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是一位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贵族子弟，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随之而来的，他的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

肖明翰编选的《培根散文精选：世界散文八大家》为柳鸣九主编的“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之一，它囊括了英国作家培根的随笔精华，内容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几百年来深受各国读者喜爱。

肖明翰编选的《培根散文精选：世界散文八大家》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培根《散文集》里的58篇散文，我们选用的是曹明伦先生的译本。

《培根散文精选：世界散文八大家》第二部分选用刘慧和周英两位老师的译本，包括一篇关于谣言的散文、从《新工具论》中节选的“四假象说”、《古人的智慧》一书等内容。“四假象说”是培根哲学思想的核心组成，而《古人的智慧》是培根运用其经验唯物主义思想解读古希腊神话，揭示古人智慧以反观社会现实的重要著作。这些篇章不仅表现出培根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是文笔优美的散文。其实，培根的其他著作，如《学术之进步》和《新亚特兰蒂斯》，都包含不少思想深刻和文学价值很高的部分，是优秀的散文，很值得阅读、欣赏和研究。

总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选本序：划时代开拓者，警句式散文大师

论真理

论死亡

谈宗教之统一

论复仇

谈厄运

论伪装与掩饰

谈父母与子女

谈结婚与独身

论嫉妒

论爱情

论高位

说胆大

论善与性善

谈贵族

论叛乱与骚动

谈无神论

说迷信

论远游

论帝王

论进言与纳谏

说时机

论狡诈

谈利己之聪明

谈革新

谈求速

谈貌似聪明

论友谊

谈消费

论国家之真正强盛

谈养生之道

说疑心

谈辞令

谈殖民地

论财富

论预言

论野心

谈假面剧和比武会

说人之本性

谈习惯和教育

谈走运

论有息借贷

论青年与老年

论美

论残疾

说建房

说园林

说洽谈

谈门客与朋友

谈求情说项

谈读书

论党派

谈礼节与俗套

谈赞誉

论虚荣

谈荣誉和名声

论法官的职责

谈愤怒

谈世事之变迁

论谣言

四假象说（节选）

古人的智慧

附：培根年表

论伪装与掩饰

掩饰仅为一种权宜之策或变通之智。因欲知何时当吐真言或何时当动真格需要敏锐的头脑和坚毅的个性，故较懦弱的一类政治家往往都善于掩饰伪装。

塔西佗曰：“莉维亚兼有其夫的雄才大略和其子的讳莫如深，即她的才略智谋来自奥古斯都，掩人耳目的本事则来自提比略。”塔氏还记述道，穆奇阿努斯劝韦斯帕芗起兵反维特里乌斯时曾说：“我们所要面对的即非奥古斯都那种明察秋毫的慧眼，亦非提比略那种藏而不露的谨慎。”此类智谋韬略和谨饬审慎的确是不同的习性和才能，应当加以辨别区分。因为一个人若是有洞察力，能判明何事当扬，何事当匿，何事当半张半掩，且能看清这扬匿张掩该对何人并该在何时（这实乃塔西佗所谓的安身治国之要术），那掩饰伪装之习性于他就是一种不利的妨碍。但一个人若是做不到明察秋毫，他通常就只能故作姿态，讳莫如深，因在遇事不能守经达权或随机应变的情况下，最好是采取这种往往都万无一失的策略，这就好比目力不济者须缓缓而行。无可否认，古往今来的豪杰行事都光明磊落，都有诚实守信的名声，然而他们就像训练有素的骏马，前进时能判断何时该停步，何时该迂回。而在这种时候，即当他们认为某事非隐瞒不可并真将其隐瞒之时，他们一般都能瞒过世人，因他们坦荡诚实的名声早已远扬，这往往使他们的欺瞒几乎不为人知。

自我掩饰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不露声色，守口如瓶，用此策者可使自己不显破绽，不被看穿；中策为施放烟幕，欲盖故张，用此策者可故意露一些迹象以隐其真；下策则为弄虚作假，乔装打扮，用此策者常煞费苦心地把自己伪装成另一类人。

说到上策，守口如瓶实乃听忏悔的神父之美德，嘴紧的神父无疑会听到许多忏悔，因为谁肯向多嘴的人敞开心扉呢？但某人若被认为嘴严，他就会吸引人来向他倾诉，正如室内的热空气会吸引屋外的冷空气一样，而这种倾诉就像忏悔，只会使倾诉者心灵释然，不会被世人加以利用，所以嘴严者常能以这种方式探悉到诸多情况，尽管世人多乐于宣泄积愫而不是吐露隐私。简而言之，能守口如瓶方有权知道他人的秘密。另外（实话实说），袒露总是举措失当，无论是敞露心胸还是赤裸身子，而行为举止若不肆意张扬，人便可平添几分尊严。至于那些爱高谈阔论的饶舌之徒，他们大凡都既好虚荣又好轻信，因凡爱谈己之所知者往往也会谈论其所不知。故此请记住这句话：守口如瓶既是策略又是品行。而且在这一点上，人的面容最好别越俎代庖司舌头之职，盖面部表情泄心中秘密乃一可出卖其主人的致命弱点，它在极大程度上比语言更引人注意并更使人深信不疑。

说到中策，也就是施放烟幕，此策常不可避免地用在有秘密要保守的时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欲不泄密者必须是个善施放烟幕者。因世人太狡诈，不容你无偏无党，不容你心藏秘密而不向任何一方透露。他们会向你提出一大堆问题，会设法引诱你开口说话，会千方百计地挖出你心底的秘密，结果你若想避免一种违情悖理的沉默，那总会在某句话中露出破绽。即或你坚持杜口不言，他们也可能从你的沉默中品出味道，就如同从你的话语中探出口风一样。至于支吾搪塞，闪烁其词，那只能暂时掩人耳目。所以若不稍稍发挥一下施烟幕的才能，任何人都难以保守秘密，也可以说烟幕好歹是秘密的一层外衣。

但说到下策，也就是弄虚作假，乔装打扮，余以为除某些重大且罕遇的情况之外，此策与其说是计谋，不如说是犯罪。故弄虚作假（即用此下策）成性乃一种恶习。此恶习之养成或是因天生虚伪，或起因于生性怯懦，要不就是因为心中有鬼。而由于不得不掩饰这些弱点，掩饰者便会在其他事情上也弄虚作假，唯恐其作假技艺日渐荒疏。

伪装掩饰有三利：利之一是可麻痹对手，然后出其不意而胜之，盖人之意图一旦暴露就等于向所有对手发出了警报；利之二是可为掩饰者留下条通畅的后路，因一个人若是明确宣布要行何事，他就必须履行诺言，不然就会被对手推翻；利之三是可更好地洞察他人意图，因一个人若是暴露无遗，其对手就不会再向他表示相反意见，他们会干脆让他继续暴露，而把他们的语言自由变成心里的放肆。因此西班牙人有句精辟的格言：谎话可换取实情。仿佛掩饰伪装是发现实情的唯一手段似的。与利均衡，伪装掩饰亦有三弊：弊之一是掩饰真相者往往显得心里发虚，而这种发虚在任何时候都有碍于他射出的箭直中目标；弊之二是假象会迷惑许多也许本可以与之合作的朋友，结果会使作假者几乎是孤家寡人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弊之三亦是最大的弊端，因为以假掩真会使人丧失最重要的行为工具，即失去信任。故最完善的人品素质须兼有坦荡诚实的名声、守口如瓶的习惯、适当的掩饰技巧，以及在迫不得已时才使用的伪装能力。

P15-17

划时代开拓者，警句式散文大师

◎肖明翰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国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被马克思称赞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一个显赫家庭。父亲尼科拉斯·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为继室，是女王朝中权臣伯莱公爵的妻妹。她身出名门，乃英国重要清教思想家和英王爱德华六世老师安东尼·库克男爵幼女，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才识，弗兰西斯为其次子。

培根自幼聪慧过人，深受时人称赞，连女王也戏称他为“小掌玺大臣”。他12岁同哥哥安东尼一道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其导师约翰·惠特格夫特（John Whitgift）博士学识渊博，后晋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剑桥期间，培根开始质疑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经院哲学，特别是那种以三段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无用”（unfruitful）。

1575年12月，培根离开剑桥，按父亲设计，于次年6月进伦敦格雷法学院（Gray's Inn），为仕途做准备。然而，正式学习尚未开始，他又被安排随英国驻法大使去了巴黎。在法期间，他游历广泛，目睹了天主教会和改革派之间的残酷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未来对待英格兰的政治和宗教冲突的态度。

1579年，父亲去世，他回国奔丧，不久回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此后，他一生主要从事司法工作，于1582年成为律师，1586年被任命为法官。父亲的突然去世实际上使他失去了未来在仕途上发展的靠山，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由于排行第八（他父亲与前妻另有三儿三女），为幼子，几无继承权，加之他生性慷慨又爱讲排场，因此经济往往拮据，甚至多次因欠债而遭拘捕。  1581年，他作为康沃尔波西尼选区代表入议会下院，开始涉足政坛。很快以其才干、学识和辩才脱颖而出。他任议会议员约40年之久，但其仕途并不顺利。他虽四处奔走，多方托人，终伊丽莎白女王一朝，也未获任何重要职位。

由于无法从姨父伯莱公爵等权臣处获得支持，培根转而依附艾塞克斯伯爵。伯爵刚二十出头，意气风发，深得女王宠信。伯爵十分赏识培根的学识和才干，积极为他谋求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职位，但由于培根曾在国会带头反对女王为西班牙战争筹款而得罪过女王，所以都未能成功。作为补偿，伯爵竟将自己的私产特威肯汉姆园慨然相赠。1601年，艾塞克斯伯爵谋反失败，女王命培根参与审判，他十分尽责，因此背上卖友求荣的骂名。为此，他在1604年发文为自己辩护，但这个污点未能完全洗刷。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位为英格兰国王，即詹姆斯一世。培根命运终获改变，其兄安东尼生前是詹姆斯的忠诚支持者是重要原因。培根给詹姆斯写信，提醒国王“我那好哥哥对陛下”的“无限忠诚”。詹姆斯继位当年，培根即与300人一道受封为骑士，不过因人数太多，他略感失落。此后，他的仕途颇为顺畅，第二年就成为国王顾问。1607年，他被任命为副检察长，6年后升任总检察长。1616年，他在白金汉公爵的支持下，被任命为枢密大臣。1617年3月，他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在父亲去世38年后，终于重获父亲当年的职位。为此，他身着紫色袍服，凯旋般前往英国权力中心西敏寺。1618年1月4日，培根成为大法官。7月12日，他被授予维鲁拉姆男爵（BaronVerulam）爵位，踏入贵族阶层，并进入国会上院。

那些年，培根可谓春风得意。1621年1月22日，培根迎来六十大寿，广受朋友庆贺，好友大诗人和剧作家本·琼生也前来献诗祝寿。5天后，他晋升奥尔本斯子爵（Viscount St.Albans），到达仕途顶峰。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就在他志得意满之时，危险也正悄悄临近。他的对手在暗中收集材料，准备一举置他于死地。实际上，他们真正的目标是白金汉公爵，然而公爵势力太大，一时难以撼动，因此他们把培根抛出作为替罪羊，试图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3月14日，在新召开的议会中，有人在下院发难。3天后，案件移交贵族院，培根正生病卧床在家，但对指控已有风闻。24日，他正式收到所受指控的书面材料。对他的主要指控是贪赃枉法：作为法官，他收了受审人送的新年贺礼和其他人一些钱财。一开始，培根并不太在意，因为这样的送礼当时十分普遍，而且他也不是私下收受。但对他的指控不断加码，收礼变成受贿，他终于成为160年来第一个在国会受弹劾的重要官员。30日，他承认受贿，但不承认枉法。5月1日，他被剥夺掌玺大臣之职；3日，判决下达：处4万英镑罚金，监禁于伦敦塔，从此不得担任公职，不得进入议会，并不准涉足靠近王宫12英里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重要人物进出伦敦塔在当时是常事，以致议员们和官员将其戏称为“我们的监狱”。判决下达时培根尚在病中，所以直到5月底，他才从泰晤士河上用船押送至伦敦塔，使他避免了穿街过巷必遭围观的羞辱。几天后被国王释放，罚金也被取消，但他的仕途也从此终结。

培根对整个案件的评价是：“我是50年来英格兰最公正的法官，但这是200年来议会最公正的指控。”同他许多著名散文一样，这一说法意义相当含混，但不无道理。一方面，他的确收受贿赂，但他也的确没有在审案中徇私枉法。据学者们研究，由于当时王室政府经费困难，收受礼物或贿赂在当时极为普遍，以致成为许多官员的重要甚至主要收入。连詹姆斯国王也承认，如果“惩治所有受贿之人，我很快将不剩一个臣民”。塞辛指出：“现代学者对这个案件进行的一项全面而彻底的研究表明，培根相对来说是无辜的。”实际上，培根是当时民众和王室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剧烈斗争的牺牲品。培根在给国王的信中言辞恳切地指出了这一点，并预见到更大危机的来临。不出他所料，这一斗争后来演化成20多年后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运动。

不幸中的大幸是，培根现在终于能全身心投入他所喜爱的研究和学术活动。自青年时代起，培根就一直过着学者和官员的双重生活，而且对二者都十分热衷。他曾多年设法跻身官场，后又为加官晋爵竭尽全力，但同时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他在两方面都成就斐然；但在内心深处，他更感到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更适合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他一生中多次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早在1597年初版《散文集》的献词中，他对身体赢弱的哥哥安东尼说：“有时我真希望您的病痛能转移到我身上，那样的话，女王陛下就会有您这么一位精力充沛而富有才干的人为之服务，而我也有理由潜心于我最适宜从事的思考和研究。”多年后，他又说，“就我本性而言，我知道我更适合手拿一本书，而非扮演一个角色。”但他无法抵制功名利禄和在政治上一展抱负的诱惑，他因此常感矛盾和痛苦。在受弹劾后写的祷告词里，他忏悔将上帝赋予的“才智”“误用在我最不适宜之事”，“所以我可以真诚地说，在我人生旅途上，我的灵魂是一个陌路人。”

尽管不断受世俗事物和官场冲突干扰，培根十分勤奋，笔耕不止，著述丰富。在丢官之前他已写出或出版了不少文章著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散文集》第一、二版（1597年、1612年）、《学术之进步》（1605年）、《古人的智慧》（1609年）、《新工具论》（1620年）等。其中，《学术之进步》和《新工具论》是他未能完成的宏伟巨著《大复兴》的第一和第二部，是他的代表作。爱默生曾将《学术之进步》赞誉为英格兰“民族赖以显示其智慧的主要书籍之一”。

1621年，受弹劾离开官场后，培根在生命中最后5年全身心投入他热爱的学术研究，为后世做出比他在高位上远为宝贵的贡献。第二年，他出版历史著作《亨利七世》和自然史著作《风史》。1623年，他出版《生死史》（此书与《风史》一道是他计划中的6部自然史著作中的两部）和大为扩展的拉丁文版《学术之进步》。1625年出版《散文集》第三版。这期间，他还一直忙于撰写另外几部自然史、乌托邦式科幻哲学小说《新亚特兰蒂斯》和其他一些著作。

1626年3月底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在途经伦敦北郊时，这位一生提倡科学实验的思想家突发灵感，要试验冷冻防腐，于是不顾高龄体弱，下车向一位农妇买来一只鸡，将其剖开，用雪塞满。他不幸因此着凉，被送到附近一座农庄，于4月9日在该处逝世。他因试验而去世，象征性地表明，他将一生献给了他极力提倡的科学实验。

培根生活在欧洲社会转型期。西欧正经历罗马帝国解体以来最激烈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不同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处于极为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以天主教为基础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权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合力正改变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许多传统或者古老的思想被赋予新的意义而“复兴”，成为解构传统思想体系、打击封建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思想武器。培根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思想十分复杂，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旧思想和各种矛盾大都集中存在于他身上。维克尔指出，“即使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他身上的矛盾也非同寻常”。尽管如此，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极力推动历史进步。

培根自视甚高，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个宏伟计划，要彻底改造和全面复兴人类知识，建立全新的自然哲学和知识体系。这个宏伟蓝图就是他未能完成的多卷巨著《大复兴》。他认为，根据《圣经》，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初就赋予了人主宰自然的权力和能力，但亚当因违背上帝禁令在失去乐园之时也失去了对自然的控制。他的雄心就是要通过彻底改造人类知识和重组自然科学来研究自然并重新获得人对自然的掌控。他将信仰和知识、神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认为不能用神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而必须创立新的研究方法和建构新的科学体系，开创学术和历史的新纪元。为此，他称自己为新时代的“鸣锣开道者”，爱默生也说他是“科学法则的制定者和深刻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家”。培根思想敏锐、学识渊博，为开拓新时代，为人类知识的“大复兴”，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大自然各个方面，而且深入到社会、人性、政治、宗教、历史、道德修养、人际关系乃至修房建园等几乎所有领域。他在31岁时就充满自信地宣布：“我已把所有知识都作为我的领域。”但培根最值得称道之处并非他广博的知识，甚至也不是他那些充满睿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他毕生提倡的“新工具”，或者说新方法。

自基督教成为西方世界的权威信仰体系之后，上帝和《圣经》就成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经历代神学家阐释的基督教教义和价值体系成为人们认识社会、自然和人自身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培根打破偶像，破除教条，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经院哲学式思维，极力提倡一种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观察之上和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当时的欧洲具有革命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培根不仅仅从理论上系统阐释这种新方法，而且在其所有著述中，把它运用于对自然、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等所有方面的研究。在哲学领域之外，培根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散文集》。而这部著作最值得称道之处也许并非里面大量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甚至不是其中充满睿智的深入分析，而是对他所提倡的新方法的绝妙运用。

《散文集》是培根生前唯一出过三个版本的著作，他甚至将第三版译成拉丁文，期望它获得更多读者并流芳百世（拉丁文版在1638年出版）。他在《散文集》第三版献词中宣布：“只要世上还有书籍，我确信（这些散文）的拉丁文（此乃所有人之语言）版就不会消失”，足见他对这部作品之重视和充满信心。然而与作者预言相反，并非拉丁文版而是英文版《散文集》广为流传，“在随后三个世纪里影响着英语国家（和欧洲）的文化”。

《散文集》历经三版，其数量、内容、涉及面和所体现的智慧和洞察力都随培根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拓展和升华。《散文集》三个版本分别出现在他急于涉足官场却累遭挫折、任副总检察长后不断迁升、已历经世事沉浮后赋闲在家这三个他人生中的关键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散文集》的“成长”记录并表现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

1597年版《散文集》虽然只有10篇相对来说比较短小的散文，售价仅为20便士，但立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读者甚至包括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如莎士比亚、琼生和邓恩。这个集子随后在1598年、1604年和1606年3次重印，可见很受读者欢迎。1612年版包括初版中9篇（其中第八篇《谈荣誉和名声》未收入）和新增加的29篇，共38篇散文。1625年版在第二版基础上增加19篇新文，并把《谈荣誉和名声》也收入，一共58篇。除了新增文章外，后来的版本还对以前的文章进行了不同程度甚至较大幅度的修改。

为什么将这些文章称为“散文”（essays，也可译为随笔），他在为1612年版原来写的献词中有所说明。培根说它们是“一些短小随笔（notes），写下它们并非为好奇，而是具有深意，我把它们称为散文。这个名词刚出现，但这体裁很古老，因为塞内加写给鲁基里乌斯的书信集，如果我们留心的话，正是这种散漫式思考的议论（dispersed meditation），它们虽然是以书信形式表达”。他说这个名词刚出现，是指法国的蒙田不久前出版了以“散文集”命名的集子。蒙田的散文和塞内加的书信之间一个主要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就某一主题，比如友谊、时间等，从不同方面用优美文笔表达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把自己“随笔”性质的文章称之为“散文”。实际上，从形式到内容，他的散文同前面两人的作品大为不同。特别是他在1597年出版的10篇散文，与塞内加和蒙田的文章更是相去甚远。

培根与塞内加和蒙田在散文写作上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突出地使用了一种警句（aphorism）的形式和风格。任何读过培根《散文集》的读者，都不可能不发现并赞叹其中大量语义隽永、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在这方面，1597年版最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该版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由一系列警句式的小段落组成，它们是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的真知灼见。但作者基本上没有对这些警句进行阐释或发挥，更没有用分析或其他方法把它们整合成意义连贯逻辑清楚的统一体。相反，这些段落还用分段符号分开，似乎在有意凸显它们之间逻辑上的不连贯。这样，每一篇散文看起来都像是数量不等的警句的集合体。比如，培根散文中的名篇《论学习》是该版的开篇之作，该文包括8个警句式段落，用7个分段符号隔开。这些段落后来全被收在经过较大扩展的1625年版中，比如“读书可使人充实，讨论可使人敏锐”、“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等，都成为最广为流传的警句。虽然后来的版本去掉了分段符号，对前面版本的文章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充实，而且也在有些警句之间添加了一定连接性话语和例证，但这种警句形式和风格大体上得以保持，并被运用到许多新增篇章之中，成为培根散文一个特别突出的本质性特点。因此，要真正理解和欣赏培根的散文，就必须首先把握他关于格言警句的独特观点和对警句形式的创造性运用。

在著述中大量使用警句格言自然不是培根首创。据学者们研究，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时期十分普遍。斯特恩指出，文艺复兴“显然是法则和格言的全盛期”。这种状况其实揭示出文艺复兴的一个深刻悖论：需要权威来颠覆权威。本来，文艺复兴人“复兴”古典文化并非要回到过去，而是将其用作思想武器来颠覆现存秩序，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格言警句是历代人们智慧的结晶，很有权威，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大量运用格言警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借助其权威来对付当时的权威思想体系，如培根所说“将其用来服务于现实”。

文艺复兴时期是英格兰历史上流传下最多格言警句的时代，而培根则是为后代留下最多格言警句的思想家。他搜集和创作了大量警句，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中，并广泛运用到包括《散文集》在内的所有著作里，而《新工具论》就是直接以警句形式写成。在初版《散文集》之前，他就已经写出一本《法律格言》，并在其“序言”（写于1596年）中初步表达了对警句和警句式写作形式的独特看法：“用一系列独特而不连贯的警句来表达知识，的确能给予人的才智更多腾挪跳跃的空间，使之能更有成效和多方面运用。”培根所用警句主要来源于医学、法律、《圣经》和历代思想家等许多不同传统，它们是各领域千百年来人们智慧的结晶。但培根并不仅仅是继承前人智慧和发扬这一传统，像他那雄心勃勃的《大复兴》一样，他用他所提倡的科学实验方法，对格言警句这一独特形式进行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在谈到格言警句时，培根说，在古代，当人们发现“任何从观察得来的知识有益于生活，他们就会收集起来，用隐晦的格言或寓意式的警句来表达”；而这种“从具体事物中获取的鲜活的知识最易于返回到具体事物”。对于培根，格言警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人和具体事物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所以它们不是抽象的教条，更非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人们进一步考察自然和社会的引导和“材料”（data）。我们不能对其盲目崇信，而应该将其“返回到具体事物”，在运用中根据实际情况对它们进行考察、检验和修正。比如在散文《论爱情》中，他在给出“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事业均可抵御这种愚蠢的激情”这个警句之后，立即用两个实例来对其修正，并指出“由此可见，似乎爱情不但能钻进无遮无掩的心扉，而且（偶尔）还会闯入壁垒森严的灵台，如果守卫疏忽的话”。也就是说，“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事业”并不一定能抵制爱情。在《论复仇》里，他引述“基督要我们宽恕仇敌的教导”，但随即举出为恺撒报仇等三个历史上著名的例证来证明可以报“公仇”，而且说“报公仇多半会为复仇者带来幸运”。如此运用实例或生活现实来修正广为接受的观念在其他许多散文，如《论真理》、《论善与性善》、《论友谊》、《论复仇》、《论嫉妒》、《论虚荣》等篇章里，也都十分突出，充分表现出他尊重事实的思想和方法。

关于格言警句和警句式写作，培根还有大量精辟见解。他说：“阐释性话语被砍掉、例证的说明被砍掉、连接和顺序话语被砍掉、运用性描述被砍掉，所以警句中所剩全是实实在在的观察结果（observation）”，因此“只有那些思想睿智且有根有据之人”才“敢于撰写警句”。最有意义的是，培根把警句作为写作方式，把许多警句或者警句式段落、权威的引言、历史事件或人物，以及大量含义丰富的各种例证直接并置在一起，“砍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散文中创造出一种与现代主义诗歌多少有点相似的“碎片”风格。爱默生说，培根的作品具有“碎片性”，犹如“没有用灰浆黏合在一起的散沙”。在培根的许多著述中，这些“碎片”由于没有受到逻辑阐释的强力整合而具有一定象征隐喻的特点，如同在诗歌里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含有丰富的多重意义。里特认为，培根的散文与“17世纪诗歌的手法有内在联系”，因此应该像阅读邓恩的玄学派诗歌一样阅读和理解培根的散文。培根不仅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他的写作风格，特别是他对警句形式的运用，反映出他诗人般的形象思维，难怪一直有那么多人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出自他的笔下。

对于警句的性质和警句式写作风格如此阐释也许是培根在写作方面最具独创性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对人们阅读和理解其《散文集》极有意义。《散文集》中有一些篇章，比如关于修房建园的那些实践性很强的文章，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生动具体得令人赞叹。然而，集子中更多的文章却并非如此，它们程度不同地具有作者所说的警句式写作风格。《论真理》是英语散文史上的名篇，它是培根为1625年版所写的后期之作，将它放在卷首，足见对其重视。这篇散文体现了警句式风格的本质和几乎所有特点。

如果说《论真理》这篇提纲挈领的文章还主要是培根对人的一般性思考的话，那么后面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说是把人作为社会或政治、宗教、家庭、道德个体从某一特定方面进行具体入微的观察，研究“人在做什么”。因此他的许多文章，比如，《论伪装与掩饰》、《论嫉妒》、《论狡诈》、《论高位》、《谈求情说项》等，都入木三分地描述了生活中，特别是官场上人们屡试不爽的各种权谋伎俩，可谓详细的做官指南或英格兰的“厚黑学”。因此在他所有著述中，《散文集》“总是最被人误解”。爱默生评论说，“在那些天使般论述的间隙中”我们会突然听到撒旦的“卑劣和狡诈”。

其实，培根是在遵循他关注“人在做什么而非他们应该做什么”这一基本理念，把自己对人的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尽可能用充满睿智的警句式写作客观地表达出来。也正因为他从实际出发，而非盲信教条，他甚至从恶中也看到益处：“恶性是极大的人性之误，但却是造就高官大员的最佳材料；正如弯曲的木材适宜造需颠簸于风浪的船舶，而不适宜造需岿然不动的房屋”（《论善与性善》）。培根在这里不是在讽刺，而是在谈真实看法。博克斯认为，培根这是“把个人道德从属于公众道德”，而这“并不意味着以生活进步的名义把道德牺牲掉；相反，它进一步发展了在《大复兴》里提出的关于公众生活比个人生活具有更高价值的论点。”正是从这种价值观念和现实出发，培根在《谈追随者与朋友》里说：“在人心不古的年代，积极行动（active）者比才智出众（vinuous）者更为有用。”即使像被基督教谴责为“七大重罪”之首的虚荣，他也认为“虚荣心对军人来说必不可少”（《论虚荣》）。

当然，他观察和思考的对象不仅是社会和他人，也包括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灵魂深处的方方面面。许多学者都指出他著述中有不少自传性信息，而且他的著述中留下许多自省的言论。其实，正如博温所说，如果没历经世事沧桑、宦海沉浮，“他如何写得出像《谈厄运》、《论嫉妒》、《论狡诈》、《谈复仇》、《谈世事之变迁》’这样的文章？同样，如果没有长期为仕途钻营和被朋友出卖的切实体会，他又如何能写出“少有追逐高位者不在其雄图大略中杂以阴谋诡计”（《谈贵族》）和“世间少有真正的友谊，而在势均力敌者之间这种友谊更罕见”（《谈门客与朋友》）这样的格言？

培根用科学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睿智观察自然、社会和人类，也同样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审视最深层、最隐秘的自我。他在1625年版的献言中说，这些散文“直面人生并深入灵魂”，归纳出人性的善恶和复杂。他对人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揭示超越了个人和时代，具有特别的深刻性和普遍意义，使所有时代的人们在读到他那些真知灼见时都会引起切身的体会和震撼，使所有国度的读者都获得心灵的启迪和引导。

正是因为培根散文这种异乎寻常的意义，我们推出这本《培根散文精选》。本选集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培根《散文集》里的58篇散文，我们选用的是曹明伦先生的译本。培根《散文集》已有多种译本，曹先生译本除意义把握准确之外，在行文上也更接近培根风格。当然，如同所有译本一样，曹译本也有个别值得推敲之处。如《谈宗教之统一》一文中，曹先生将警句“all colors will agree in the dark”译为“在蒙昧之中，形形色色的宗派均可和平相处”，意思不错，但似乎更像按语境解释，祛除了警句的生动性和潜在的多重含义，不大符合培根的警句写作风格。

本选集第二部分选用刘慧和周英两位老师的译本，包括一篇关于谣言的散文、从《新工具论》中节选的“四假象说”、《古人的智慧》一书等内容。“四假象说”是培根哲学思想的核心组成，而《古人的智慧》是培根运用其经验唯物主义思想解读古希腊神话，揭示古人智慧以反观社会现实的重要著作。这些篇章不仅表现出培根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是文笔优美的散文。其实，培根的其他著作，如《学术之进步》和《新亚特兰蒂斯》，都包含不少思想深刻和文学价值很高的部分，是优秀的散文，很值得阅读、欣赏和研究。