作家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在这个纷扰多变的年代，我们选择读书悟道，寻找精神安顿之所。
《当代合集之七》中的这些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是非常优秀的杂文。
《当代合集之七》是《中国杂文》系列丛书之一，收录的是我国著名杂文作家马亚丽、潘旭澜、韩少功、骆爽、王开岭、窥花宝典等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