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这本《哈贝马斯(精)》(作者莱斯利·A.豪)是该出版社出版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其中一册。

这本《哈贝马斯(精)》(作者莱斯利·A.豪)是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其中一册。

在《哈贝马斯(精)》中，作者对哈贝马斯的一些重大主题思想进行了介绍和阐释，如“知识批判”、“古典哲学与科学思想中的认知主体”、“话语伦理学的发展”等，且主要集中于讨论那些正面阐述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著作，以帮助读者正确、清晰地认识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把握其富有启发性和包蕴性的思想。

序言

1 知识主体性和兴趣

科学和社会

2 交往普遍语用学

话语伦理学

3 共识

正当性和合理性

合法化

社会和危机

4 现代性

后记

参考书目

在社会科学强调价值中立的意义时，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在哈贝马斯看来，有意要将知识和理论从兴趣、感情或价值因素中分离出来，这再一次证实了现代科学源于哲学传统，而这正是要在描述性陈述和规范性陈述之间作严格区分的理由。

哈贝马斯认为，价值同存在的分离是现代批判的产物，它走上了一条同二者相关联(根据这种关联，理论的初衷是为了产生效果)完全相反的道路。于是，实践同理论的联系被切断了。仍然保留下来的是作为方法论的理论观念和这样一个假设：即存在着一个其结构独立于认识者的真实世界，但是“作为人的教养过程的理论的观念却已经变得不足为信了”。

自古希腊人开始，西方人的理性思想就同人类本性中的情感因素有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情感虽然可以通过哲学来驯化，但它最初却被当作魔鬼。因为在这幅图像中，情感被看成是那些羁绊灵魂和扭曲个人认知意图的诸多兴趣，那么，纯粹理论的实现就依赖于从主体性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而主体性在某种情况下又被当作一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这意味着，排除兴趣对知识的影响并不是要努力把理论从“主体性的困惑”中净化出来，而是相反，即要让主体“从情感中净化出来”。现在所不同的只是不再使用宗教的、象征的手段，不再通过神秘的膜拜方式，而是通过单个主体自身的努力，通过理论的发展以及使之与宇宙秩序和永远不变的存在的抽象规律相等同来实现这一点。

因此，只有通过本体论区分的方法，理论才能真正认识驱魅后的自在世界。同时，纯粹理论的幻想才会被当作防止退回到已经被超越的更早阶段的武器。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纯粹存在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客观主义的幻想，那么，自我本身就不能在纯粹存在的基础上形成。兴趣的抑制属于兴趣本身。

换言之，从本体论而不是从神秘力量的角度来解释世界，需要把本体论的范畴强加于世界之上，这种本体论的理论解释具有避免向早期的宗教观点复归的实际效果。但是，这样做需要严肃看待这个范畴(存在)，把它当作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当作强加于世界之上的解释性虚构。世界必须被当作和存在一样的真实地被构成的东西，独立于主体的干预(input)——否则，我们又要再一次和魔鬼相会。人类需要这样看待世界，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而正因为他们这样看待世界，他们就不能也不必以其他的方式看待世界。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表面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观点：为了满足以不依赖于兴趣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兴趣，兴趣不得不受到抑制(也就是说，以获致一个纯粹的理论为理想)。

如果这一切确实如此，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中本身就隐藏着一份和它宣称的意图似乎不一致的遗产。它继承了希腊传统的理论态度和存在一个有序的、独立实在的世界的假设，但是这些和它试图否认的人类基本兴趣有发生学上的联系。因此，哈贝马斯断言，我们之所以怀疑知识和兴趣之间不被承认的联系存在于科学之中，其原因不在于科学已经远离理论的古典理想，而在于它们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个理想。科学也许已经放弃这个理想的实践内容(那就是说，我们不再把理论的发展看作是科学探索者的道德教化过程)，但是它们仍然保留着这个本体论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创立是由实践的兴趣推动和指导的。

在这里，我们要确定的要点不在于说西方科学大体上渊源于精神上的冲动，而是说，作为西方科学掌握世界的方法之基础的本体论，不一定刚好像它通常设想的那样：实际上，从实践上(或从实用上)看，它是必然的，但是从世界的角度上看，它其实是偶然的。P10-12

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为了克服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之间隔阂，中华书局引进翻译了国际著名教育出版巨头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现为圣智学习集团)的“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Wadswonh Philosophers)。“华兹华斯”是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系列丛书，门类齐全，“哲学家丛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哲学系列”的一种，现已出版88本。这套丛书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每本书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发表过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为本丛书撰稿时以普及和入门为目的，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要言不烦，而不泛泛而谈，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其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作继续阅读之用。由于这些优点，这套丛书在国外是不可多得的哲学畅销书，不但是哲学教科书，而且是很多哲学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书。

“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包括耶稣、佛陀等宗教创始人，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艾茵·兰德等文学家，还包括老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中华书局在这套丛书中精选出中国人亟需了解的主要西方哲学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和加缪等富有哲理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改名为“世界思想家译丛”翻译出版。中华书局一向以出版中国思想文化典籍享誉海内外，这次引进翻译这套西文丛书，具有融会中西思想的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张世英先生担任这套译丛的主编，他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认真负责地选译者，审译稿。张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多年聆听他的教导，这次与他的合作，更使我受益良多。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都是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为基础，翻译信实可靠，保持了原书详明要略、可读性强的特点。

本丛书45册分两辑出版后，得到读者好评。我看到这样一些网评：“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能读懂”；“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是一本通俗的人门书籍”；“集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要在一百来页中介绍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只能是一种概述。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概述很有意义，简单清晰的描述往往能解决很多阅读原著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等等。

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深知哲学的普及读物比专业论著更难写。我在中学学几何时曾总结出这样的学习经验：不要满足于找到一道题的证明，而要找出步骤最少的证明，这才是最难、最有趣的智力训练。想不到学习哲学多年后也有了类似的学习经验：由简人繁易、化繁为简难。单从这一点看，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题词“不懂几何者莫人此门”所言不虚。我先后撰写过十几本书，最厚的有80、90万字，但影响最大的只是两本30余万字的教科书。我主编过七八本书，最厚的有100多万字，但影响最大的是这套丛书中多种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现在学术界以研究专著为学问，以随笔感想为时尚。我的理想是写学术性、有个性的教科书，用简明的思想、流畅的文字化解西方哲学著作繁琐晦涩的思想，同时保持其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我最近提出了“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的主张。我自知“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欣闻中华书局要修订再版这套译丛，并改名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每本书都是讲得清楚明白的思想家的深奥哲理。我相信这套丛书将更广泛地传播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融合在中国当代思想之中。

2013年10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我们置身于不断对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交往似乎变得如此简单，至少是更为迅速和普遍。信息增生毫无止境——其中有些确实能够增长见闻。借用福柯的话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对言说如何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所否定谈论得如此之多。

那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日益理解的时代吗?显然不是。我们进行交往的先进能力(capacities)没有消除，相反，也许促进了仇恨、剥削、经济差异、偏狭以及对别人的苦难的漠视。交往没有导致理解的加深，更不要说达成一致了。

是哈贝马斯全错了吗?不一定。有一点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即我们所纵情的“交往”很少名副其实。我们不去试图相互理解，只是相互闲谈(喋喋不休)。我们所失去的是真正努力地达成一致的相互依存(mutuality)。或许我们时代对这种努力的意义已经失去了信心。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大为不幸了，因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有可能走向毁灭。人类不但具有，而且不得不发展(以避免毁灭)的唯一东西就是一种能力，这不是用来交往(动物中的一种非常普通的特性)的能力，而是自觉追求关于我们如何共同生活的共识以及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这种共识的能力。

毫无疑问，当更少的人被真正邀请参加讨论时，共识是“更容易”达成的。比之于合理有序的社会的自由观念刚刚提出的时代，我们现在的时代更为包容。更多的包容意味着更多的差异，更多的差异意味着采取更多的行动以便相互理解，意味着达成共识越来越困难。我们过去采用的达成共识的方法现在已失去效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方法，进而找到另外的有效途径。相反，放弃理性交往社会的理想——在理性交往社会里，社会原则臣服于对理性的一推论的证明的公共程序，旨在实现相互的理解和共识——而以其它的东西来取而代之将使人不寒而栗，难以接受。

启蒙和解放是一种价值，它们以真实有效地回答“我该怎么办?”之类的问题为先决条件。这些答案不必是整体化的；实际上，答案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它们必须协调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物种——但我们只是一个物种，是一个具有实现相互理解和达成一致的交往能力的物种。正是因为这种能力，我们才得以生存至今。正如哈贝马斯所言：

我对这个论题反思的结论是：只有在多元性声音中，理性的统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尽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终究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在现在只是暂时地得到保证。它构成了现实当中相遇者的多元性背景——即使他们彼此没能互相理解。

尽管我们千差万别，我们能够交流我们的分歧，这些分歧本身显示出我们的相互联系。而且，除非我们自认为天生就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看成相互差异的。我们彼此相异、彼此误解，这一事实正表明了我们确实能够相互理解，但用那些通常的方式不足以使我们相互理解。

难道现代性和理性交往的理想已经死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能得转向尼采寻求答案。在一个少有的中肯分析中，尼采认为，某个陈述是否为真，远远不如相信它为真是否能够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得更切题些。如果谎言对发展是必要的话，它比真理更具有价值。对某些人来说，自我欺骗有时也许比诚实更好。尼采反对绝对观念和价值的有效性。然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理是：为了活动与繁衍，人类必须认定某些假设是有效的。通过理性话语实现相互交往的这种可能性，便是这种假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